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二月 16, 2011
最近比较闲
最近比较闲，同事们都忙于3月初的厦门会议，就我，无所事事，难免有些无聊。
在家时，就一卷在手地读书；在公司时，就上网浏览地读书。
在当当网上（刚发现当当网除了买书，还能在线阅读，呵呵，赚到了）看了几本梁文道的书，痛快！
”和注重基础教师的芬兰模式不同，“中国模式”强调“学习型官僚”。你现在去各大专院校的研究所点名，会发现登记册里没有几个中小学老师，倒是有不少在职官员，他们全都很踊跃地攻读着硕士博士，颇有学政合一的古风。
当地一位官员解释，其实“在北欧，你已经找不到没出过国的中学生了”。相对地，在我们的“中国模式”底下，你则很难找到没出过国的官员。。。。。。。。财政部的数字显示，2007年中国政府的教育经费大约是六千多亿人民币，占了GDP的2.7%。世界平均水平是7%，一般经济欠发达国家也有4.1%。我手上一时没有2007年中国公务员吃喝、公交车和出国的开销统计，但我知道在2004年的时候，这笔钱的总数就已经达到了七千亿元人民币。如果把这个账目也看成是种教育开支，那么我们的学习风气就算赢不过芬兰，至少也叫做各擅胜场。”----------原题为“一条吞掉自己的大蛇”，发于“牛博网”2008年11月01日，梁文道
无论是中国的政府体制或是教育体制都令人失望。
我原本是一个坚定的反对移民的人，我总认为，在一个完全没有归属感的不溶于血脉的文化环境下长期生活，是痛苦的。真正学贯中西的人，我只看到林语堂。
但，时至今日，我越来越能理解那些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移民海外的家庭了。中国的教育机制性价比很低，投入不低，但教育方式并不一定能适合自己的孩子。与其，做这种低效率的投入，不如，断腕至另一个全新的环境，孩子能面对相对平等的教育体制和相对多元选择的生活环境，至少不必为了一份工作一间婚房而挣扎。
“中国人好谈政治，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当局的利益及视角为“大局”，乃至于诡异地忘却自身，居然很乐于牺牲自己的权益去配合“大局”，十分地无私。中国文人更有当国师的传统欲望，尤其容易养成这种不把自我当回事的“大局观”，有时还不限于策论，更要主动充当政府发言人，替官抚民。
不过我们应当仔细地把政府从这里所说的“国家”抽出来，因为镜头下的示威场面不必然损及包括示威者在内的灾民，它真正损害的其实只是当地政府的形象罢了。所以余先生的“大局观”主要还是“当局观”。话说回头，这也是我等平民常有的习惯，动不动就叫人“顾全大局”，虽然明明想的是当局。似乎大家都和领导人很熟，都没拿自己当外人。”-----------原题为“历史？还是大局”，刊于《明报·笔阵》2008年06月14日，梁文道
虽然时隔两年才看到这段文字，依然觉得痛快。
有许多人，仍将“政府”与“国家”，“政党”与“祖国”，混为一谈，将“民族主义”凌驾于“人道主义”。
完全脑残。
“正是阿米拉·哈丝这种人使我感到记者的尊严与光荣。她是一位真正的“无国界记者”，在普世的人道价值和政府与同胞的欢迎之间，她选择了前者。然而，她又是一位最爱国的记者，因为她不能忍受自己的国家犯错，不能忍受自己的祖国在军事和经济上是巨人但在道德上却是个侏儒。看着自己的政府和国民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于是奋起孤笔一士谔谔，欲挽狂澜于既倒，这岂不就是新闻人的良知吗？
一个记者报道或许一时无法见容于当权者，但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就一定更聪明更了解什么是国民应该知道的事、什么是对国民最有利的东西吗？任何政府都想叫人相信答案是肯定的，而任何记者都应该怀疑。”--------------原题为“新闻人的良知”， 《南方周末》2007年11月23日，梁文道
记得当年我高考的理想是复旦新闻系，但，后来因为成绩羞涩，只能念了地方大学的经济系，学做生意人。
工作后，见多了又吃又拿只管发稿脑满肠肥的记者们，觉得他们还不如生意人呢，一样是“卖”，生意人虽然也卖产品卖脸皮卖一定的道德准则，但如果要长期经营，还是要尽量维持一份商业道德和诚信，才能追求长期的利益最大化。
记者呢，难道他们原来不应该是最敏锐最有良知最有人道关怀的一群人么？他们原来不应该是整个人群中的“眼睛”与“良心”么？他们却比生意人卖得更彻底，不及倡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