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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谈新疆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

  2016年，王蒙在旧金山发表演讲，谈了他在新疆的生活。其中一部分内容谈到了他对新疆发生的“三股势力”问题的看法：

为什么近年来新疆发生了一些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的不好的事情？这里有许多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对我们中国的多民族的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阐发还有待于我们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当时解决民族问题靠的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毛泽东的名言是，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问题。很简单，就是你们汉族好好斗你们汉族的那些财主、地主、黄世仁、南霸天，你们维吾尔族去斗你们的巴依、伯克、乌斯曼匪帮那些人，你们内蒙去斗你们的王爷，你们各民族斗自己的阶级敌人，你们相互之间没有矛盾，你们饭都吃不上，能跟谁闹矛盾呢？这个理论很管用。确实，就包括我去新疆的时候，当时宣传的都是，不管什么民族，我们都是阶级弟兄，相反你们各自要跟本民族的那些坏蛋做殊死斗争。

我们需要发展、需要研讨在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期以后，对于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怎么解决，需要有理论上的更充分的阐发。更重要的问题是我说的第二个问题，现代化对于每一个民族来说，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原地区，包括清末民初，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各界人民面对的工业国家那种强势的文明和强势的武力，曾经不知道感受了多少痛苦和焦虑。那么，近三四十年来，中国的急剧的现代化的发展，各个民族在这个过程中的感觉有不同。你譬如说，我在伊犁呆的时间最长，伊犁过去的手工业非常发达，一个是皮革，一个是做帽子，鸭舌帽，那种受俄罗斯影响比较大的帽子，他们管它叫坎土曼帽子。还做皮靴，都是伊犁最好的工业。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以后，他做皮靴做不过内地的人，伊犁女人都是戴大头巾的，他做头巾不如上海做的，当地的羊毛再多，也制不出那么好、那么便宜的大头巾来，你的皮靴不如温州造的。这样，他的生产的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在社会急剧发展当中，很多原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譬如过去新疆的水磨是非常发达的，就像欧洲一样，到处都有水磨，现在水磨就基本没有了，因为用电磨又便宜又简单又非常方便。所以水磨这道风景就没有了。类似的事情非常多，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在发生变化，并不是每一个民族里的每一个人都欢迎这种变化。他会有一种自己赶不上时代快车的感觉。

第三个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国外的影响。因为，原来的两个阵营、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现在慢慢地看着模糊了，相反，那些最原始的民族、国家、领土、宗教、信仰这方面的问题在发生。这样，在境外就有一批对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对全球化感到完全绝望、感到痛恨、感到仇恨，甚至变成了对整个人类的仇恨，对世俗生活仇恨的这样一些人，走向了恐怖、走向了对无辜的人民的攻击。新疆也出现了这样的极端恐怖分子。他们有的到了俄罗斯的车臣，有的还在想办法从马来西亚、从一些地方跑去叙利亚参加IS的活动。现在我们已经追回来一批。有的在北京、昆明、乌鲁木齐、喀什制造了一些恐怖事件。但是，我要说，新疆的各族人民、新疆的维吾尔人是非常和平的人民，是非常可爱的人，坏人是太少太少了，我坚决相信新疆是我们祖国大家庭的一部分，新疆的各族儿女和我们心连心，如果我们中国的走向现代化能够照顾到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发展，能够有更平衡、更细致的工作，当然，也必须有对恐怖分子、极端分子的坚决打击，那么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新疆的前途是光明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他们的命运都是光明的。我愿在旧金山愿意继续表达对新疆的热爱和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