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唐师曾谈新闻摄影

与唐师曾谈新闻摄影（一）
对话人：
-- 唐师曾：新华社摄影记者
-- 曾璜： 中国特稿社Corbis/ Sygma 图片编辑
与唐师曾谈新闻摄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总是带着外出归来后孩子般的喜悦滔滔不绝的讲故事，全然不顾别人的提问，总是从新闻摄影谈起，最后扯到他的冒险生活，也许就是因为他天生精力旺盛，摄影只能说是他庞大的人生梦想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而且照他自己的话说"我就把摄影当作简单工具用，它就是一块橡皮，一支铅笔"。
（一）
"摄影就是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不了太多的重负。我从来没有把它看得有多高，也没把它看得那么低。"
唐：我想给你念一首诗，是我不久前在金三角学来的，是一首拉祜族民谣：
想你想你咋个想你，请个画家来画你，把你画在枕头上，晚上做梦还想你；
爱你爱你咋个爱你，请个画家来画你，把你画在吉他上，抱着吉他还爱你；
恨你恨你咋个恨你，请个画家来画你，把你画在砧板上，千刀万刀剁死你；
恨你恨你咋个恨你，请个画家来画你，把你画在地板上，路上行人踩死你；
请注意这个“咋个”，这个词有一种撕心裂肺的无奈，一种男女厮咬在一起的难以割舍感觉，是一种语言难以表达的境界，我就喜欢“咋个”的这种感觉。摄影对我来说就有这种感觉，而这些东西又恰恰是摄影没法表现的，摄影连这么简单朴素的民谣都没法表现，它还能表现什么！摄影就是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不了太多的重负。我只是觉得摄影好玩，所以才喜欢，所以才放弃大学教书职业当摄影记者。我从来没有把它看得有多高，不过也没像其他人那样把它看得那么低，要不然我就不会以此为业了。其实人类许多美好的感觉都是无法表达的，连语言都无法表达，摄影也大可不必怀着“一图胜千言”的雄心壮志了。
曾：那你觉得新闻摄影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唐：摄影首先应当真实，应该处在一个真实的地位。无意中欺骗过读者的摄影记者应该忏悔；恶意欺骗过读者的摄影记者应该引咎辞职；利用工作之便恶意制造假照片，并参加摄影大赛牟利的歹徒应该判刑。我认为照相本身有两个特征，一是真实性，二是瞬间性，这两件事都必须依赖时间空间。在广阔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中，我选择一件好玩的事，用好玩的角度拍一张，就开始了摄影采访。广袤大地、茫茫人海，直到广阔的宇宙，目力所及之处都是空间。我在无数个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拿起相机快门喀嚓这么一按，从时间的断面上选择一个切片，这就是一个短暂的瞬间，无数瞬间构成永恒的时间。空间就是我口袋里的地图，时间就是我手腕上的大铁表。对我来说，时间就是历史，空间就是地理，这两个构起来就是人的生活，我就在这个两维空间里面走。所以我一年四季从不摘下手腕上的大铁表，书架上摆满各种最新版本的地图。我的恩师萧乾自称“未带地图的旅人”，教导我出门不仅带地图还要带表。至于照相不照相，从来没刻骨铭心地仔细想过。我在大学教国际关系时热衷摄影，花掉全年工资买一个镜头，对摄影怀着一种职业的“敬业态度”。进新华社后虽然以此为业，但仍然怀着当初在北大时对摄影的“业余热情”。而且2000年已经是信息世界、信息时代，存在无数种说话的方式，把某一种说话方式看得最高，那肯定有病。“最”是封建社会的“至上”，是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典型特征。把摄影师分成什么国家队、民间队，什么一图胜千文，我不同意。该文字就用文字，该摄影就用摄影，该用语言就用语言、该用形体就用形体、该沉默就沉默。我反对这些既得利益、惟我独尊的划分。因为从公元前6世纪佛教就说众生平等了。我在北大开始信仰共产主义，我希望自己成为里德、斯诺、卡帕、萧乾、方大曾那样的国际主义战士，反对一切不平等。上个星期我和一位德高望重的文艺评论家喝茶，他对摄影的评价很激进，比如他老说“解构、解构”，我总是听不懂。经他解释，“解构”就是分解、打破、推翻的意思。他说有些新闻记者把自己的生活局限在人民大会堂里，端着相机找了半天，找一个奇怪的角度，按上一个奇怪的镜头，把被摄者的奇怪的姿势、奇怪神态拍下来。而“牛群一个说相声的，一会儿就弄出一大堆这样的照片，马上就把人民大会堂的皇家摄影师们解构了”。
不久前中国摄影出版社陈申社长让我给一本关于《玛格南》的译著写序，我就像被“电”了一样，〈玛格南〉把我干了将近20年的新闻摄影“顿时”解构了。上个月CCTV的《美术空间》让我帮忙做一期《寻找方大曾》，方大曾这样的摄影记者的照片一出来，立即把我以外更大范围的美丽的新闻照片“解构”了。实际上也把中国对新闻摄影的传统解释“解构”了。
曾：但实际上16年前你就是从这个领域里开始的。
唐：这就像否定之否定，我喜欢拿这本书《MODERN TIMES》为例，这是一本讲国际政治的书。国际政治是历史的一部分，《MORDEN TIMES》是我在上学时读过的一本书。这里边有几张照片，比如像这张蒋介石与罗斯福坐在一起的照片，就是我们熟悉的《开罗宣言》。50年前中国由于参与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成为战胜国而国际威望奇高。收回台湾，参与战胜日本，还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成为亚洲、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头号强国。这些照片对我触动特别大，因为我学的是历史，我发现“四人帮”时代我们学习的许多历史全是瞎编的，跟世界上大多数历史书写的都不一样，至于跟历史事实就相差更远了。比如这个，这是一张十月革命时期的照片，这张照片谁都看过，但列宁旁边站的托洛茨基就没人知道了，2000年的照片不应该把谁切下去。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时期的一张名照。
曾：1998年西德国家博物馆组织一个有关历史上假照片的摄影展，其中就有这张照片，但是那张照片作假是用斯大林替换了托洛茨基，这个影展也有几张来自中国，由于政治原因作了修改的照片。
唐：我在北大当学生学的是国际政治，国际政治是历史的一部分，但“四人帮”之类出于错误的哲学理念，恶意篡改历史。作为学生，我认为这种写书的方式不对，违反我信仰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我是共产主义者。于是我停止看这类照片、这类书，包括类似的紧跟形势随意演绎历史的电影、电视作品。我认为这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浪费国力。所以在北大当学生时就想用照片写历史，希望以摄影为生。但即使如此，我也知道照片就是这么一张薄薄的纸，要达到哲学的宏大，数学的精确，光学的迅捷，文学的浪漫，都是不可能的。历史上也确实存在过“一图胜千文”的时候，但那不是你我这样庸才可以制造出来的，所以过分强调摄影本身就有问题，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主要是文字构筑的，而不是照片，照片才出现100多年，而且可能是短命的。即使从感光材料的技术角度讲，无论从理论到实践，摄影都不可能和金字塔以及金字塔上的象形文字相比。
曾：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的？
唐：从时间上讲是1989-1990年前后。或许还要更早，因为我在新华社拍摄的主题是突发事件，这类照片最珍贵，也最受限制，但最终恍然大悟还是海湾战争。这是因为这类题材大多不许拍，而且靠照片不可能完整、真实地表现海湾战争。
曾：实际上一开始我就有一个问题，而且你也没有回答，WPP在今年四月份颁奖之后有一个讨论叫做immergence of the photojournalism looking for the future（面临危机的新闻摄影及其出路），就是在讨论我们现在这个领域新闻摄影所面临的尴尬的局面。《生活》杂志最近也停刊了，而美国《国家地理》发行量近些年来也下降了三成，由10年前的1100万份左右到今天的约700万份。那么你怎么看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的新闻摄影死亡的问题？
唐：第一、从历史的长河讲，2000年前后比摄影更好玩的东西突然形成气候，如电视、互联网。这是从时间上讲。第二、从空间上讲，全世界的摄影普遍不景气，中国也不景气，新华社摄影则更不景气，而我自己则不景气到家了。1998年由于再生障碍性贫血差点死过去。用《易经》解释就是“绝”卦，“绝”《易经》中是比“死”卦还坏的态势。但也有好的一面，就是“穷则思变”嘛！
摄影圈一直流传着十几年前发生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故事，当时只有新华社记者才可以在人民大会堂里肆意徜徉。说一次采访开始后，一位德高望重的新华社摄影记者突然发现一个背相机的生疏的面孔怯生生跟在后面。于是这位老先生提高警惕走过去盘问。年轻人诚惶诚恐地向新华社老前辈报告：“X老师，我是《中国妇女报》摄影记者陈炼一，我也办了证件，请您多关照。”老前辈斜着眼长叹一声：“咳！现在怎么什么人都能进来了。”十几年过去，摄影记者陈炼一不仅荣任摄影十佳，还当了《北京青年报》总编室主任，《北京晨报》副总编，“什么人”把几张报纸办得虎虎有生气。
现在早已不是封建社会，劳动人民只能坐在屋里坐井观天，听皇帝老子的最高指示。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坐在家里上互联网，老子不出门，就知天下事。现在任何人都可以买张飞机票飞离地球转一圈，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我们必须习惯用世界的眼光、用《国际歌》觉悟面对世界。从今年7月开始，公安部边防局简化私人护照的审批手续，改革开放使曾经封闭的中国成为世界大家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所以今天的照片不仅受到传播形式，比如电视、互联网的挑战，还受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挑战。我摄影的目的是目击历史，这就要求我的工作深入人心，让真实的历史深入人心。我并不计较照片美丽不美丽，我认为美丽不美丽是美学范畴，莫奈、列宾、米开朗基罗，才涉及美丽不美丽。那是美学最讲究的。举个例子，我自己作为一个以此为生者，也以为新闻就是坐在人民大会堂里用奇怪的镜头拍决定全国人民命运的两会，使用奇长或奇短的镜头拍一些重要人物的奇怪姿势。这已经弄得当过几年人大代表的老手学会怎么配合摄影记者。每年都有摄影记者以去年那个姿势为基础，在今年“创新”新的姿势。摄影记者就这么把自己做死了，不是摄影死了，摄影师自己把美好的摄影做死了，所以也把自己做死了。
咱俩聊天的前一天，CCTV让我帮忙做一个4个小时的晚会，纪念特区成立20年。总撰稿是何东、主持张越、方宏进，我负责讲述照片里的故事。开会的时候，我们共同发现，就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起飞的20年里，竟然找不到令人满意的有关深圳、汕头、珠海、厦门四个特区的档案照片。几千张选来的照片千篇一律 ，要么是以各种时空表现小平南巡、要么是以各种时空表现今天的高楼巨厦。明显缺少普通“人”在这20年中的具体变化。是CCTV的照片采集方式有误，还是我们的档案征集系统本身就排斥真正有价值的档案照片，还是根本就没人拍真正的纪实？
我认为人与动物的最重要区别就是思想。有思想的人就像一个会游泳的人，他可能被大水冲向任何一个地方，但每当他要淹死的时候，都知道怎么换口气，而不至于随波逐流。没有思想的人就像不会游泳的人，冲到哪儿是哪儿。有思想的人就像指南针磁铁，不管到什么地方都指向北方。否则就是到了北极，也是一根棒槌。（世界博览）
“有人撰文评论我‘拍的不如写的好，写的不如说的好，说的没有做的好。’在此我永远感谢这位知音的过奖。”
曾：摄影界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你说的比写的好，写的比拍的好……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总是向别人介绍你的好照片，特别是这次看了你从伊拉克拍回来的照片，从我个人来说，我并不认为你拍的不好。
唐：最关键一点——我坚决要强调的是我一直坚信：“我做得好。”由于我做得好，所以我就不在乎我说得好不好，写得好不好，拍得好不好，别人看得好不好。因为那些都是皮毛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我干得如何，才是最根本的。往往当我开始干一件事的时候，还没有多少人注意那件事。如我是新华社最早买BP机的记者，1987年我就有了“126呼5566”。我还是全中国最早配备无线电话的摄影记者，那是新华社社长鉴于我战功卓著，给我特批的奖励。再比如可可西里，我去可可西里的时候还没什么人知道“可可西里”是什么东西，“可可西里”这四个字还不知道怎么写呢。法国伽玛图片社要买这批照片，让新华社巴黎分社李根兴问我“可可西里”怎么写，翻译到法文就成“Hoh xil"。那时候的可可西里才是真正的“无人区”，用不着人类去保护，野生动物俯首可见，生来自由。我回来后把拍摄的300个反转片全部交给新华社，领导表扬我之后，反转片泥牛入海，没消息了。后来据说是摄影部搬家搬丢了。我很难过，那是我身体最强壮时的记录。我背着沉重的器材：莱卡M4、莱卡M5、三台尼康FM2、300毫米2.8、500镜头和其他大小镜头、几百个胶卷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野外住了4个月。我找过很多人，请求帮我找到这３００个胶卷。这些照片好还是不好，我自己都没看过，没法评价。但这是属于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是关于可可西里被人类污染前的最后一批胶卷。尽管10年前我就在没有污染的可可西里，我拍了３００个胶片，尽管这300个胶卷被人弄丢了，尽管只有极少数的编辑和领导看到过这些幻灯片。但即使永远找不到了，我也认为我是最好的，因为我做得好，当时还没有职业摄影师进可可西里，我是第一批进去的职业摄影师，我在帐篷里面住了四个月，曾经到过海拔6000多米的地方，把300个反转片全交给了新华社，我已经完成了我的职责。至于以后这些照片坏了，没有了，都不是我能管得了的事。另外比如在野外拍大熊猫的时候，沿着万里长城步行的时候，海湾战争爆发的时候，都不是这件事发生之后组织派我去的，都是事件发生之前我已经预见到拍摄主题，而且已经移动到这些主题的附近，“事先进入阵地“。我在青藏高原打报告的时候，海湾战争还没影呢，我是根据叙利亚的哈马规则推断出中东要打海湾战争。凭借我丰富的国际问题知识和无私的胆量，我说服新华社社长穆青、副社长郭超人同意我单枪匹马潜入巴格达。由此赶上20世纪钢铁含量最大的一场战争——海湾战争。能在穆青、郭超人手下当记者是我百年不遇的幸事，并不是每个好青年每天都能碰上这样的好人。
此外，8年前我闯入以色列边境后，曾经写文章推断当时的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巴拉克日后可能会当以色列总理，有关部门怀疑我信口开河。但我坚持把这个论断发表在外交部《世界博览》上，并收入我的一本书——《我钻进了金字塔》。去年，巴拉克终于成了以色列总理，这足以说明我具备基辛格、布热金斯基的国际政治远见。我不是超级大国的国务卿，我喜欢当一名在世界各地自由流荡的摄影记者。
曾：你在你的一本书里很早就谈到过你的摄影理念：我来了、我看见了、我拍下了。看来，你现在还是这样认为的。
唐：对　“I ｃａｍｅ　，I　ｓａｗ，I　ｃｏｎｑｕｅｒｅｄ。”这句话我在摄影界讲得很早，在我加入新华社不久的1987年我就开始说这句话，当时新华社高级记者郑震孙送给我一件红色的佳能摄影背心，我就把这句话写在摄影背心的左襟上。以后我穿坏了王景英给我的第二件红色摄影背心，黄文给我的第三件摄影背心，我把自己当作红袍恺撒的化身。其实说这句话的人比我更早，早到公元前，这个伟人就是凯撒大帝，公元前恺撒在占有埃及艳后克雷奥巴特拉之前就这么说了。红袍恺撒“conquered ”原意是：统治了、占领了、打赢了。我把恺撒“ congquered”的原意偷换了。我崇拜红袍恺撒，喜欢他的哲学理念。在摄影方面我只要Iｃａｍｅ　，I　ｓａｗ，I　ｃｏｎｑｕｅｒｅｄ就行了。我没有时间充分考虑这件事美不美。
但我也曾经走进一段美丽的误区，过分地追求美丽。第一次对我进行迎头痛击的是《中国青年报》的贺延光，当我把那些美丽照片给贺延光看时，他不屑地说怎么净拍些大美人啊。我当时脸红到脖子，一直红到脚后跟。这是第一个对我进行这方面教导的人，一直到现在我都感谢他。现在我认为美不美那是美术家的事，我不是画家，我要的是真实，在有限时空里的尽量的真实，所以我最近买了一个莱卡，而且就买一个３５ＭＭ的镜头，不买２０毫米的，我希望尽量不变形。莱卡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比较可靠，还有它的镜间快门没什么声响，我尽量不用大灯小灯一大堆，以及骇人的大镜头，让人以为照相馆的来了。我尽量不惊动人，莱卡最吸引我的是它有一种上个世纪的那种夕阳武士的一种情调，很“简单”地来了。
曾：我还记得15年前，你从新华社摄影部领到第一台尼康相机的时候，抱着它大喊大叫的冲进我的办公室，到处展示你的尼康。几个月前当你买了第一台莱卡，，又忙着四处打电话，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有莱卡了。照你老婆的话说，现在把老婆踢到床底下，抱着莱卡睡觉，可１５年前你可是抱着尼康睡觉的。
唐：那是我26岁时的事，当时的尼康让我走进了一种境界，一种崇尚速度的美好之中。当时自己很年轻，体力很好，可以背一头骡子的重量，以为镜头越大越好。我喜欢MD-4马达的咆哮，那种尖叫的带有“施图卡”飞机俯冲的意味。我现在开始怀疑自己当时不是为了照像，而是为了表演自己有体力。此外让人一看，羡慕这哥们还有在足球场里转悠的特权，还能在靠近大人物的主席台上走走，觉得自己很自豪，很光宗耀祖。现在想起来很不好意思。我不是反对用大炮镜头，我的经验是越简单的镜头越容易靠近被摄对象。我需要简单。比如徒步前往大水塘（东南亚某著名优质罂粟产地）的山坳时，一个人背着一两个大镜头，两个机身，再背着一个笔记本电脑，还有两壶水、干粮，雨伞，沿着泥泞的小道，看着云端里的山坡上有一片银白色的光，那是盛开的罂粟地，你往上爬的时候，会碰到蚊子、蚂蟥、毒蛇、瘴气，你还得带防疟疾的药，这时你想背着这个大镜头干嘛，还不如背一罐冰镇可乐。那时你就会想弄一个莱卡，什么F3、F4、F5H还有什么EOS，重到让我发疯。我需要的是一台不用充电的照相机，莱卡不用充电，我需要一台节省胶卷的相机，莱卡节省胶卷，我需要一台不引人注目的相机，莱卡不引人注目。我不能还没走到目的地，就让人家误以为是背着40火箭筒，先发制人地给我一枪。这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平和、傻帽的唐师曾，拿着一个酷似海鸥２０５的傻小子，信马由缰走上坝子。和蔼可亲地向主人讨一瓢凉水，接过主人腥臭的大烟贪婪的品尝，然后笨手笨脚地帮大嫂用铁丝刀收割大烟，再掏出莱卡按下快门。这就是工作性质决定摄影装备，决定摄影思想。一个坐着奔驰车在辉煌的殿堂里拍照的人，他需要越来越大的镜头，工作中需要摄取越来越多的表演性质，反之他还原为一个人的本色的时候，成为一个草民的时候，他肯定将生存放在第一位，“生存第一，生存的感觉次之。”当然，如果我现在回到可可西里拍藏羚，我也许还会选择EOS-1和1000毫米镜头。这没有一定的定式，关键是生活的态度。目前我手里有两本书稿，我个人认为它们的印数都应在１０万以上，一本是《我在美国当农民》。如果我拍一本美国画册我拍不过摄影家，如果我写一本美国小说，我也写不过作家。但关键是我去体验，我孤身一人驾车环绕了美国，用我的眼光观察，用我的思想感悟，用我的文字和照片传播。我已经几次穿越金三角，分别以海陆空以不同的方式，包括沿湄公河漂流，穿过云南、缅甸、老挝、泰国……我猜世界上像我这样体验生命的人并不很多，所以伴随而出的照片和文字肯定更不很多。物以稀为贵，这就决定了我劳动的价值。当然我冒险的代价很高，有时甚至包括生命，因为我是记者做法，而不是小说手法、戏剧手法。可能我拍得不好，写得也不好，但我能进去。对我来说没有进不去的地方，当然也不是绝对，但一般来说要是连我也进不去的地方，别人肯定都进不去，只要有一个人进去，那就应该是我。而且我不是赤手空拳进去，我得拿着我的相机进去，就是拍不了什么，我还会拿笔写些东西出来。但我不会肆意廉价地传播，我想写历史，比如《金三角地区小国间的多边政治和毒品问题》。这个想法是我帮公安部成功举办《全国禁毒展》之后萌生的想法。从展览照片又引出新的话题。再比如我上个月重返巴格达，也不仅是摄影，我要看一眼这一地区10年来的变化。我希望考察海湾战争及其封锁对伊拉克的影响、对海湾国家和世界格局的影响。(世界博览)
“凡是从事这种以生命作赌注的，真正贴近生活采访的人，他的照片只能是这个样子，他写的文章也只能这样，他不可能用很华丽的辞藻粉饰生命的死亡过程。”
曾：我觉得你这次有些照片的影像和以前的不太一样，采用了不完整构图，多视觉趣味点等手法，视觉构成挺西方的。我认为这是比较国际化的摄影语言，但是国内有些人把它称为"媚西"，你怎么看。
唐：现在世界大趋势就是这样，不是说我一个人往西走。麦当劳、交响乐、圆珠笔、电脑、大哥大、香车洋房这哪一件可以分东西。这还不用说公尺、公里、公斤、公升、手表时间公历之类，还有WTO。现在全世界都逐渐认同同一种规则，这种规则不能说是西方的，只能说“世界的”，比如35毫米相机，你不能说这是西方的，比如说大干板，什么尺寸的都有，为什么都统一到35毫米尺寸上呢，就是莱卡、柯达确定的，你不能因为他们是德国、美国的，就说亲西方了。世界自有世界的价值观，你可以不认同它，但最终你得和世界接轨。
曾：但你现在的影像是怎么形成的呢，好像给人感觉很突然。以前你拍海湾战争，拍可可西里，大熊猫，表现手法还不是这样。
唐：其实不“突然”，这主要是由拍什么，为谁拍而决定的，因为我从来就是一个好的国家工作人员，我始终以我老板要什么为标准。10多年前，我在《中国记者》上写过一篇文章“老板要你拍什么，你就拍什么。”当时的新华社只统计发稿数字，并不考虑采访成本、采用率和照片的文献价值。现在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采访机会与我无缘。因为我过去劳累过度，现在积劳成疾，所以老天照顾我不让我继续透支生命。可我是天生的劳动人民，不干活心里闷得慌。作为一个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创造财富的病人，我不能再咔咔咔像过去那样使用马达，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浪费胶卷。所以我改用莱卡，吭哧半天按一下，一个重要原因是“要节约闹革命。”此外，社会进步了，摄影记者遍地都是，我再弄那样的照片也没人要，连飞机票都收不回来。我10年前也有类似这样的“媚西”照片，只是没有地方发稿，《新观察》的李晓斌、〈中国旅游〉的王苗曾经用过我的这类照片。
曾：我理解，你在摄影语言上被误导了，就我对你的了解，在摄影方面，你完全没有受到系统的职业训练。
唐：不是我不虚心，我曾经得过奖学金，美国圣巴巴拉摄影学院的奖学金，那个教授叫李保罗，但是领导认为我应该去那里讲学，而不是学习。李保罗看上我就是看了我在新华社的发稿照片，你能到这么多好地方，但你拍照片太臭。现在有三个，第一你给我当翻译，我陪他去了很多地儿；第二我带你去云南，新华社没让我去；第三，你跟我去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摄影学院上学，我要把你训练成最好的摄影记者。这是一个机会。还有一个机会就是瑞宁格，他是和我私交很好的朋友，1988年来北京的时候我给他当翻译。他说你应该去上学，你有很好的天赋，你是一个社会学家，一个哲学家，你能体会到别人体会不到的东西，你能进入别人进入不了的场合，但你照片太臭。不过最后都没去成，领导说我可以去美国当教授，而不是当学生。
曾：那你认不认为摄影专业训练对一个摄影师很重要。
唐：这是十分必要的。训练是一项事业得以正常发展的关键。美国的巴顿上将（George Smith Patton Jr）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一盎司的汗珠价值一加仑的鲜血。（An ounce sweat is worth a gallon of blood"比如我国消防局有战训处、部队有作训处，都是平时主管训练，战时负责作战的部门。北京消防局局长是我的老朋友，他原来就是战训处处长。我的另外一个担任坦克部队主官的将军，原来也是作训部长。我坚信平时不训练的记者根本无法进入特定的地点，即使进入了也无法圆满完成应尽的义务。
曾：你遗憾吗？没有受到摄影的专业训练。
唐：对。我很遗憾没有机会进入正规的摄影学院学习，所以韩子善教授每次让我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讲摄影我都战战兢兢。即使在北大国际政治系讲中东问题、在装甲兵学院讲坦克战也没有这么紧张过。我在新闻学院讲课时讲的根本不是摄影，而是摄影采访的信息获得、快速进入现场、抢占有利位置、拍摄后快速撤离、长距离传真等。多年的长期奔波使我失去充电的机会，这不仅无益于事业，而且会直接损坏身体健康，所以这对职业摄影师说简直是灾难。但摄影教育不一定必须通过摄影学院完成，我更主张“战训”、“作训”之类的强化教育。我的好朋友陈雄是没有经过正规摄影教育的摄影师，他的摄影是通过在《中国日报》的摄影实践完成的。《中国日报》在训练摄影记者的摄影素质方面很有经验。
不过也有没进过摄影学院的天才，罗伯特·卡帕就是一位。作为对我影响特别大的人是罗伯特·卡帕，按照美学的标准，他的哪张照片特别棒吗，士兵之死？还是其他？好像都达不到我们摄影家的美学标准，如果不说照片是卡帕拍的，那就是张废片了，罗伯特·卡帕写的《诺曼底登陆》你看过没有，那才叫棒呢，《中国记者》上登过，张毓国翻译的也棒。看卡帕写的文章比看他的照片还过瘾，不光卡帕，还有方大曾，我认为凡是从事这种以生命作赌注的，真正贴近生活采访的人，他的照片只能是这个样子，他写的文章也只能这样，他不可能用很华丽的辞藻，坐在窗明几净的客厅里遐想。他只不过把他所做的事用照片和文字记录、感悟、再传播开来而已。好不好都是他们做的。结论应该是他们做得好，而不是他们的照片好和文字好。那些坐在屋看电视，看录像，反复地看，说泰森这拳应该打直拳，那拳应该打勾拳，都是无聊的瞎扯，真正打仗的人，只要上了拳击场，就必须按现场的规则打，来不及权衡什么勾拳直拳。
曾：对你谈到的所谓美学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中国摄影界常常将画意摄影的美学标准，作为惟一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的摄影门类，而你现在也误入这个误区，实际上新闻摄影的美学问题，20年前中国的一些新闻摄影理论家，如蒋齐生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唐：你说得对，你这样说我很同意。但我不认为蒋老的一篇文章就能解决中国新闻摄影的美学问题。
曾：我们都是和外国摄影师并肩作过战的人。我不原意用差距，更愿意用差别来表述，在你看来国外摄影记者和中国的摄影记者差别在哪里？
唐：国外摄影记者大多属于走单儿的，国内摄影记者大多是群居的。外国摄影记者大多是浪迹荒原的，国内摄影记者大多是穴居的。我原来上班的时候总能看见成堆的摄影记者，一下就能上百，说是“集团作战”，而我认为摄影不应该是“集团的”。尤其是动辄一两百，“一日一日的”，老远就能看到一大片，都有鲜明的标识，像闹蝗虫似的。我可能是新华社比较早整天穿摄影背心工作的人，一年四季红背心，坚持了十多年，睡觉都舍不得脱下来。现在开始不好意思再穿。我也参加过那种活动如沂蒙金秋，一大堆人照同样一个东西。比如《上海一日》之类也邀请我，但新华社不许我参加，当时我还对此很不满，现在看来不参加更好。最近我干的事可能不属于摄影记者工作，比如我自己花钱买张飞机票，看看制裁下的伊拉克，看是主要的，拍不拍并不重要。我看到的外国摄影记者都用很简单的相机，比如NIKON FM2，很简单的镜头，背着一包最简单的装备。穿比我的凉鞋还破的凉鞋，服装比我的还更差劲一些，脏兮兮的大裤衩，背着胶卷，怀里揣一瓶淡水。但我认为他们在始终关心着人类，所以这种外国记者就是我崇拜的人，连生命都随时准备扔出去，他们的一生很简单，用很简单的相机，穿很简单的衣服，过很简单的生活。他们没有生活负担，没有思想负担，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曾：实际上国外除了那些大的新闻媒体，如美联、路透、法新的摄影记者，他们的摄影器材可以和中国的摄影记者的相媲美，大多数摄影记者的器材远不如我们。比如说1994年，我前往波黑采访萨拉热窝危机的时候，曾经搭过西帕图片社摄影师卢卡的车，在他的汽车后座上，我看到的是一个尼康FM2和尼康801。可他是荷赛1993年一等奖的获得者。
我认为中国的摄影记者有两批，他们的处境比较尴尬，一是从学摄影出来的，或者是从干摄影这方面出来的，但这批人的文化准备不够，文化底蕴不够，他们有很多机会，但他们不能够意识到摆在他们面前的机会在历史上意味着什么，在新闻上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对他个人意味着什么。另外我们的摄影记者还有一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从大学里出来的，学外语或学新闻的或学文学的，以新华社中新社最为典型，都是从非常好的学校毕业的，但是他们这些人又常常因为在摄影方面训练的不足，这又以新华社为代表。
唐：我太同意了。总的说来，中国摄影记者拥有世界上最奢侈的器材，奢侈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大概和我们的所有制关系有关。此外，占世界人口世界第一的中国人的性命似乎也最值钱，这么多年了，还没有《玛格南》那样的职业战地记者。更罕见卡帕、西莫那样在前线炸死、被机枪打死的工作狂人，或是像尤金·史密斯那样在前线反复受伤而不死的英雄。至于你说的尴尬，我懂你的问题，我认为先是极左后是极右，这都属于机会主义，都是“小人乍富，见物不见人。”核心问题是没读懂历史唯物主义，不重视人。我认为关键的是目中无“人”。我认为不会外语可以当摄影记者，不会照相也可以当摄影记者，但不会采访不行 。摄影的功力，本在摄影之外。在别人都讲摄影的时候我讲通讯，我的BP机是1987年我自己掏钱买的，我把心思都用在了通讯上。而当别人开始考虑通讯，我又把心思都用在了开车上，也就是交通。当别人都有驾驶执照时，我的驾照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坦克驾驶员”，所以我能和以色列、伊拉克的坦克兵混到一起。
曾：说到摄影采访，大家都认为与被摄者的相处，是你的最大强项，我在《中国记者》上看到过你撰文介绍怎么拍到毛主席的外孙当服务员，给我的印象你好像使用了一些手段，将你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我想这是一个涉及到怎样与拍摄对象相处，尊重被摄者的职业道德的问题。
唐：这里有一个法律和道德的矛盾统一。我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第一、我是新华社雇员，新华社下命令要我设法拍到毛主席的外孙在亚运村当侍应生，我必须在限定的小时内拿到这张照片，我是完成新华社“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任务。”第二、整个亚运村派了一堆记者，但所有人都走不通。可亚运村碰巧有我同学，大学四年的同屋，还有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西城刑警队的哥们，还有我的追星族，这些人都是我朋友，是一个合格记者多年经营的宝贵财富，是成功的必要保障。第三、我借着拍“和平团结友谊进步”的机会，拍了几卷照片，断定其中有毛的外孙。一直到我拍完，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谁是毛的外孙。我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在四个人当中他应该是毛的外孙。直到全拍完，机器收起来，我问，这是不是毛的外孙。这是靠我自己知识的判断和我以往的为人，公安局不抓我，保安不逮我，而且这小孩可以和我聊到一块，我始终没有欺骗过任何人。
那一座楼多少服务员，我想尽一切办法，这个长相不成，那个高了，那个又矮了，所有标准都符合的就是他。我在采访的时候就像所有的摄影记者一样，用专业的眼光严格筛选，把没必要的筛选到取景器之外。我只不过是不仅用我的取景器，而且用我的哲学理念筛选，其实取景器就是你的世界观。那个小伙子，所有人身上都有牌就他没胸牌那他就可疑，而且他的体态象江青，这都是我的判断，要是现在的孩子根本不知道江青什么样，他拍不了这个，分不清谁是谁，四个亭亭玉立的小伙子站成一行，就有人告诉你他就在这两层里，两层是8个服务员，我能从8个中识别出他来，我敢把相机中的2个反转片都用在他身上，所以就像有职业军人说我如果打仗我照样是一个好军官，我知道把我的火力全用在哪个突破口上，我不会像年轻的记者把所有的东西都拍一遍，然后回来挨着个的审，我其他都不拍，我就看准这个人了。
最后，这张照片对被摄者没有任何负面影响，没有造成对任何人的任何伤害，我们现在还是朋友，我在书里也写过这个故事。不久前，许延滨将军请客，我还和李讷坐在一张桌子上，李讷大姐告诉我效之毕业后自己办公司。我没有因为给新华社发稿就伤害朋友。我还拍摄过毛新宇结婚，这类事件连新华社都不知道，但我知道。因为我和我的采访对象是好朋友。
“我记得尤金·史密斯的一句话：'我的名声已够我用几辈子，我看不起那些被装在小框框中挂在墙上被称作艺术品的小玩艺。'我可以用我的新闻眼看到文献，我认为这才是摄影记者最绝的东西。”
曾：你怎样决定拍或不拍？
唐：我觉得好玩，一是视觉趣味性，第二是思想性，如果仅有趣味性无思想性我不拍，仅有思想性无趣味性，那适合文字表现我也不拍，既有思想性又有趣味性我才拍。但经常有许多很好的题材我下不了手，一类是很美好的，如美女，特别可爱的那种，我总不好意思靠近人家；再一类就是特别悲惨的，看着别人的痛苦，我不忍心掏出相机。
曾：在你拍的照片里面，你能把它分成几类？也就是说你拍的照片是否都是新闻照片？
唐：当然我拍的都是新闻照片，而且大多是不可重复的，是现场新闻事件照片。因为我是通讯社摄影记者，为新闻而生。我的照片都有两个意义，第一新闻价值；第二是文献价值。所以我的照片可以卖两次，第一次是新闻照片，第二次是文献照片。所有的照片都有文献价值，但我所说的文献价值除了它表面的文献价值之外还有深层的文化内涵。
我个人以为我的每一张照片都很珍贵，我的每一张底片耗费的也不仅是金钱，还有时间、精力、机会、还有生命……海湾战争……都是花多少钱都不可能重复的。有人批评我的照片是虚的，这很有道理，我应该检讨。首先，有关当局严禁拍照，人家不让拍，我哆里哆嗦照一张扭头就跑，但毕竟有一虚影。其次是我的摄影技术不过硬，还有我的心理素质差，在危险场合心跳过速。第三就是我的视力有问题，右眼在大学踢球受过伤，而且双眼都是高度近视。我的照片不可能和那些美丽照片相比，所以我从不参加任何摄影比赛，因为我知道那都是美丽的大比赛，我不可能有戏。我也不习惯。
曾：能具体说一下你为什么不参加摄影比赛？
唐：我记得尤金·史密斯的一句话：我的名声已够我用几辈子，我看不起那些被装在小框框中挂在墙上被称做艺术品的小玩艺。我可以用我的新闻眼看到社会的文献价值，我认为这是摄影记者绝顶重要的东西。之所以参加摄影比赛无外乎奖金，或者荣誉。我生活简朴，不需要奢华的享受，不唱歌、不跳舞、不洗头、不按摩……对钱的需求不十分迫切。荣誉就是名声，我的名声已经够我用3辈子半，我还在意它干嘛。尽管我没得过奖可倒没少当评委，这得感谢摄影界的同行们海纳百川，提携后进，给我这样的不成器者一席之地。当然，我还得再次承认我的照片确实臭，不适合登堂入室。我只希望我的照片能够给我写的书配插图。所以我总是怂恿我的朋友多写东西，他们也确实写出比我好的东西。比如陈雄。还有好多人肯定能写出比我更好的东西，比如刘占坤哥。他的天赋极高，只是他把精力都放在拍照上了。我曾经和陈雄商量过，一旦坤哥拿起如椽大笔，我们俩就卷铺盖走人。
曾：不过，我们的一些评委，特别是一些被邀请来当评委的外行们，当你的投子压上去实际上是对其他照片的不公平。说到评选，我又想到一点，今年春天我应邀作为观察员观看了一个全国性的新闻摄影比赛，有几位评委来自国外的新闻媒介，看了他们对照片的评选，我以为新闻摄影评选既不是评新闻也不是评摄影，实际上是评选怎样用摄影这种媒介表达新闻。
唐：您这里讲的“外行”当评委首先就包括我，我顶多充其量也就是个大陪审团添头。我只是以我一贯的认真作风小心翼翼地投下我经过大脑感悟的判断。至于是否公平，我真没想过。我可能更注重评价记者的行动价值，评这件新闻照片后面的艰难程度，还有对人类进步的人文价值。罗伯特·卡帕哪张照片得奖了，没有得过，卡帕一生没有得过奖，卡帕是一种精神，他留下的不仅是一部战争史，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永远不停息关心人类的精神。
曾：尤金·史密斯特别看不起奖，但是他的后人却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奖，叫尤金·史密斯纪实摄影奖，有纽约ICP（纽约摄影中心）评选颁发，挺有讽刺意味。还有一个问题，你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不太重视摄影技术。
唐：我认为我太重视摄影技术了，我在1984年就在《大众摄影》上分析过镜头有11种接口。我是为了得到摄影而放弃摄影。你可以设想一个走单儿的记者一个人开24小时沙漠路，层层进入之后，不可能要他像一个坐着奔驰来的皇家摄影师，四平八稳地拿出镜头前后左右围着卡扎菲转打转，再找出一个什么瞬间。不用说你还得文字采访，而保镖允许你拍照的时间可能就是那么几分钟。我见过优秀摄影师拍的卡扎非肖像，而我是新闻摄影记者，“新闻”在前“摄影”在后。我拍摄的不是和平退休的卡扎菲肖像，而是联合国开始制裁时的利比亚最高元首。
曾：那你觉得摄影师和摄影记者的差别在哪里？
唐：摄影师以摄影为第一。我是新闻摄影记者，我以新闻为第一，摄影第二，这两个都没有了，我还要把事件记录下来。
曾：问你这个摄影技术的问题，是因为你对许多年轻人影响很大，特别是在校的学生，有一大批年轻人是因为想当唐师曾，进了新华社，或者是开始学新闻摄影，对他们你有什么告诫。
唐：他们应该学我做人的态度，而不应该学我的具体职业，比如我认真，昨天晚上我在电脑前录入到"EN-US">12点，今天早上我5点钟就开始工作了。我对每一件工作都尽量认真。不屈从于利益。你看我去做一个电视节目，好像随便说说，但我在幕后付出了几倍的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