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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知识简介

1．古代的登山活动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960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上，自西向东，由高
到低，遍布崇山峻岭，山地、丘陵和高原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祖国西南部为著
名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由青藏高原西北端的帕米尔高原延伸出许多巍峨
雄伟的山脉，主要有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
祁连山脉、秦岭、阴山、大兴安岭、长白山脉、南岭、台湾山脉等等。这些山脉形
成了我国地貌的骨架，自西向东地势明显构成三级阶梯。第一级阶梯在西南部青藏
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13米）就在青藏高原
之南我国与尼泊尔交界处。青藏高原以北以东，地势下降到2000米以下，云贵高原、
黄土高原、塔里木盆地、蒙古高原和四川盆地等构成第二级阶梯。大兴安岭。太行
山、巫山及云贵高原以东，是海拔500 米以下的丘陵和平原交错区，是第三级阶梯。
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炎黄子孙们，繁衍生息在这块有着丰富的山脉、高原的国度
里，自古以来，就和山岭高峰有着密切的接触，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有关山峰的悠久
文化，和独具特色的古代登山活动的历史画卷。

早在黄帝时代就有登山的传说。《史记》详记了黄帝战胜炎帝，擒杀作乱的蚩
尤，登上许多山峰的故事，说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他不辞辛苦地在许多
崇山峻岭中开辟通道。黄帝打到东海边，登上了丸山和东岳泰山。黄帝打到西边，
登上了横亘新疆西藏间冰雪覆盖巍峨雄伟的崆峒山和昆仑山。黄帝征伐到南边，登
上了湘山与熊耳山。黄帝击败北方的匈奴之后，与诸侯会聚于釜山。最后，黄帝到
了激鹿山，在此山下建立了国都。尧舜时代，也有舜帝登山的记载。《尚书》记载，
舜帝巡行天下，登上了泰山。

但从登山史上看，上古帝王中最出色的还要数夏禹。夏禹不仅登上了许多高山，
而且最早使用了登山鞋。《史记》记载，黄帝的玄孙夏禹有鉴于父亲鲸治水失败的
教训，加倍勤劳地治理洪水，走遍了大地河山，并给许多高山大川做了评定。夏禹
一心治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夏禹经常登山，“山行乘
播’。樟（音ju）就是古代创造的一种专用登山鞋。据史书记载，这种鞋底装有半
寸长的铁齿，上山不容易打滑，铁齿还可灵活安装，上山时，前齿短，后齿长；下
山则前齿长，后齿短，便于在斜坡上保持平衡与稳定。可见，四五千年前我们的祖
先对登山活动就有了丰富的经验，并创造发明了登山工具。过去人们只知道东晋诗
人谢灵运喜好登山，曾制登山鞋，叫做“谢公屐”。其实，登山鞋在谢公之前两千
多年便有了。

从我国最古老的文字构造也可以反映出远古祖先关于“山”与登山活动的某些
情况。距今三四千年前，商代的甲骨文和同时代的金文中有很多字与“山”和登山
有关，如甲骨文中的“丘”。“登”字，金文中的“山”字等等。象形、会意是汉
字的最大特色，古老的文字结构常常能生动地反映出古代社会生活与人们的思维。
上述有关的甲骨文金文，表明山与登山是古人生活中常见的内容，是经常出现的活
动。

中华民族是智慧的民族，这智慧也充分反映在古人对山的理解上。古人对山的
认识虽然朴实，却丰富而深刻。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山”说：“山，宣也，
宣气散生万物。有石而高，象形也。”除了指出山高有石的外部特征外，更把“山”
与“气”联系起来，指出山有“宣气”，从而有“化生万物”的作用。这些都表明
古人对山的认识是何等的丰富全面。

2．中国登山界的首次攀登

1955年初，前苏联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向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邀请，希望全总
能派人去前苏联学习登山技术。5月，全总派许竞、师秀、周正、杨德源等4人赴苏
外高加索登山营学习。他们和前苏联运动员联合组成中苏帕米尔登山队，成功地登
上了帕米尔高原海拔6673米的团结峰和海拔6780米的十月峰。这可以说是中国登山
运动的一首序曲。

195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西郊八大处举办了登山训练班，培训了一批登
山运动员。

1956年4 月25日，成立不久的我国第一支登山队——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
在前苏联专家库金诺夫和兹维特金的指导下，队长史占春等32人登上了我国东部的
最高峰，也就是秦岭山脉的主峰、海拔3767米的太白山。

太白山坐落在陕西省邻县东南，绝对高度不大，但从山脚到顶峰相对高差却有
3000多米。太白山坡度很大，从山脚下的刘家崖往上，差不多净是45度或更陡的斜
坡。队员们第一天行军十一二个小时，就走了40多公里。第二天，到达了太白山最
高峰的前站放羊寺。第三天，随着高度的增加，气压逐渐降低，氧气逐渐稀薄，积
雪越来越深厚，陡坡增加，不少人在行军途中发生头痛、呕吐、鼻出血和四肢无力
等症状。队员们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在11时15分，登达太白山的最高点。

在太白山顶，按照国际惯例，队员们把全体队员签名的爬山记录，放在空罐头
盒内，藏在用石头垒起的石塔里，作为这次攀登胜利的标志。队员们举着冰镐欢呼
首战告捷，表示要在更多的山峰上，留下他们的足迹。

1956年7月，中苏组织联合登山队，攀登了慕士塔格山。8月又攀登了公格尔九
别峰。中苏两国工会和运动员精心准备，6 月，两国运动员在前苏联北部卡兹别克
山上登山营中训练后，共同攀登了高加索山脉海拔5642米的厄尔布鲁士山。7月5日，
两国运动员乘飞机转移至帕米尔高原，在慕士塔格山西部海拔4060米处建立了登山
营地。

慕士塔格山海拔7546米，位于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的西南边境。它和附
近海拔7649米的公格尔山，海拔7530米的公格尔九别峰一起，构成帕米尔高原的极
高峰山区。慕士塔格山终年积雪，冰层厚度有150米一200米左右，以至当地的塔吉
克族、维吾尔族人称其为“冰山之父”。

对慕士塔格山的探险考察，最早是在1870年到1873年之间，英国旅行家托罗切
尔和绍恩，曾从东面的雅尔干达对山峰进行过实地观测。1876年俄国军事地质测量
学家康斯钦科，曾经在东帕米尔通向兰贡尔湖的乌兹贝尔山口上观察过慕士塔格山，
并确定其高度为7300米左右。1889年，俄罗斯地理学会西藏登山队员、地质学家勃
格答诺维奇通过卡拉塔什山口到达了葛兹河的上游，围绕慕士塔格山的西坡和北坡
进行了观察，并进行了一些地质和地貌方面的考察研究。1894年，瑞典著名旅行家
斯文·赫定对慕士塔格山进行了数月的考察，观测了一些冰河，并且沿用当地居民
原先使用的名称，绘出了第一张标明地名的慕士塔格山地貌。斯文·赫定曾经先后
4次试图从西边葛兹冰河的上游登上此峰，但均未成功。1924 年，英国旅行家斯克
兰菌对慕士塔格山稍北的公格尔山进行了考察，绘制了地图，并确定公格尔山主峰
的高度为7770米左右。1947年，继斯文·赫定之后，经验丰富的登山家希普顿和狄
尔曼曾从山的西面做了攀登尝试，登上了7000米的高度，但最后也因种种原因登顶
失败。

中苏联合登山队在7月6日仔细考察了这座向西南延伸而急剧升高的大山，确定
了登山路线和计划，5天后，开始登峰。7月10日至21日，几经往返，登山队分别在
海拔4450米、 5500米、6170米和6800米等高度建立了4个高山营地。7月25日下午5
时，31名队员向慕士塔格山顶最后进军。

队员们四人一组，不断翻越45度以上的雪坡，并通过了极其危险复杂的冰爆地
带。高山空气逐渐稀薄，队员们的嘴唇、手指都开始发紫，脉搏增至170次一180次，
副队长史占春脉搏最快时竟达192 次。更严重的是在高山反应下，所有的人都失去
了食欲，中国运动员除喝些茶外，几乎不能进食任何东西，在5天行军最后的3天中，
食欲最好的运动员也只吃了两个馒头。登山队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海拔7200米
处建立了第5个营地，并准备向顶峰冲刺。

7月31日早晨，31人排成一列纵队，冒着零下25 度的严寒，征服通向山顶的最
后300米。下午2时，队伍全部登顶。

在山顶召开了短小的庆祝会，在石头上刻字，用步话机通过“4060”基地向北
京和莫斯科传达了胜利的消息。电影摄影师陈德禹解开衣服拿出一直在怀里保温防
冻的摄影机，拍摄下了两国运动员登顶及插上中苏两国国旗的珍贵照片。

8月1日，全部队员安全返回营地，创造了当时集体安全登山的世界新纪录。攀
登慕士塔格山的中苏联合登山队队长是前苏联功勋运动员叶·阿·别列次基。副队
长是中国运动员史占春和前苏联功勋运动员克·克·库兹明。中国运动员有许竞、
师秀、胡本铭、陈荣昌、刘连满、国德存、刘大义、彭仲穆、梁乃钧、翁庆章、彭
淑力、周峰、陈德禹（梁乃钧、周峰未突击主峰）等13人。队员中有苏联运动员19
人。

3．分线、分段、分批、分期攀登

“提倡集体英雄主义，用集体的力量互相支援，保证登山的胜利”这样的口号
和做法，早在中国登山运动发展的初期，便已出现。但强调发挥集体的力量和优势，
具体体现在战术运用上，还是稍晚的事情。

在1960年攀登珠穆朗玛峰之前，中国登山队采取的都是在高山不设运输队，或
者设立运输队，运输队员也和主力队员同时参加每次行军，从低山到高山同样负重，
全线运输任务包干，逐步淘汰，最后选取突击队员的战术。在1960年攀登珠穆朗玛
峰的前3 次行军中，采用的也是这种战术。这种战术，运输队员在负荷较重的情况
下，要长途跋涉较长的运输线，行军天数多，体力难以胜任；主力队员也因同样参
加长途负重运输，消耗了大部分体力。显然，这对保证完成较高高度的运输和突击
顶峰的任务极为不利。

在1960年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第四次行军中，中国登山队采用了“分期、分批、
分段”运输，突击队与运输队分别组织、各司其职的方法。即以突击队员攀登的高
度和出发的时间为基础，提前分批分期进行运输。同时，把运输全程分为数段，按
段固定队员、固定重量、固定时间，交替接力运输，各自完成本段的运输任务。这
个方法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减轻负重，缩短路线，使运输队员始终保持较
好的体力；再者，可以互相支援，逐段突破地形难点，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使突击
队员在突击主峰之前保存相当的体力。这种战术的采用，对第四次行军登顶成功，
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1964年攀登希夏邦马峰时，中国登山队便采用了根据这种“分批、分期、分段”
的运输战术，进一步发展概括成“分线、分段、分批、分期”攀登的战术。即把侦
察路线。建立高山营地、物资运输、适应性行军、突击顶峰5 次任务按高度、难度
把运动员分成3 个线。第三线负责大本营至6900米的高山建营、侦察和物资运输的
任务。第二线负责6900米一7776米的高山建营、侦察和物资运输的任务。第一线在
二、三线已建立好高山营地，完成了物资运输，打通了路线的情况下，利用最好的
天气时机突击主峰。正是由于采用了这种战术，各线都圆满完成了任务，才保证了
登顶的成功。

在攀登希夏邦马峰成功以后，根据这种战术的实际运用情况，中国登山队又进
行了进一步的总结完善。大家认为，使用这种战术，应注意这么几个问题：

①既要根据每个队员过去的登山历史和现在的身体情况，同时，也要在行军后
及时进行调整。未经过训练和未进行高山适应的新队员，不宜事先分线。

②各线队员在较低高度行军时，可根据不同情况，人人参加负重行军（负责攀
登更高高度的队员的负重量可较一般稍多）。这样既可增强和考验每个队员的高山
适应性，同时也可完成一部分运输任务。

这种“分线、分段、分批、分期”攀登的方法，遂成为中国登山队长期使用的
战术之一，形成了中国登山运动独特的战术风格和特点。

事物往往就是这样，有一利就有一弊。在采用这种“分线、分段、分批、分期”
攀登战术的初期，就发现它需要人力较多，会使队伍庞大，另外，指挥起来比较复
杂。中国登山队1960年攀登珠穆朗玛峰，1964年攀登希夏邦马峰，1975年再次攀登
珠穆朗玛峰，队员都多达数百人。以至国外登山界有人将这称为“人海战术”。

中国登山运动员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也不断在探求登山战术手段的改进和创新。
1983年组建的南迎巴瓦峰登山队，便是一支只有35人的小型精干队伍。这支登山队
尽力压缩后勤人员，主要后勤工作由队员兼管，一改以往那种庞大、臃肿的状况。
南沙巴瓦峰登山队派出的侦察分队，亦实行“精兵”的方针。全队只有队员16人。
由于没有专设后勤人员，队员除了登山外，还要兼管装备、食品、炊事、通讯、搬
运等工作。由于这种战术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能力，是“新的改革”，受
到了队员们的普遍欢迎。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登山交流的不断发展，中国登山运动员更加重视学习外
国登山队的先进经验。在中日联合攀登纳木纳尼峰时，对正式登山具体采用什么战
术，本来各有主张。但后来中方再三研究后，认为正式登山时可以采用日方提出的
战术方案，即每个结组均要负担侦察、修路、运输、建营、登顶的任务。这样做有
利于锻炼我们的队伍，有利于发挥每个队员的积极性。在实践中向日方的战术学习，
有利于我们开阔眼界，对今后如何发展我国的战术也有好处。

没有传统的“分线。分段、分批、分期”战术所凝聚的集体力量做保障，当时
较外国登山运动员体力相对较差的中国登山运动员，要取得诸如1960年攀登珠穆朗
玛峰，1964年攀登希夏邦马峰，1975年再攀珠穆朗玛峰等令世界登山界瞩目的成就，
是难以想像的。然而在今天，世界登山运动已有了飞快的发展，日渐强调攀登的高
难度化和攀登队伍的小型化。要迎头赶上这股潮流，中国登山运动传统战术的革新
是势在必行的。可喜的是，一些身体素质与高山适应能力均不错的藏族运动员的成
长，表明中国登山运动队伍已具备了基本的实力。

4．季节的选择和天气的利用

从登山运动的历史来看，各国登山队在组织登山活动时，一般都避开该山区的
降水、降雪、低温和大风的季节，而选在山区最好的季节里进行。由于高峰所在地
区不同，天气情况存在很大差异。但一般而言，春、秋两季，是最适宜登山的季节，
据中国登山队的经验，春季较之秋季更为理想。中国登山队的攀登活动，多数都是
在春季进行的。

但在选定的登山季节中，好坏天气也是呈周期性交替出现，每天各个时辰的天
气情况变化也很大。为使登山活动通常都在相对有利的天气形势下进行，必须得有
气象情报做保障。这包括：

①通过事先对该山区气象历史资料的分析研究，对这一地区的大致气象情况做
到心中有数，初步掌握可能出现的好天气周期的数目，以便统一制定攀登计划，安
排登山活动具体行动的大致时机。气象历史资料的占有应尽量丰富完备。1960年中
国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时，对英国登山队历次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气象资料，
就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为找出并解决主要技术难点，提供了不小的帮助。

②在登山期间，最好建立专为登山服务的气象预报网，并取得邻近大气象台的
帮助，以获得该山区的长、中、短期天气预报。在1960年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中国
登山队先后派了16名气象工作者深人珠峰山区进行建台工作。其中有4 人在山区整
整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在此期间先后建立了海拔5000米的绒布寺气象台，海拔51
20米的珠穆朗玛峰气象台，海拔5500米的气象哨，海拔6400米的气象服务台。此外
还配备了流动人员在行军的路线上和冰川上进行考察。他们的高度到达了7400米，
考察地区包括主绒布冰川、东绒布冰川、绒布河谷，面积约达30平方公里。至于大
区域的中长期预报，则是在北京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成都中心气象台和拉萨气象
台指导下进行的。

③限于目前科学发展水平，即使设有气象台并有专门预报，也很难做到预报准
确无误，特别是中长期天气预测。针对这种情况，中国登山队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
来捕捉和利用时机：

A ．坚持留有余地的原则，最好能有两个好天气周期留给突击主峰的行动，以
便一旦第一次突击失利，还有机会组织第二次突击行动。如1964年攀登希夏邦马峰，
根据气象预报，得知整个登山期间会有3 个好天气过程。于是中国登山队便把第一
个好天气过程安排给二线执行6900米一7700米的建营、运输行军，第二个好天气过
程留给一线突击顶峰。而第三个好天气过程，则作为万一突击顶峰失败，用在再一
次突击顶峰上。

B ．为了争取主动，尽可能地把好天气周期留给高山上的活动，较低海拔地区
的活动可适当利用较差的天气。在较低高度上利用坏天气行动，虽然艰苦一些，但
却可以为全局争得时间。事先如果做好必要的准备，也完全可以保证安全。这种方
法在1960年攀登珠穆朗玛峰时最早使用。当时，根据天气预报，5月17日一25 日为
好天气周期。为了抓住这个时机，并留有余地，以利应付天气的突然变化，运输队
员改变了与主力队员同行的方法，而在坏天气的情况下，于14日先期出发，提前向
各营地运送物资。这样就保证了主力队员得以利用好天气突击主峰。在总结中，他
们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坏天气缓进”。这种方法也为后来中国登山队所沿用。

C ．为了防止好天气周期提前到来而错过战机，中国登山队在1964年攀登希夏
邦马峰时，开始采用将登山活动开始的日期提前到好天气周期到来前的一两天，坚
持早走一步，在较高的营地去等待好天气。这样做，既可以保证不错过时机，又可
以提前进入突击阵地，使突击顶峰最后阶段在高山上的活动具有最好的天气条件。
在攀登希夏邦马峰突击顶峰开始之前，气象组预报好天气可能在5月2日或3 日来临。
为了更有把握利用天气时机， 登山队便决定登山队员提早出发3天，去5800米等待
好天气。结果，好天气提前到来，突击队才未误时机登上了顶峰。

D ．在高山区，即便是在好天气周期中，天气在每一天里都有明显的变化。一
般是上午较好，下午较差。因此，从攀登希夏邦马峰开始，中国登山队便开始坚持
早行军、早宿营的原则。这样，既充分利用了温度较高的白天进行行军和宿营，保
证了安全；也有利于一天行动结束后的露营操作和第二天的正常活动。

E ．虽然一般情况下不一定提倡，但在迫不得已或必须时，可以组织夜行军。


后记

这本书只能说是冰山的一角。直到今天，追随采访李致新、王勇峰及他们的同
行3 年多之后，还是不断地发现未曾了解的新内容，他们嘴里还是不断地有登山的
故事讲出来。山，总是崭新的出现在你面前，让你的脚步不能离开它一刻。中国登
山协会主席曾曙生说过一句话：人与山相逢就能创造奇迹。是的。第一次进山是19
97年，因为我的朋友北京电视台记者霍文的缘故。她要拍摄一个体验攀冰的片子，
需要一个体验者，爱凑热闹的我就和他们钻进了北京密云四合堂的山里。那次我发
现，我不但不反感睡在地上、每天只洗一次脸的生活，反而还挺喜欢。

刚开始几天，和队员们话不多，他们都很羞涩的样子，汉族队员还不如藏族队
员爱聊天。但很快也发现，他们的心都一样的细，只要有点麻烦就会有人帮助你，
他们之间也是如此。刚到那天，两卡车的物品半个小时就安排停当了。在我们的生
活中，那是要闹闹嚷嚷协调半天的事，他们却没有更多的语言交流，默契而顺畅。

霍文和他们是老朋友了，1993年曾经在《东方之子》中做过一个王勇峰的专题
片，还经常在登山队的训练基地练习攀岩，因此，关于登山的故事能讲一串一串的，
听他们聊天就像听故事会。那时候只想多听那些悲壮的登山故事，还不敢想自己能
真的登一次雪山。

回来做片子的时候，霍文把我的稿子全盘否定了，她说我没有发现队员们身上
的真东西。我们俩坐下来重新回顾那几天，再去看那些平平凡凡的小事情时发现，
队员们冷峻而严肃的面庞下是对生活滚烫的热爱。这些英雄般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渐
渐清晰亲近起来。

1998年，一件难以想像的事情发生了，我居然能和李致新、王勇峰一同去攀登
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了。当时只有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随行，我爱人——中央电视
台的体育记者张伟鼓励我一同前往。于是，和父母凑了3 万块钱，征得了中国登山
协会的同意，成行了。尽管出发那天像做梦一般。

实际上，这次非洲之行我只是一个记者兼旅游者的角色。只是在从二号营地向
突击营地进发的路上才突然问自己：这是在干什么？在烤得皮肉焦疼的阳光下，在
胸闷得走一步就要停下来站一站的海拔4000多米的非洲高原上，我有些惊叹自己的
意志了。前一天还在暴雨中前行，今天却在骄阳下暴晒，早上居然还能把热乎乎的
脚丫子放进冰冷湿透的鞋子里。我有些对自己感到陌生了。

王勇峰为了让我、张伟和另一位记者潘燕生分散高山反应的注意力，一直在旁
边给我们唱歌，我们默默地听，连一点儿感谢的笑容也没有。他唱：“慢慢地陪着
你走，慢慢地知道结果时……”当时我想说：“应该是慢慢地陪着天地走，慢慢地
知道生命结果。”可又没有力气说，直到下了山才有闲。说说山上的感受，引得李
致新、王勇峰一阵狂笑，第一次进山的样子实在是狼狈透了。

从非洲回来后半年，登山界出了一件大事：1991年在梅里雪山遇难的17名勇士
的遗骸被发现了。中国登山协会组织搜索队前往云南，我随行采访。

走之前，因公务在身，留守的王勇峰专程来为我送行，曾曙生主席总是说感谢
我们，我都觉得莫名其妙，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次出差而已。

但这次梅里雪山之行，让我看到了另一种生命结果。17名勇士中有孩子的父亲，
有19岁的大学生，他们因为山而留在山里。当我们把21份遗骸样本带到大本营的时
候，我望着那个小背包忍不住的掉眼泪，我不认识他们，却如同他们是我生命中的
一部分。莫名其妙的事情也就有了它的缘由。

1999年，我和张伟再次采访七大洲最高峰行动，这是最后一站了，我们也仿佛
多了一种身份：登山者。一同准备装备，联系登山事宜，就像这也是我们为之奋斗
的目标。

大概是因为出发前的这种心理准备，在海拔4700米的大岩壁上，王勇峰下令全
体下撤的时候，我无法接受。张伟说，你是记者，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开始忍
不住想哭，李致新说：“往上走走，感觉感觉得了。”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明白我的心理，我希望是他们中的一员，像他们一样，登顶成了我的一个目标。

这就是一个大概的过程，从一个旅游者到一个采访登山的记者，到一个想成为
登山者的普通人。我也想搞清楚山里藏着什么，让我们和他们一样着魔。很多人说
写写登山家的故事，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生活。其实，读故事是不能了解的，
只有自己去体验、去感受，感受生命的种种发现。从这个角度说，我和张伟那么感
谢李致新和王勇峰，并不是他们为我们的写作提供了非常多的素材，而是他们引导
和影响我们发现了生活和生命。

因此，如果你读完他们的故事，能放下书，向着大山，向着山野走一走，那么，
才是真正的收获。

王淑锋
199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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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ent to the woods because I wanted to live deliberately, I wanted to live deep and suck out all the marrow of life, and not when I had come to die, discover that I had not l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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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乞力马扎罗：危险的浪漫之旅
王勇峰

面包车从达累斯萨拉姆出发，在一碧千里、平坦宽广的非洲大草原上以120 公
里时速飞驰6 个小时后，1997年12月31日傍晚时分，非洲最高峰——海拔5895米的
乞力马扎罗峰终于出现在视野里：庞大的山体拔地而起，在辽阔的平原上更显得雄
浑宏厚，给人一种强大的震撼力，无怪乎非洲人敬畏地称之为“上帝的殿堂”。以
大约5000米雪线为界，整个山体分为两部分，下面一片浓绿，上面则覆盖着皑皑白
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戴了一顶银白的帽子，看起来美丽迷人，赏心说目。

乞力马扎罗峰是中国登山队攀登七大洲最高峰计划中的第六座，海拔不高，据
说难度也不大。如今看来，这确实是一次轻松的浪漫之旅。除我和李致新是专业登
山队员外，其余三位都是记者。张伟、潘燕生是中央电视台的，惟一的女性王淑锋
是《北京青年报》的。我们把为期5天的登山计划抛到一旁，开始商量拍摄计划。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浪漫”之旅途中竟布满了致命危险。

在我十几年的登山经历中，登山始终是与冰雪联系在一起的，我也习惯了与冰
雪打交道，但乞力马扎罗峰迎接我们的偏偏是暴雨……

按照坦桑尼亚政府的规定，攀登乞力马扎罗峰必须要有通行证，还要雇用官方
登记在册的向导。我们只好委托下榻的马兰谷饭店帮忙办理进山手续。

马兰谷饭店以接待登山者闻名。饭店老板西蒙斯告诉我们，登山路线共有6 条，
传统路线最近，乘车20分钟就到，但早在两周前就已订满。他建议走一条新路线—
—罗盖伊线。这意味着要乘6个小时的车穿越森林和开阔地。

1月2日早晨9时30分，我们出发了。队伍除原来的6个人外，还增添了3 名向导、
13个挑夫。总向导叫杰里夫，35岁，有5 年的向导经验，看上去精干、灵活。沿途
景色真美，几十米高的热带丛林里生长着各种形态的植物，不时还能看到猴子出没。
只有路上一堆一堆的粪便，才使人意识到丛林中隐藏的危险。杰里夫告诉我们，这
是犀牛的粪便，这里的犀牛个头儿足有大象那么大，经常袭击过往行人。

下午3时到达大本营后，我们继续穿越森林向一号营地进发。1个小时后，碧蓝
的天空突然变阴，紧跟着雨点儿劈里啪啦掉下来，转眼就织成一幅密密的雨帘。雨
中登雪山我是第一次，既新奇又兴奋。其他人也一样。可是很快大家就狼狈不堪、
连声叫苦了。原来，我们身上穿的瑞士生产的防雨衣竟然无效，仅过了1 个小时，
我们便从里到外淋了个湿透！最累的是我和李致新，要轮流背中央电视台12公斤重
的摄像机，再加上随身用品和水，足有20公斤。虽然又累又冷，我们却不敢放慢脚
步，因为杰里夫早已警告过，天黑之前必须赶到一号营地，否则易遭野兽袭击。两
小时后，被雨淋得像落汤鸡似的一于人马到达一号营地。晚饭时，望着帐篷外丝毫
不见减弱的大雨，我们都开始犯愁：明天还下雨的话，就没有可换的干衣服了。

第二天依然是大雨，比头天的还大，又密又急，形成一条条白色的雨线。山上
的雨水夹杂着融化的雪水流淌下来，汇成溪流。一开始大家还挑路走，等到溪流越
来越大，半尺深的水哗哗地淌下来时，索性趟水走了。衣服早已淋透，寒气刺骨，
我开始打哆嗦。肩上的摄像机压得肩膀生疼，但不敢停下来，因为一停就更冷得彻
骨。搬运工们也加快了脚步，紧随其后的我被打乱了步伐的节奏。这在登山中是比
较忌讳的事，意味着要消耗更多的体力，但也只能由它去了。

终于到了二号营地，这时我们已在滂论大雨中走了近5个小时，加上昨天1个小
时，就是近6个小时！

二号营地没有雨，还能看到云层中时隐时现的乞力马扎罗山。忽然一阵头痛、
恶心袭来，我明白这是过度疲劳造成的高山反应，登其他山也有过，但没有这么剧
烈。我的脸色肯定很难看，张伟他们有点慌，同时也纳闷为什么他们这些普通人还
没怎么样，我这个老登山队员倒先“翻了船”。只有李致新依然平静。他和我是老
搭档，多年的合作使我们仅从呼吸、步频就能知道对方的状况。他安慰记者：“这
点困难难不倒他，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祸不单行。下午6 时，杰里夫发现捡木柴的搬运工丢了一个。他分析只能有三
种情况：被大野兽吃掉、摔伤不能动或迷路失踪。而登山过程中的失踪很大程度上
意味着死亡。我们的心头笼罩上一层阴云。

快8 时了，头疼越来越厉害，我终于忍不住躺下想睡一觉，恢复一下体力。帐
篷外，杰里夫和李致新他们在不远处找到了一个制高点，点燃了一堆大火，希望那
个可怜的家伙能看到。

夜是这么黑，只有杰里夫的手电一高一低地晃动。困倦一次次悄无声息地袭来，
好几次我要陷入它宽厚的怀抱里了。睡觉是多么的甜美啊，哪怕是只有眯一下眼的
工夫！

下一个目标是建在4750米处高山沙漠上的突击营地。攀登乞力马扎罗峰的所有
路线，最后都会合在同一个突击营地——基博木棚。

那里有3 栋石头和水泥建成的房子，可容纳60名登山者。另有两排类似中国北
方平房的建筑，一排是厨房，一排供管理人员居住。

途中我们忽然发现身后不远处有一个人很眼熟，原来就是那个丢失的挑夫，他
迷路后找了一个岩洞待了一夜。大伙儿这才放下心来。最高兴的是杰里夫，他的工
作保住了。在乞力马扎罗地区，登山向导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做一次向导，工资
加小费能挣100 美金。成为一名向导要参加政府部门的考试，合格后做两年助理向
导，没有大的过失才能升为向导。

营地到处都是白人和他们的挑夫，人来人往很热闹，给人的感觉像到了集市。
要不是那块标着基博木棚海拔4750米的醒目木牌，真不敢相信这是登山突击营地。

王淑锋开始出现高山反应，头疼、恶心，请来的挪威大夫说她不能再往上走了，
建议她立刻下撤。护送任务交给了张伟和潘燕生。我和李致新留下来完成最后的登
顶和拍摄。

登顶乞力马扎罗在这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夜里12时起床，1时出发，6时到
达5681米的吉尔曼峰顶看日出，有能力的人再用两个小时登达顶峰乌呼鲁。考虑到
我们的实力，致新向杰里夫提出晚走1个小时，凌晨2时出发。

晚上7时开始睡觉，9时30分我就醒了，致新也睡不着，我们开始讨论明天如何
拍摄峰顶镜头。致新设计的方案，是双手捧雪说几句话；我则让他朗读海明威的短
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开头的一段，临行前我们特意复印了那本书。

没有想到，乞力马扎罗已经悄悄另外设计了一场毫无诗意和浪漫色彩的登顶。

凌晨2 时我们离开营地，除杰里夫外，又增加了一名向导。黑暗中，谁都不说
话，只跟着杰里夫那摇荡的灯光闪头往前走。40分钟后，我们赶上第一支队伍。两
个小时过去了，许多队伍都被我们甩在了身后。然而，我们沮丧地发现上升高度只
有400 米。一会儿我和致新就都困了。黑夜里登山对我和他都是第一次，以往天黑
后至多走几个小时就休息，因此，没有对付这类情况的经验，只好俩人互相提醒，
以免摔倒或滚下山坡。

困倦不断加深，脑子里迷迷糊糊，走路已是下意识的机械行为。我取出在帐篷
里沏的一小壶浓咖啡，里面放了4 袋雀巢二合一。这水本来是救急用的，不到万不
得已不能用，此时管不了那么多，我和致新一人一半，全喝光了。

睡眠实在是太少了，加上连日困顿劳苦，这壶咖啡只让我们清醒了一会儿。

不久，更深更浓的睡意包围了我们。暗夜无边，脚下的路也仿佛没有尽头，我
们好像陷入了童话中的噩梦。

懵懂中，到达了5681米的吉尔曼峰。我已坚持不住，倒头便睡。然而，山顶上
冷风飓赠，穿着鸭绒服也不管用，根本不可能睡觉，只好坐起来休息。此时才知道
睡眠是多么的甜美！

我们终于登上了峰顶，却只待了15分钟，之后的整整1 个小时里，在漫天的暴
风雪中，我们焦急地寻找来时的路……

天蒙蒙亮起来，云层很低，能见度也不好，风开始加大，很多队伍开始往回撤。
杰里夫也担心暴风雪中要登顶，他回答说这就是峰顶。当我从一个英国人那儿得知
这不是峰顶时，我被激怒了，大声说：“你回去吧，我们自己登顶！”就和致新头
也不回地向更高的方向走去。

两个向导无可奈何地跟上来，杰里夫嘟嚷着：“到达这里就可以领到登顶证书
了。”他们不知道，我们肩负着国家的荣誉，这岂是一张掺水的证书所能承担得了
的！

7 时，杰里夫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一开始是风，从四面八方压来，愈吹愈
猛烈，在空中发出嘶嘶的声音。后来雪粒也多起来，风裹挟着雪粒，戳扎着脸，抽
打着身体。我们遇上了登山最可怕的天气——暴风雪！

情况虽然万分危急，却丝毫也没有动摇我们登顶的信心。埋着头，我们一步步
艰难地向上走。7时40分，终于胜利登顶。顶峰是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平台，上面有
一个铁箱和一面已被风刮倒的坦桑尼亚国旗。在天晴时，从这里应该可以看到下面
的火山口和远处辽阔的平原，而这时的能见度只有三四米。

致新从背包里抽出雪棒，开始绑国旗。由于戴着厚厚的手套，他绑了几次都绑
不上。时间一秒一秒地逝去，我扛着摄像机，心里暗暗着急。致新也急了，冒着被
冻伤的危险，竟然把右手手套摘了下来！五星红旗终于在暴风雪中展开了。我们开
始互相拍照，只拍了两张，他的“尼康”、我的“奥林巴斯”相机就都失灵了。

在一旁焦急难耐的向导此时已经有些歇斯底里，嚷嚷道：“我们回不去了，要
死在这里了！”

我们也感到不妙，决定立刻下山。然而，仅仅15分钟，四周已被雪完全覆盖，
茫茫一片，看不出任何区别。我们迷路了！

两个向导开始大声地诅咒、骂娘，声音里透露出绝望和恐惧。这时，暴风雪更
猛烈了，走出几步路高山眼镜里就塞满了雪，什么也看不见，更别说找路了。杰里
夫的同伴显然已丧失了理智，情急之下，摘下眼镜，雪盲了！

经验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要坚定信念，沉着冷静，恐惧只能加大出事的
概率。依靠残存的直觉本能，一小时后，我们穿过暴风雪区找到了下山的路，此时
大家都已精疲力竭。

返回二号营地不久传来噩耗：一个德国人在峰顶附近遇难了。事后我们得知，
乞力马扎罗峰3年没有降雪，从8月份开始降雪，山顶周围气候一直不稳定。

1998年1月6日，当我们返回大本营同张伟他们会师时，乞力马扎罗已经恢复了
平静。在阳光、浮云和蓝天的映衬下，整座山依然美得令人心醉。真难以想象，我
们在山顶离死亡竟只有一步之遥。

再见，乞力马扎罗！尽管你在我们的浪漫之旅上布下了一个又一个意外和危险，
你仍然是我攀登过的最美的山，希望不远的将来有更多的中国人来领略你的风采。


第十九章 厄尔克鲁主峰告诉我，不能轻视它
王勇峰

“我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因为我几乎是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登上这座高峰的。
能让五星红旗在七大洲最高峰上飘扬，是我作为一个登山队员最大的幸福。我要为
此而努力，再大的困难，再大的危险，也要完成这一壮举。我们来到这里很不容易
……。”在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山极顶上，看到李致新泪流满面硬咽着说这番话
的时候，手拿摄像机的我禁不住心头一热……

攀登世界七大洲最高峰，是1988年我和李致新定下的目标。1988年冬我俩攀登
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在和各国登山家的交流中，大家谈论最多的话题是攀登世界
七大洲最高峰。当我和致新成功登上南极洲最高峰，并创造了7个小时零2分最短时
间登上文森一、二峰的世界记录后，年轻气盛的我们也决定加入到这一行列中。

朋友们相信我们的实力，我们也相信自己的实力。但对中国人来讲，去海外登
山，实力是放在第二位的，经费才是头等重要的。我们在朋友们的支持下，到1995
年，七大洲的攀登只剩下欧洲、非洲、大洋洲的3座最高峰。1997年5月初的一大，
在中国登山协会举办的欢迎韩国登山队招待会上，李致新提议组织一个中韩联合攀
登欧洲最高峰登山队，准备在6月出发。

任何一座雪山的攀登至少要半年的准备时间，而我和致新不得不打破常规、在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来准备欧洲最高峰的攀登。凭着我俩多年的登山经验和同事们
的帮助，6月2日我们登上了北京飞往莫斯科的飞机。

下了飞机，我们乘着一辆破旧的大客车向和韩国人约定见面的宇宙饭店驶去。
1小时后，我们到达气势宏伟的饭店。

4 日晚上10时才和韩国人会合。韩国队共有13人，登山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来
过厄尔布鲁土峰，还有几个人会讲英文。见面后商定5月12日飞离莫斯科。5日早饭
的时候，方知整个计划要听旅行社安排，使我们大吃一惊。像无头苍蝇似的跟着别
人的计划来登山，对我俩来说还是头一次。我们虽然觉得已背离了登山所包含的讲
究计划、准备完整、考验体力、融合意志和智慧的内容，但已是无可奈何。飞机向
南飞行了两个多小时后，下午3 时到达了名叫矿水城的小城市，那里有一辆能乘坐
40多人的大巴在等我们。这辆大巴，从内部结构和外形来看与北京的公共汽车没什
么两样。途中的景色很美，森林、山溪、河流，组成一幅幅天然的画面。可我们没
有心思欣赏，只是想着尽快抵达厄尔布鲁士峰脚下。

天黑之前，我们到达目的地，住在一个四层楼的旅馆里。偌大的旅馆只住着我
们这支登山队。晚饭的时候，我们从俄罗斯陪同人员那里了解了一些厄尔布鲁士峰
的情况。厄尔布鲁士峰是高加索山脉主峰，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是一座双锥口的
死火山，雪线3200米，1829年首次有人登顶辅峰。由于受黑海和里海冷暖气流的影
响，山上天气变化特快，给登山带来极大的不利。近几年，受俄罗斯国内巨变以及
车臣战争的影响，没有人敢来这个昔日旅游胜地的厄尔布鲁士峰。我们这支登山队
是近年来惟一具有规模的队伍。现在我们住的这家旅馆，是厄尔布鲁士峰周围几十
家旅馆中惟一对外营业的一家。前苏联时期，每年这个季节至少有一两千人来这里
旅游和登山，前苏联登山家的起步训练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6 日开始适应性行军训练，并由一名俄罗斯高山向导负责我们的一切事宜。向
导名叫阿里，40多岁，在厄尔布鲁土峰已经做了20多年登山向导，有着丰富的登山
经验，尤其是对厄尔布鲁士峰的情况更是了如指掌。现在我才明白韩国队不着急的
原因，原来他们把登山的宝押在这位向导身上。第一天行军的垂直距离只有200 米，
距离约12公里，时间用了6个小时。

湍急的河流、茂密的森林、绿色的山野、白皑皑的雪山，给人的感觉不是在登
山，而是在旅游。致新不停地说：“这里的山太美了，怪不得欧洲人愿意登山，欧
洲出这么多登山家。在这么美的环境里我天天都愿意登山，我要做欧洲式的登山家！”

第二天和第三天行军的距离和高度比第一天增加了许多，也听不到致新嚷嚷着
要做欧洲式登山家了。就看到他一个人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后面，缺乏训练的后遗症
在致新身上显现出来。我开始有点为他担心，但致新对自己却充满信心。3 天的行
军除了使高山适应性得到加强外，另一个收获就是对韩国队员和厄尔布鲁士峰的情
况增加了了解。韩国队员中有4人一5人登达过8000米的高度，尤其是韩国队队长张
炳虎曾登上世界第一、第二高峰珠穆朗玛峰和乔戈里峰。

从实力上看，登顶似乎没有多大问题。可厄尔布鲁士峰变化无常的天气，需要
登山者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而我们缺乏的恰恰是这一点。按照计划，12日我们将
撤离厄峰。也就是说，12日之前如果没有好天气，我们的攀登将不得不以失败而告
终。以往的登山队在厄尔布鲁士峰停留时间在20天左右，当他们遇到坏天气的时候，
就到附近的城市旅游，直到好天气出现再继续攀登。阿里告诉我们，厄尔布鲁士峰
的坏天气已经持续一星期了，天气能否在12日之前变好，他心里也没底。


第二十章 火山之子厄尔布鲁士
王勇峰

厄尔布鲁士峰，是大高加索山群峰中的“龙头老大”，简称“厄峰”，是博科
沃伊山脉的最高峰。在小比例尺的地图上，它给人的印象仿佛是“骑在”亚欧两大
洲的洲界线上的“跨洲峰”。其实不然，它的地理坐标为北纬43度21分，东经42度
26分，整个山峰，不言而喻地落在俄罗斯联邦的版图内——当前归属巴尔卡尔共和
国，西侧则紧靠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东南隅。

长期以来，西方人士往往把欧洲最高峰的桂冠，含含糊糊、不加解释地戴在阿
尔卑斯山勃朗峰（海拔4810米）的头上。到本世纪50年代初（可能更早些），国际
学术界达成共识，基本以高加索山系大高加索山脉的主脊，作为亚欧两洲陆上分界
线南段的天然分界。自此以后，问题也迎刃而解：欧洲第一高峰当然非这条分界线
北侧海拔5642米的厄尔布鲁士峰莫属。

“厄尔布鲁土”一名，一般都认为和波斯语有关，但歧见仍多。有的认为来自
“aitibares ”一词，原义“高山”、“崇峰”。有人认为这座山的名字跟伊朗北
部的厄尔布尔士山的名字“孪生兄弟”般地相像，后者有“闪烁”和“烟烟发光”
等义，前者也不外是这个意思，都是用来形容山巅永久积雪、在阳光照射下反射亮
光的景象。

有人向语言的“上游”追溯更远，从印欧语系的原始共同词根中寻访，提出了
可能和alb（“高山”、“山岳”）这一词素有直接关系的假说。

总之，厄尔布鲁士峰名称的来历、含义等问题，迄今依然未根本解决。高加索
山系素有“民族之山”、“语言之山”的称谓和别名，比喻生息其间的民族和分布
其中的语言极多。这众多的民族，众多的语言，也曾不约而同地给他们家门口这座
神灵般的山岳，取过很多名字。命名的根据是多种多样的——地理位置、生活感受、
观测结果，以及悠远的传说、丰富的想像……加阿布哈兹人称它为极乐山，切尔克
斯人称它是把幸福带到人间的幸福山，卡尔巴达人管它叫白昼之山，巴尔卡尔人和
卡拉哈伊人称之为千山等。

纵观长逾1100公里的大高加索山脉，高峰比比皆是，“出类拔革”者也不少。
如西段有栋巴伊一乌尔根山，海拔4046米；中段有什哈拉山，海拔5058米；德赫套
山，海拔5203米；乌伊帕塔山，海拔4646米和卡兹别克山，海拔5033米；东段有特
布洛斯一穆塔山，海拔4494米和巴扎尔一杜济山，海拔4480米等等。但厄尔布鲁士
山，“个头儿”比它们谁都“蹿出一大截”——海拔高达5640米。它毫无争议地成
了高加索山系的“众山之王”，并一跃登上整个欧洲第一高峰的“宝座”。

除了高度，厄尔布鲁土峰“形体”出众，即壮美中透着“威严”。这座山岳是
地质史上火山长期连续喷发的产物。其锥状外形就清晰不过地表明它是“火山之子”。
加之生来呈一大一小、一高一矮的“双峰对峙”态势，海拔分别为5642米（主峰，
居西）和5595米（辅峰，居东）。从野外实地远眺，映人人们眼帘的这位“双顶巨
人”，巍巍而耸，凛凛而立，超然绝伦，凌逼霄汉，敦实中显现出一种难以描述的
威严……一眼望去，也显得高耸入云，上接天际。在它高大的“形体”上，终年冰
雪覆盖，雪线北坡在海拔3200米，南坡则在3500米；有50多条冰川旧然下垂，总面
积达140平方公里。其中，大阿扎乌冰川和小阿扎乌冰川共长2100 米；小阿扎乌冰
川为悬冰川，长不足1000米。冰川末端溢出的融水，像乳汁一样“哺育”着周围数
以百计的溪流，高加索地区著名的库班河和捷列克河等，就是从这些冰川发源，分
别流入黑海和里海的。这在人们心目里，无形中平添了浓重的神秘和敬畏之感。

厄尔布鲁士峰集多种天然优势于一身。按高度是高加索地区第一山，俄罗斯欧
洲部分第一山，整个欧罗巴洲第一山，加上山区天造地设的绮丽自然风光，是天赐
的自然财富，拥有极大的登山和旅游价值。所以一个时期以来，俄罗斯（包括前苏
联）官方和民间都予以高度的重视。从60年代起即着手规划，兴土木，搞基建。经
过数十年的惨淡经营，已经将这里开发为一个体育、运动、旅游各种设施兼备的登
山活动基地和观光中心、滑雪运动中心。除了为俄罗斯本国各项有关事业服务外，
这里还吸引了世界各地不少人士，前来观光、游览和从事登山、探险一类的体育科
研活动。据记载，厄尔布鲁士山的近现代意义上的登山活动，是从1829年开始的。
这一年，由本地人正式攀登上海拔5595米的辅峰，1874年英国人登上海拔5642米的
主峰，这是人类首次登上它的主峰，并记录在案，迄今（1998年）已经过了124 年
的漫长岁月。

危险的错觉：厄尔布鲁士峰伸手可触。

9 日我们开始向突击营地进发，先是坐缆车从2000米的高度上升到3500米，然
后又由雪地拖拉机把我们送到4200米。到达营地后，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由铝板
做墙的形似碉堡的巨型建筑物。这个“碉堡”是一座三层楼房，有60间6 平方米大
的房子，每个房间有4个床位。食堂和休息厅在二楼，面积约50 平方米，墙壁上布
满了照片和俄文说明，看样子是前苏联登山史的简介。营地周围下着大雪，能见度
20米左右。整个队伍在体息厅里无可奈何地等待着天气的好转。我和致新商量，12
日之前天气不好怎么办？致新说，让韩国人先撤，我们等着好天气的到来。

傍晚时分，天空突然放晴，厄尔布鲁士峰的主峰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眼前。除了
它的美丽壮观外，另一感觉就是厄尔布鲁士峰伸手可触，上几个缓坡就可到达顶峰。
我和致新不明白，这么近的顶峰阿里怎么说需要8 个一10个小时的攀登时间呢？我
们俩决定明天突击顶峰，3个小时登顶，1个小时下撤，中午赶回“大碉堡”吃午饭。

当我们把计划告诉韩国队长后，遭到他的坚决反对。他说，厄尔布鲁士峰的天
气瞬息万变，它的主要山难就是在暴风中迷路失踪。我们必须听从熟悉尼尔布鲁士
峰地形的阿里安排，明天攀到4900米高度做适应性行军。我告诉韩国队长，登山计
划应随具体情况制定，其第一要素就是天时，抓住了天时就抓住了成功的一大半。
我给他列举了我们攀登麦金利峰和阿空加瓜峰时，如何抓住好天气获得成功的例子，
但还是没有说服同样有着丰富登山经验的韩国队长。最后我们对他说，我们对自己
的行动负责。

和以往的登山一样，突击前夜怎么也睡不着觉。10日凌晨3 时，我俩起床摸黑
做早饭。3 时30分，韩国队长来到食堂劝我们不要单独行动。我告诉他，如果天气
不好我们马上下撤。不得已，他只好同意。

4 时30分，我们信心十足地离开“大碉堡”。四周静悄悄的，我俩的脚步声在
雪地上发出极有韵律的声音。霞光渐渐出来，厄尔布鲁士峰主峰清晰地呈现在我们
面前。为了尽快登顶，我们没按登山常规1个小时行军休息一次，连续走了3个小时。
大缓坡我们翻了无数个，可是还没有翻完。突击营地倒是离我们越来越远，而顶峰
离我们还是那么遥远。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出了错。得从长计议，做好持久战的准
备。致新脸上出现倦容，脾气变得有点暴躁，一会儿抱怨冰镐太短，一会儿抱怨积
雪太深。看来这是疲劳的症状，我把重的东西放在我的包里，并独自承担起开路任
务，希望以此来减轻致新的疲劳程度。

我感到恐惧：登峰计划将要告吹。

6 个小时过去了，大缓坡总算是到了尽头，我们来到海拔5300米、厄峰一、二
峰之间的鞍部。此时的致新脸色发紫，倒头就睡。我担心的事发生了：致新出现极
度疲劳症状。在登山中极度疲劳是造成山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攀登者出现这种情况
很快就会昏睡过去，导致体温急剧降低而死亡。我给致新做工作，希望他不要在这
里睡觉，而他也非常清楚在这里睡觉意味着什么。

致新说，他无法控制自己不睡觉。没有办法，我只好和他达成协议，只允许他
睡20分钟。身体下面垫着背包，穿着我俩所有保暖衣服的致新睡着了。每隔5 分钟
摇摇他，以防睡过去。

望着雪地上昏睡的致新，我在想：如果致新走不动，我一个人又无法把他拖回
去，该怎么办？我不敢想下去，开始感到恐惧。

20分钟一到，叫起来问他的感觉。他说浑身发冷，想继续睡觉。我没有同意，
让他伸伸胳膊和腿，准备下撤。

这时，一名韩国队员到达这里。我感到奇怪，他们不是计划今天到4900米训练
高山适应能力吗？看到我的不解，他告诉我，由于我俩在前面已把登顶路线踩出来，
韩国队决定今天有部分队员登顶。我心里算是有了点儿底，致新真的走不动，还可
请韩国队员帮忙。看到致新疲劳的样子，这名韩国队员对我说，让李先生休息，咱
俩登顶。我一听这话，顿时对这位韩国队员没了好感，并坚决拒绝了他的提议。他
一看我没同意，自己也不敢上，坐在那里等同伴上来，我和致新商量着下撤计划。
致新说：如果撤下去，这次厄峰登顶计划肯定告吹，下一次还不知何时何日再来。
他建议我和那个韩国队员去登顶，他在5300米处等着我们回来。我没同意，心想，
我登顶回来了， 你在这里就会冻成硬棍儿。再说，登七大洲最高峰的目标是我俩9
年前共同确立的，并经过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才熬到今天，我怎能撇下他自己去登
顶呢？虽然失去登顶机会。心里有些难过和失望，但看到此时的致新已脱事危险境
地，心中又增添了许多安慰。

我在做着下撤的准备，致新又对我说，他现在感觉好点了，是不是再往上走走。
我已没有了登顶的心气儿，指着致新的体力能保证走回“碉堡”就谢天谢地了。可
登顶的诱惑实在难以抗拒，脚步又不由自主地向上迈去。

攀登厄尔布鲁士峰的最难地段就是从5300米处至顶峰，这是一段坡度约30度的
大坡。30度的坡对登山来说，根本不算什么难度。可对于极度疲劳的人来说，是一
道无法逾越的障碍。由于致新这一折腾，我也开感到疲劳。让致新在前面开路已不
大可能，和我们一走的那个韩国人根本就没有在前面开路的打算，从4200米开路到
这儿已消耗了我大部分体力，再从这里开路到顶峰已不可能。若奇迹不出现，登顶
的希望几乎没有了。

每当我们身陷困境时，“上天”总会帮我们一把。

我和致新1983年参加登山以来，无数次的合作，都获得圆满成功，被登山界誉
为“双子星”、“登山福将”。其成功的秘诀就是每当我们遇到艰难险阻时，“上
天”总会帮我们一把。不知这次会以什么方式来帮助我们。还没来得及细想，突然
眼前一亮，在我们前面不远处出现的两位“苏联老大哥”也准备攀登这个大坡。如
果老大哥把最后300 米路踩出来，我们登顶的可能就不是什么天方夜谭了。看到我
们的狼狈样儿，老大哥当仁不让地承担起最后这段的开路任务。

我们跟着老大哥踏出的脚印，一步步向顶峰迈进。大坡到了尽头，顶峰近在眼
前，致新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冲到前面当起了开路先锋。6 月10日莫斯科时间下午
1 时26分，我手中的摄像机把李致新和两名俄国人、一名韩国人登上欧洲最高峰—
—厄尔布鲁士峰的情景记录了下来。

厄尔布鲁士峰之行结束了，成功的喜悦和面临死亡威胁的恐惧也很快过去了。
我和致新又回到茫茫人海之中，除了和常人一样的生活外，又开始为我们的第六站
——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之行寻找赞助，进行准备。在非洲之行中，不知又有什
么惊险、刺激和我们捉迷藏。登厄尔布鲁士峰的经验告诉我：一个登山者没有任何
理由轻视他所攀登的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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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ent to the woods because I wanted to live deliberately, I wanted to live deep and suck out all the marrow of life, and not when I had come to die, discover that I had not l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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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踏上麦金利山之巅
王勇峰

从文森峰归来后，迈克和生死与共的我们成了好朋友，不久，他又邀请中国登
山队员一起攀登北美洲的最高峰麦金利山。1992年5月6日，我和李致新、陈建军及
一位随行记者启程赴美，由素有中国登山队五虎将之一之称的陈建军出任中方队长
兼教练，并再次与3位美国人合作组成中美联合登山队。

麦金利山耸立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境内，靠近高纬度的北极圈，不仅山势险峻，
而且气候特别寒冷恶劣，冬季最冷时低于零下50度。世界著名探险家、日本的植村
知己就是在1984年冬季攀登此山时遇难身亡，成为麦金利山攀登史上第44位殉难者
的。迈克曾经沿着最安全的传统路线攀上过麦金利山，所以这次他们选择了另一条
难度很大的西壁路线上山。历史上只有23人沿西壁路线登顶成功，却有8 人在下山
途中搭上性命。

山地飞机在海拔2193米的山脚下平稳地降落了。天气出奇地好，没有一丝云，
也没有一点风。我们从没到过北美阿拉斯加的麦金利峰，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看过。
以前关于麦金利峰的“知识”似乎总和残废联系在一起。在美国碰到一些并不是搞
登山运动的人，他们听说我们要去麦金利，都不约而同地说起这座名山的“性格”，
植村知己、山田升……这些知名的登山家就是在这里走到人生的尽头的。但每年还
是有那么多的人来到这里。在大本营已经有100 多名分属不同国家的登山队员在这
里安营扎寨，热闹得很。第一次见到麦金利，发现她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独特的美。
这些年我们从世界的珠穆朗玛峰，到南极的文森峰……。名山也算见过不少，那么
麦金利峰的魁力又在何处呢？

从大本营算起，麦金利峰的相对高差近4000米。麦金利峰第一眼给我们的印象
是拔地而起，十分宏伟。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在大本营祥和的气氛笼罩之下，我们
这支只有7 人的中美联合登山队的所有成员似乎都感受到一种成功在即的冲动。一
边眺望着麦金利峰，一边说起在麦金利峰的最快登顶记录——10天。“我们也许只
用一星期就够了吧？”我和李致新说。

51岁的美国队长老迈克表示赞同。说实话，当医生的迈克先生看上去要比我们
信心更足。我们好像暂时忘记了我们要走的是西壁路线，在这条路线上历史上曾经
有23人成功地登上过顶峰，但是有8人却在下撤的途中消失了。

因为麦金利峰临近北极圈，从春末开始，麦金利峰的太阳开始显示出她那缠绵
可爱的特性。凌晨3 时她就向山上爬来，晚上11时以后才恋恋不舍地隐没在西面的
地平线下，但是天空却未因此黑下来。这个季节，最黑的夜晚，也能清晰地看到群
山的轮廓。这个特殊的地理现象，为登山者大大提供了方便。

5月10日下午1时30分，中美联合登山队6 人起程，开始向一号营地进发，《中
国体育报》记者刘文彪一人独守大本营。

通往一号营地的道路是一段十分漫长的缓坡。登山行动伊始就出现了意想不到
的问题，我们的中方队长兼教练陈建军本来心脏就有点儿毛病，因为患了重感冒，
行动十分困难。为了不影响整个队伍，贻误战机，陈建军决定自己下撤至大本营。
他向我们一再嘱咐了要注意的安全问题后，带着遗憾回到了大本营。我们约定每天
定时联系一次，汇报山上的情况。

可是就在当天晚上，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了。

说是11日晚将有一场10年来最大的暴风雪袭击麦金利峰！本来我们准备抢在暴
风雪到达之前，赶到二号营地待机，可是途中却遇到一支法国队，说暴风雪将立即
到达，情况十分紧急，我们立即在去二号营地的途中就地筑起雪墙，准备抵抗这场
预期4到5天的暴风雪。

麦峰开始显示出其本来的面目。12日上午，大雪向下压来，但奇怪的是却没有
风。早饭后迈克来了，他要求今天全队向二号营地前进运输一次。这种天气行吗？
我们面前是一个15度的缓坡，不算陡，但是能见度太差。为了预防意外情况，我们
带上了一顶帐篷和两个睡袋，一旦迷路我们可以就地扎营。所有的登山队都停止了
行动，而惟独我们这支队伍却在大雪中登程了。看到我们这支队伍，其他登山者都
瞪大了疑惑的眼睛，他们大概以为我们疯了。

队友李致新拖着50公斤的雪橇，在松软的深雪中，每走十几步就要停下来休息。
他说没想到为登麦金利峰强化训练了3 个月，可是刚上二号营地就遇到这样大的麻
烦。他感觉这一次比他在1988年登上珠穆朗玛峰那次还要累得多。我们所有人贴身
的衣服都湿透了。最初登顶的冲动被对恶劣的形势小心翼翼的判断所取代了。在我
们的四周，已经看不到任何东西，只有地上最新的足迹可以辨认。我们不知身在何
处，惟一的指示，便是向上的坡度。在行进的路途两侧，不时地传来隆隆的流雪和
雪崩的声音……

5 月13日，雪突然停了，当我们看到昨大与大雪搏斗一天的结果，只是上升到
2897米，不免有些失望。当晚又起风了，浮雪吹打在脸上生疼，帐篷里满是积雪。
我们并没有因大风雪而停止行动。14日，我们运输到达了三号营地，并于当天返回
二号营地。老迈克51岁了，另外两名美国同行查克和马克也分别有42岁和36岁了。
这是我与李致新第二次与美国同行合作登山，他们在这种天气中还有如此干劲，确
实使我们颇受激励。“熬吧，熬过这场大风雪也许就是成功之日。”我对李致新说。

16日，一米厚的积雪，终于让我们无所作为，开始了到麦峰的第一个休息日。
为了打发时光，李致新出了一个狗、熊、虎过河的智力游戏，猜了一天没有结果。
我们没有心思在那儿真正猜谜。 带上山的食品并不多， 如果迁延时日，就可能因
“能源”问题不战自退了。

17日，在大雪中我们又出发了。途中我被大风吹了两个跟头，连滚带爬地到了
三号营地。巧的是正当我们在三号营地找不到建营的理想位置时，一支英国队因食
品告罄开始下撤。登山就是这样，技术实力是重要的，但运气同样重要。后来的事
实证明，我们顶着风雪上是对的，我们正是在大风雪中着手运输建营，迎来并抓住
了突击之日的有限的好天气周期。当然我们心里很清楚，这是相当冒风险的。

5月18日，我们向四号营地运输。在距顶峰100米高差的地方，一个奇景出现了：
在我们的脚下，是狂风和大雪，而在我们的头上却是晴空万里。麦金利的主峰已经
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下午5时30分，我们到达四号营地，这里居然有150多名各国的登山者。但他们
在此已经被大风雪围困达8天之久，上不去下不来。19 日，我们开始在海拔4361米
的四号营地建营。这时天气预报传来了好消息，22日天气将好转，23日则是难得的
好天气。我们与美国同行商量后决定，把23日作为突击顶峰的日子。我们的心清随
着登顶日子的确定而兴奋起来。可就在20日，3名韩国登山者在西壁路线滑坠身亡、
两名意大利人在哥赛因路线上遇难的消息传来了。另一名瑞士人在四号营地则因高
山病被困，由于下不去而不治身亡。这是麦金利峰攀登史上在一年中死亡人数的最
高纪录。

我与李致新重新审视了一次西壁路线。到达海拔4500米高度时，这段陡壁路似
乎更加陡峭了，我们还没有遇到过这种平均坡度在50度一60度的陡坡，因而对自己
并没有把握。一支日本队听说我们要从西壁路线登顶，便对我们说，这太危险了。
一个美国高山向导知道后也对我们说：“你们是第一次来，最好走传统路线。我四
次登上麦金利峰还从未走过西壁……”迈克也在四处打听西壁路线的情况，当他听
说有5 名经验丰富的运动员从西壁上去被困在途中，只能从传统路线下山时，也觉
得问题严重。

我们与3 名美国人商量怎么办。查克和马克表示，他们已经从传统路线登上过
顶峰，如果再走那条线就等于没有来过。讨论的最后结论是，登西壁必须有两天的
好天气，如果22日天气不好转，我们就改到传统路线上去。

21日，天气依然不好。这天从传统路线上下来几个登山者，其中有一个是曾经
从西壁成功登顶的美国高山向导。他对我们说，西壁难度是大，但它有一个好处，
这是一条人迹稀少“不用排队”的路线。他说他喜欢这条路线。他的这通儿宣传，
增加了我们征服西壁路线的信心。当晚我们决定，22日上西壁，拼了。我们感觉从
技术经验上与美国同行差距并不大，而我们的体能明显要比他们强。

22日，天气果然开始好转。12时我们开始突击行动。李致新和我走在前面，今
天的目标是海拔5032米的突击营地。

坡度越来越陡，在绕过最初的4 个冰裂缝后，坡度已经达到50度。昨天我们看
到俩人从突击营地撤回，他们下来后说，从突击营地到顶峰太困难了。天非常冷，
但我们非但没有感到冷，脚下令人毛骨惊然的万丈深渊却使我们出了一身又一身的
冷汗。在这里稍有差迟，便可能万劫不复。在这么陡的峭壁上攀登，对我们来说还
是第一次。我与李致新交替相互保护着，终于到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带。我们松了
口气，把带上来的绳子放下去，以便于美国同行的攀登。半小时后，迈克3 人终于
露面了。于是我与李致新继续率先向上赶路。

下午4 时我俩到达突击营地。突击营地约有20平方米，是一个小缓坡，它的南
北两侧都是万丈深渊，只能搭4 个帐篷，这是沿西壁路线突击顶峰的惟一建营之处。
晚上6 时，迈克的身影出现了。还没等我们向他打招呼，迈克就讲，查克和马克被
困在一个陡壁下，上不来也下不去，要我们赶快下去营救。我们带着结组绳火速下
山，我打好保护，由李致新和迈克俩人去营救。一个小时过去了，晚上8 时多终于
把查克和马克从70度的陡坡下拉了上来。

营救工作大大地消耗了我们的体力，3 名美国同行也被折腾得精疲力竭。李致
新说：太悬乎了。幸亏今天这种好天气，如果遇上前两天那种天气，查克和马克就
完了。这也许就是我们的运气吧。马克由于今天被困，体力明显不支，从西壁登顶
已经不可能，于是他宣布放弃登顶。为了抓住这稍纵即逝的好天气，当晚迈克和我
们决定24日凌晨3时起床，5时出发。我们仅有3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24日凌晨3 时，我们准时起床，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好，李致新与查克一夜未睡
着，我与迈克睡了约一小时，但为了赶好天气，大家决定仍按原计划登顶。这天天
气格外地好，万里无云，无一点风，我们吃完饭，穿好行装，6 时15分离营突击顶
峰。翻过一个30度的冰坡后，耸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200米高、平均70 度的陡壁。
幸运的是，这段路不知何时何人拉了一条绳子，我们只需要上50米就能够到绳子。
我和李致新仍然先行，美国人随后，在越过一个50米的冰壁后，接着是冰雪岩石混
杂地形，这里平均坡度有50度，相对比较安全，只是脚感觉极不舒服，一脚硬一脚
软。两小时后终于越过了这段高差400米的混杂地形。

这时我们赶上了另一支登山队的两名美国人。从现在开始，我们将翻越垂直高
差约300 米、平均坡度60度。局部地段达80度的陡壁，这是西壁路线最危险、最困
难的地段，3 名韩国人就是在这里死的。我与李致新开始采用“之”字形上升法，
没到半小时，我们感觉脚下技术动作变形，向上一看看不到顶，向下一望不知底在
何处，这时我们正处于最危险的地方。我们商量后，决定采用交替保护上升法，垂
直上升快速通过这个危险地段。11时30分，终于越过这个危险地段，翻上一座大平
台。也许是由于刚才太紧张，来不及想到死亡的威胁，现在才感觉到太可怕了。我
们居然翻越了这样的地形，一方面，庆幸没有成为韩国人之后……另一方面又为我
们自己能掌握了这样的攀登技术感到骄傲。

不过，顶峰好像还是那么遥远，由于昨天没休息好，今天又越过900 多米复杂
危险的地形，每挪一步都感觉吃力至极。李致新这时开始出现幻觉，精力集中不了，
小学政治老师上课的情形不断出现，情形似乎有些不妙。我们商量是继续上还是下，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上去后很可能撤不下来。但顶峰就在眼前，而危险地形已
经没有，天气又格外地好，我和他商量后下定了决心，“登！要死也在登顶以后再
说！”

李致新要我时时提醒他，以防疲劳过度昏睡过去。下午1 时57分，我们终于登
达顶峰。我们激动地互相拥抱在一起，情不自禁地流下了兴奋的泪水。终于到了顶
峰，我们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们首先做的是感谢老天爷给我们的好运气。

从麦金利峰顶部向下望去真是太美了。蓝得发黑的天空，一望无垠的雪山，还
有在她的西面。那片天水相接的大海，一片蔚蓝色，这一切都使人心醉不已。我们
曾怀疑自己的实力，我们也曾一度感到恐惧，也曾一度想放弃登顶，但我们最终还
是咬着牙上来了。

在顶峰拍完登顶照后，我与李致新齐始下撤。在距顶峰高差150 米处，我们遇
到了正在艰难向上蠕动的迈克和查克，他们都累得说不出话。我们怀疑他们这样上
去了是否还能下来？但我们只有默默地为他们祝福了。

3 个小时后，令人钦佩的迈克也如愿以偿，站在顶峰之上。但遗憾的是查克在
距顶峰仅仅50米的地方，却再也没有一点儿余力向上攀登了……

麦金利峰之行结束了，我们有很多一时难以表达的感触。登山对我们来说已经
不是第一次了，成功的喜悦和面临死亡威胁的恐惧也不是第一次了。在麦金利峰看
着那些成百名的职业的或是业余的登山者，我相信在大自然风姿各异的雪山中，一
定都有着一种比我们一般所说的成功的荣誉更强大的驱动力。如果你不去尝试，你
又如何知道你行还是不行。大自然是如此神秘而有诱惑力。这么多人把辛苦多年的
积蓄甚至生命倾注在一座雪山之上，我相信，这决不仅仅是为了荣誉……


第十六章 我在珠穆朗玛峰
王勇峰

我一直为1988年没能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而耿耿于怀。从北美最高峰回
来后的第二年，机会来了。

这一年春天，进行了海峡两岸首次联合攀珠穆朗玛峰活动，我也是成员之一。
不过队长曾曙生一为确保一名台湾队员登顶，二因对我的登顶实力没底，所以起初
他只是计划4名藏族队员为台湾队员吴锦雄保驾，我没有进入突击队的名单。

我知道，我只有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一切，只有一声不吭，在突击顶峰的前期
建营运输过程中，用事实证明自己的能力。最后台湾队员也为我打抱不平了：为什
么不让王勇峰上？这样我才被排进突击队名单。

5月4日，冲击顶峰行动开始前一天，突击队员从海拔8300米高度的六号营地向
突击营地运动。跟在我后面的吴锦雄因没有节制地吸氧，把瓶中的氧气吸了个一干
二净。他实在走不动了，连话都说不出了，我突然感觉到腿上有东西在拽，停下脚
步一看，是吴锦雄用雪杖在钩我的脚。我停下脚步，他恳求我把氧气瓶让给他用。
我想了想，取下了自己的氧气瓶。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度这样做，几乎意味着选
择死亡。

而我也真的差点儿死在山上。

5月5日凌晨，我们6 名登顶队员从睡袋里拔出脚，冲击珠穆朗玛峰顶峰的时刻
到了。

这是8680米的七号营地。开尊起来化雪，每人喝了一小杯水，吃了几口糌粑。
加措吃了几口就吐了出来。他胃痛难忍，我们都很为他担心，他还能完成登顶任务
吗？

用雪化水很慢，直到9时我们才出发。

近10年的登山生涯中，我一直盼望着这个机会。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不信神，
但我希望老天爷保佑，给我们一个好天儿。登顶的任务完成与否，天气太重要了，
尤其是在珠穆朗玛峰。天刚一发白，我就扒开帐篷往外看了看，不错。夜里奇冷，
至少零下30度。一冷，天就好。

一出发，开尊和普布走在最前面，然后是小齐米和加措，我跟在台湾队员吴锦
雄的后面。

这高度真是地地道道的生命禁区，走出没有20分钟，就感到憋气难受。我把氧
气调大一些。看见吴锦雄正坐在那儿边喘气边吸氧，我向他摇摇手，示意他别着急。
这时，“第二台阶”已离我们不远。但是，向上攀了没几步，我突然觉得右眼一片
模糊，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的心不由得一沉，完了，目测不准，怎么向上攀登？
一步要是迈错了，就会出事。那么，我的登顶之愿也就无法完成了，生命也会受到
威胁。怎么办？我一咬牙，马上做出决定：不能告诉任何人，大本营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逼我下撤。就是剩下一只眼睛，我也决不能放弃登顶机会。一个登顶队员，
一生中这样的机会能有几次？危险，只能靠自己去闯，我相信我能战胜它。横下一
条心：死也要死在顶峰上。

攀登速度明显慢了很多，体力消耗太大。

12时40分，4名藏族队员首先登上顶峰。

13时20分，我终于登上了顶峰。激动，使我忘了失明和疲劳。

10分钟后，来自台湾的吴锦雄也成了世界上站得最高的人。我们拥抱在一起。
吴锦雄激动地喊了一声就哭起来。我们拍拍他，亮出了海峡两岸联合登山队的队旗。
这时，藏族队员加措看到我今天的氧气又耗尽了，便把自己还没用的氧气瓶解下送
给我。他和几个藏族队员没有吸氧，是无氧登上了顶峰！我很感激他，他真是救了
我，凭着这瓶氧气，按我们商定好的当天下撤到7790米的五号营地，是不成问题的。
但谁能想到呢？在极度的疲劳和顶峰猛烈高空风的冲击下，氧气瓶还没有放稳，就
骨碌碌滚落到山下去了。我懊悔极了，但也没有办法。这个高度，出现意外实在是
太多了。

我没有想到，更大的危险还在后面。

13时40分，我们开始下撤了。没了氧气，再加上右眼失明，我越来越行动艰难。
对于我，氧气在这个时候就是生命。由于缺氧，体力极度衰竭，下山时我远远落在
其他人后面。眼见5位战友离我越来越远，我明白，自己顶多能撤到七号突击营地。

终于，来到了“第二台阶”的陡壁，这里陡得足有90度，一只眼睛难以判断方
位，我更加小心翼翼。挂上下降器（一种登山器械）后，我一再提醒自己，慢一些，
慢一些，别慌，一定要沉着冷静。但是，下到金属梯一半的时候，右脚突然踩空，
一个倒栽葱向山下扎去。这一瞬间，我心里咯喀一下，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完
了，这下命肯定是丢在这里了。”

因为人在这种情形下就是在海拔低的地方要翻身也是很难的，更别说是在海拔
87O0米的高处了。只能是在绝望中“垂死挣扎”了。我用尽全身的力气踢甩，右脚
在岩壁上乱踢。幸亏我是挂着下降器下山的，我左手本能地紧紧抓住下降器的绳子，
很快阻止了下坠，头朝下挂在陡壁上。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也不知用了什么办法，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只觉得上天在
帮助我，让我翻了过来。上身终于朝上了。可经过这么一折腾，我一点儿力气也没
有了。当我爬到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时，实在没有力气再往下走了。我明白，从
眼睛到体力，都是因为缺氧造成的。有了氧气，肌体的血液循环加快，一切才能正
常。我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七号营地，我相信那里会有氧气，真有，就是有了生的
希望。

咬着牙，一步一步挪到了七号营地；上天再次保佑：一是营地的帐篷门没有拴，
如果拴死了，我的手指尖已经冻伤，就解不开了；二是里面的3 个氧气瓶里都有氧
气，一个压力120，一个压力50 。我一头栽进帐篷，就像饿极了的孩子见到妈妈的
奶一样，不顾一切地大口吸了起来。安上调节器吸上氧之后，我才有些后怕。昨天，
报话机已经丢失，今天等于一个人下撤。在第二台阶真挂死在那里，或途中滑坠，
别人连我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吸完氧，才感觉肚子有些饿。但是，我把随身带的防风火柴划了一整盒，也没
有划着火。虽然连口水也喝不成了，但是氧气救了我的命。

当时的一篇报道记录了我在山上吸氧时大本营的情况：“再说西藏队员和台湾
队员都于当天返回7790米的五号营地，人们惟独不见北京队员王勇峰。”

“等到天已黑透了，还不见王勇峰回来，大家都很着急。此时王勇峰的步话机
也丢了，大本营无法与他取得联系。在北京的中国登山协会当天晚上已从大本营的
电台中得到消息，王勇峰失踪，很可能已经遇难。中国登协有关领导整夜未睡守候
消息。直到第二天中午前，大本营的队友们不断地用高倍望远镜向山上降望，也没
有观察到任何人影。”

“5月6日，快11时的时候，望远镜中突然出现一个小黑点，从突击营地的帐篷
里爬了出来，慢慢向山下移动。这简直是死而复生！大本营一片欢腾……”

由于有了氧气，我的体力已稍有恢复。最让我高兴的是，早晨一醒来，我发现
自己的右眼能看得见了。看来，这只是由于缺氧导致的暂时性失明。但是，现在我
仍然面临着一个极大的危险，那就是迷路。下山的路早已被积雪覆盖，一个人走是
很容易迷路的，而且一迷路就会走到异常陡峭的北壁，根本下不去也绝无力气再返
回原路。靠着经验，更靠着运气，我终于回到了五号营地。到了这里就安全了。

5月7日上午，守候在7000米四号营地的队友攀上五号营地，把我接应下山。由
于在山上冻伤严重，我一回到北京就被送进了医院，截去右脚的3个脚趾。


第十七章 阿空加瓜远征记
王勇峰

阿空加瓜峰，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最高峰，位于南纬32度39分、西经70度，海
拔6964米。我和李致新一行6人终于到达耸立在阿根廷境内的这座著名山峰脚下了。
和以往攀登南极最高峰文森峰、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峰一样，到达阿峰以前，除了它
的海拔高度、颇有名气的高空风以外，我们对它几乎一无所知。

阿空加瓜山是世界最长的安第斯山脉的主峰，也是西半球的最高峰。自1897年
1 月14日瑞士登山家楚布里根首次成功脊上此山以来的近百年间，许多人攀抵峰顶，
但也有不少人功败垂成，死于途中。最悲壮的莫过于阿空加瓜山脚下的那60座墓碑，
就是为这些遇难的人修建的。

为了保证登顶的成功，1994年12月3 日，由李致新和我及领队白建强和一名记
者组成的中国北辰南美登山队，先飞往加拿大埃德蒙顿市，进行包括野外冰壁攀登
在内的为期3周的针对性强化训练。

12月31曰，我们4 人与两位打算共同攀登此山的加拿大朋友兰迪和达戈会合，
再一起辗转抵达阿空加瓜山脚下海拔2750米的智利印第安乔小镇。

1995年新年的第一天，沿着奥考尼斯山谷寸草不生的碎石路，一步一步走向险
峻而美丽的阿空加瓜山。经过两天30公里的艰苦行军，我们于1月2日傍晚到达海拔
4230米处，建立了本次攀登的大本营。

如果说与以往有何不同，那就是作为登山运动员，我们这是第一次靠自己联系
协作单位落实登山经费的。说起来还真有点戏剧性，与我们协作筹款的北辰体育文
化公司，直至登机前几天才最后落实全部经费，虽然我们并未负责具体的筹款事宜，
但长达9个月的筹款过程，其间一波三折，令人心焦的折磨实在难忘。

同行的6 人中，有两位加拿大朋友兰迪和达戈。喜爱旅游登山的兰迪曾在中国
任外教，在那期间我们结识。他曾想卖掉在加拿大的房子，在北京搞一个经营性的
攀岩馆。后来听说我们要去阿空加瓜，在得知我们经费上的困顿状况后，他表示也
想去，并主动表示愿意做点贡献，帮忙拉赞助。于是他在加拿大向100 多家企业发
信，可叹的是竟无一回音。聊以自慰的是最后取得了加拿大航空公司的支持，同意
提供优惠机票，这就是为什么目标是南美的阿空加瓜，我们却要跑到北美的加拿大
兜个大圈子的原因。

12月3 日，我们到达加拿大的埃德蒙顿市，这是兰迪和达戈的家乡。在这里会
齐后，我们立即着手采购装备和食品，并进行身体训练。

12月28日，经两次转机、18小时飞行，29日我们到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31日，我们穿过智利和阿根廷边境到达阿空加瓜山脚下的印第安乔小镇。从这
个海拔2700米的小镇可以远眺阿空加瓜峰。小镇上几乎没什么人家，只有几家为登
山者休息而设的旅馆。

我们在一个小店住下。晚上，小店里来了许多人唱歌跳舞，这时我们才回过味
儿来，再过几小时就是新年了。远在异乡，为了淡化一点思乡之苦，尽管事先定下
了厉行节约的原则，我们还是要了4 罐价格很贵的啤酒。显然黄皮肤的亚洲人在这
里就是少见的“老外”了，旅馆主人对我们这些来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古国的人似
乎明显抱有好感，在迎接新年的夜晚，他热情地赠送了一瓶香槟和一盘煎饺子。

1995年元旦，我们在小镇雇了两头驮运登山装备的骡子离开小镇，向阿空加瓜
进发。2日下午抵达4250米的大本营。

大本营平坦宽阔，100 多顶鲜艳的帐篷花团锦簇般地早已立起，将近20多支登
山队数百人已先期到达。南美这座著名的最高峰早已成为阿根廷的一大旅游圣地，
而且是一个相当可观的赚取外汇的来源。最令我们惊奇的是，这里为各国登山者提
供服务的主力军竟是阿根廷军方，他们可提供直到直升机救援在内的服务，价格当
然非常昂贵。

在大本营，我们再次成了“珍稀动物”。

“你们从中国来？”许多不同国度的登山者面露惊奇之色。

1897年，当瑞士一名登山家历经数月成为第一个站在阿空加瓜峰顶的人之后，
迄今为止，已不知有多少人登过顶峰。据说，每年到这里的世界各国登山者有近千
人之多。然而，据当地人讲，黄皮肤的中国人到达这里还仅限于10多年前台湾的一
支登山队。在他们的意识中，中国人来阿空加瓜登山本身就是新闻。他们的疑问又
使我想起了这次漫长的经费筹集过程，而且还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角色意识—
—我们不仅代表个人，更代表着12亿人口的中国。

“中国远征队阿空加瓜峰登山队”成了热点，很多人都来打听我们这支队伍的
情况。当他们知道我和李致新曾经登上过珠穆朗玛峰、麦金利峰、文森峰时，更是
惊奇万分。

有一个老兄说，他不知道中国登山者竟这么有实力，既然如此，阿空加瓜应该
不在话下。到达大本营物色搭帐篷地点时，我们这支队伍的领队、北辰体育文化公
司的总经理白建强不知为什么放弃了李致新示意的搭帐篷的地点。按一般情况看，
这是个不错的地方。但他自己选择了一个角落搭起帐篷。原来那块地方被一支稍晚
一点到的日本队占用了。

3 日早晨，一个绝对属于“天意”的情况出现了。在大本营上方约1000多米高
的地方，一块巨大的石头惊心动魄地朝着大本营方向滚下来。巨石在下坠的过程中
不断的猛烈的碰撞中崩解和发出巨大的响声，营地中的人全都被惊动跑出帐篷。眼
见着，崩解的碎石呼呼地向大本营方向跳跃而来，9 顶帐篷被击中。白建强国自作
主张选择别处而幸免，那个“后来居上”的日本登山者的帐篷却被砸毁了。

第一次参加登山活动的白建强运气竟如此之好，令人情不自禁地想起“上帝与
我同在”的话来。的确，这次登山活动，我们的运气好极了。

4 日，我们开始向上行动，当天即赶到5400米的二号营地，然后又返回4900米
的一号营地。我们回到一号营地时，兰迪和达戈知道我和李致新只用了3 个半小时
就从大本营上到二号营地时，惊讶无比，因为到大本营后了解到的情况是一般这段
行军路程需要八九个小时。

“现在我们才算知道什么是职业登山，今后你们俩怎么做，我们就学着怎么做。
”兰迪、达戈打心眼儿里服了。

此次登山，白建强更是无条件地信任我们的实力。然而，这些信任对于我和李
致新也是一种压力。这是国内企业首次出资赞助登山，是中国登山运动与企业联姻
的关键的第一步。我们这次很运气，遇到了北辰体育文化公司这个合作者，白建强
在最困难的时候都坚信南美之行一定能成功，并不惜一切代价地为此行奔波。但也
正因如此，这次登山对于我和李致新来说，多了一份以往所没有的压力。我们不仅
要登顶成功，还要考虑从宣传的角度，尽可能多地把攀登过程拍摄下来。毕竟已有
10年的登山经历了，这10年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登山者没有任何理由轻视他所攀
登的山峰。我与李致新决定，5日和6日在大本营休整两天后，7 日进人海拔5850米
的突击营地。

突击营地到顶峰这段高差达1100米，山顶的风力一般在8 到10级。从了解到的
情况中我们得知，过去一般登山者从突击营地到顶峰需要10小时左右。最困难和危
险的地段，是接近顶峰时有400 米风化极为严重的碎石滑坡。在这段碎石滑坡上行
走常常是进两步滑退一步，体力消耗极大。许多登山队都是因为在此地段耗尽体力
而放弃了努力。曾有一位美国登山家在登顶后无力返回而死在顶峰，这几乎可以说
是活活累死的。

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两位加拿大朋友和随行记者刘文彪都有十分强烈的
登顶愿望，他们希望在整个登山计划中考虑他们的愿望。两位加拿大朋友曾经攀登
过一些4000米一500O米的山峰。整个登山队分为两个攀登组：A组是我和李致新，B
组是兰迪、达戈加刘文彪，他们先于A组向上运动。白建强留守大本营。

6日，B组进驻一号营地。夜晚，阿空加瓜峰顶出现了一块一动不动的蘑菇云。
一种不妙的感觉涌上我们心头。我和李致新清楚地记得，1992年在麦金利时也曾见
过这种云，它预示着一场暴风雪即将来临。我立即把情况报给白建强，他听后非常
焦急，四处询问天气的情况，但都没有准确的消息。

其他国家的登山者也开始议论纷纷，但都拿不准这块蘑菇云到底会带来什么后
果。有个德国人跑来问我们，我们告诉他这是天气转坏的预兆；他也告诉我们，他
的智利向导认为两三天内将会有一场特大暴风雪。

我们的心情沉重起来，如果真如那位智利向导所说，登顶计划就吹了。因为根
据这里有经验的人讲，阿空加瓜地区这场特大暴风雪至少要使整个登顶计划延误10
天甚至半个月。如此，我们的食品、燃料都不够。

7日下午4时，狂风仍在刮个不停。左思右想后，我与李致新当机立断，决定立
即实施登顶计划，抢在暴风雪到达之前登上阿空加瓜峰。4 时40分，我们两人顶着
狂风开始向二号营地攀登，同时也通知先期到达一号营地的B 组向二号营地攀登，
两个组在二号营地会合。

晚8 时30分，我们到达二号营地。顶着强劲的高空风支起帐篷，钻进帐篷倒头
就睡。由于海拔高度上升，大家都有些头疼，再加上疲劳和狂风肆虐，当天晚上休
息得并不好。

8日下午3时，我与李致新到达突击营地。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为纪念攀登阿峰遇
难的德国登山家而修建的几个小木屋，小木屋已被狂风吹得破烂不堪、在突击营地，
当天已有一名德国登山老者孤身一人在那里扎营。

9日清晨，只喝了几口开水后，7时我与李致新准时开始进行突击行动。

真是运气，这天万里无云。100 分钟后，我们上到6500米高度，连我们自己也
觉得神速。但接着是一个平均坡度40度的岩石碎屑坡，最艰难的路段出现了。走两
步滑落一步的情形，完全打乱了我们的行动节奏，没想到这最后400 米高度竟用了
3个小时。

高度近400 米，槽中全是松散的碎石，像沙地一般，上两步就会下滑一步，体
力消耗极大。加上这里海拔已超过6000米，我们对缺氧的反应很大，全身疲软，头
痛眼花。每上升两米，就不得不趴下大口喘息一阵，而在这过程中，又滑下去一米！
我感到右脚的截指部分阵阵疼痛。毕竟才出院3个月。

山上狂风怒号，呼出的热气瞬间便在羽绒帽贴着前额和两颊的边沿上冻结成冰
碴。只有咬紧牙关向上攀登。终于走出碎石槽，来到6850米的西北山脊。前面山脊
的宽度不足1 米，风大人站不稳。无法在山脊上行走，否则就会被狂风吹下悬崖。
我们选择了在山脊两米左右的地方，顺着山脊前行。这时候，因体力消耗已近极限，
加上缺氧反应，感到头昏沉沉的，精力已难以集中，只是机械地一步步向前迈腿。

翻越过一块巨石后，突然看到了竖立在顶峰上的标志——一个铅质十字架。现
在我们距离顶峰只有10米了，一股狂喜的热流涌遍全身，涤荡了所有的疲惫。我展
开藏在怀中的五星红旗，大步流星向顶峰走入李致新拿出带上来的摄像机，摄下了
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景，这时正是12时零5分。我们俩仅用了5个小时就登上了顶
峰，而国外登山家登顶一般需要10多个小时，而且这几天与我们同在大本营的十几
支外国登山队无一登顶。

站在峰顶上我真是感慨万千，从瑞士人第一个踏上此峰到今天几乎整整100 年
了，我们终于来了。

下撤不到一小时，眼见狂风裹着乌云向山顶压来，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运
气。但遗憾的是B组3人已经不可能登顶，天气眼见变坏了。

果然，10日晚，一场特大暴风雪终于袭来。

11日清晨，积雪竟达1 米以上，原来裸露的几乎全是风化的岩石山路已被埋没
得无影无踪。我们用步话机向仍在突击营地待机的B 组发出强行下撤的命令。此时
驻扎在二号营地的十几名阿根廷救援军人已把所有在二号营地的登山者集合起来，
掩护他们集体下撤。

B组3人在下撤中迷路，差点儿走向深渊，幸亏李致新在能见度变好的瞬间发现
了险情，一阵声嘶力竭的大喊，终于把他们引到正确方向上来。我们终于安全返回
了大本营。见到我们，白建强本来准备好了的、在心里反复默念了好多遍的演说词
顿时忘得一干二净，剩下的只有无言的激动。对中国登山运动员来说，到海外登山
并不容易，但我们毕竟来了，而且我们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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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ent to the woods because I wanted to live deliberately, I wanted to live deep and suck out all the marrow of life, and not when I had come to die, discover that I had not l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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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珠穆朗玛峰南北大跨越是史无前例的
李致新

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登山运动，由于“无高可攀”，已不再满足于简简
单单地直上顶峰又从原路返回的传统方式。人们不断花样翻新地为自己设计出更艰
险的路线和更长的里程，其中之一就是跨越顶峰。还是在1960年，中国登山队首次
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 当时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就这样问登山勇士：
“珠穆朗玛峰，你们能不能从北坡上，而从南坡下？”以后，人们设想组织两支队
伍，分别从珠穆朗玛峰的南、北坡登顶，在峰顶上会师后再实施大跨越，北坡上来
的从南坡下，南坡上来的从北坡下。日本登山队最早把这种设想变成行动。1983年
12月，日本女登山家高桥通子和她的丈夫高桥和三，各率一支日本山麓同人登山队，
分别由中国一侧的东北山脊向地球之巅挺进。但是他们的会师跨越之梦，被漫天大
雪吹得无影无踪。中国登山协会当然也不会忘记贺龙元帅这一大胆而奇妙的设想。
1985年，协会向日本、尼泊尔登山界提议，中、日、尼三国联合组成登山队，实现
南北双跨珠峰计划。这个建议很快得到热烈响应。

事实上，自从1953年英国登山队首次征服珠穆朗玛峰以来，人类变换着各种方
式， 沿着好几条不同的登山路线，已数十次踏上这座世界第一高峰。包括1975年5
月27日，中国登山队有9 人之多再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其中有一名女队员潘
多（她也是世界上第一位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妇女）。然而珠穆朗玛峰并没有
因此变得驯服，它依然严峻冷酷，暴戾无常。1986年一1987年两年中，世界上有20
多支登山队希冀能一睹“第三女神”的芳容，却只有一支从南坡获得成功。几十年
来，在珠穆朗玛峰捐躯的登山家有近百人，还不算那些失踪的、无法记载的。而在
珠穆朗玛峰之巅实现会师和跨越壮举的难度，将比单单攀登珠峰加大一倍以上，因
为探险者要同时经历珠穆朗玛峰南北两侧的全部难关；顶峰会师更是难上加难，因
为无法预料和协调两侧的登顶时间。

1988年3月，由中国、日本、尼泊尔三国356人组成的联合登山队，陆续开进珠
穆朗玛峰两侧安营扎寨。3月3日，北侧队率先进人海拔5154米的北坡大本营。3 月
10日举行建营升旗仪式，中、日、尼不同颜色的国旗依次升了起来。有趣的是登山
队员的衣服也分三种颜色：中国队员按照习惯选择了红色，日本队员图吉利挑选了
黄色，而绿色则属登山能力极强的尼泊尔队员。日方还在北侧大本营建立了世界上
最高的卫星地面站，保证向全世界进行登山实况的及时转播。中方南侧队员22人则
于3月29日抵达南侧大本营，与日、尼队员会合。

我在北侧，王勇峰在南侧。

3 月16日，北侧队员每人背负10多公斤重的物资，沿着东绒布冰川，开始第一
次适应性行军。天阴沉沉的，寒风夹着雪粒朝登山队员劈头盖脸打来，本来就因缺
氧而呼吸艰难，一张嘴又被风和雪塞满，差点噎得人断气。

走出巨石累累的河谷，又钻进层层叠叠。排山倒海般的冰塔林——那冰蘑菇、
冰芽、冰锥、冰洞、冰湖，泛着幽幽的绿光，景色无比奇美壮观，但我们却不敢掉
以轻心。海拔5600米的一段路上冰川活动剧烈，道路很陡，常常突然有巨石从两旁
山坡上滚落下来，非常危险。前进时都十分小心，有好几处要跑步通过。有几次遇
滚石袭击，因躲避及时，才幸免于难。

不久我们又遭到一场暴风雪的袭击，只见狂风呼啸，飞雪飘扬，不得不在大风
雪中安帐扎营。呼啸着的狂风跟我们处处作对，刚扎起帐篷的一个角，就被大风掀
开，于是十几个人共同合作，钉死一个角后，再钉另一个角……

海拔5500米、6200米和6500米处建立起的一、二、三号营地，都是在这样的条
件下建起来的。然而暴风雪丝毫没有停止的趋势。

就在19日上午，一号营地的五顶帐篷被一股强烈的暴风撕成碎片；下午，三号
营地也有帐篷被狂风撕碎。队员们被冻得瑟瑟发抖，连呼吸也非常困难。只好钻到
其他未被撕开的帐篷内躲避暴风，好些天被困在里面动弹不得。“那风吹得人烦躁
不安，简直要发狂，怒不可遏。”不少人这样回忆说。

3 月22日和23日，以中方队员次仁多吉等为前驱的三国修路队抓住大风减弱的
机会，奋力打通了北侧道路上最大险关之一的北拗冰墙。这是海拔6600米一7029米
之间的一道冰雪陡壁，坡度平均50度，最陡处达70度，戴了墨镜看仍是光滑雪白的
一片，令人头昏目眩。但在紧接着向北拗顶上的四号营地运输物资时，三国队员又
在冰墙上与大风雪展开了严酷的拉锯战。原来北坳是位于珠穆朗玛峰和章子峰之间
的一个鞍部（山坳），正是一个大风口，狂风不断咆哮，不时有人败退下来。

3 月27日，三国所有的运输队员都在离冰墙顶部只有78米处被风雪无情地打了
下去。时间不能拖，为了不延误整个登山计划，3 月28日，北侧队长向山上队员发
出了要坚决完成任务的动员令。

第二天，终于把将近1100公斤重的物资，主要是氧气瓶、煤气罐、食品和登山
器械，背运到北拗顶部，胜利完成第一次行军任务。不过此时有5 名队员已因病下
撤。

4月1日，我们北侧队以到达海拔8300米的六号营地为目标的第二次行军开始。
这天，南侧队大部分队员经过长达9 天的步行，也终于到达了设在孔布冰川舌部的
南侧大本营，营地海拔5350米。由于南侧登山路线较短，只需建立5 个高山营地，
比北侧少两个，因此迟至4月3日才举行开营式。三国联合双跨珠峰的南北大行军从
此全面展开。

4月2日，北侧修路队向第二险关、海拔7028米一7450米的冰雪地带和大风口发
起挑战。我们没想到大风口的风如此之大，而且是永无休止地吹着，加上出发时间
晚了些，结果只到海拔7300米处便被狂风逼退。

第二天清晨9时从北坳顶出发，下午1时总算把路修到海拔7500米处。7日一9日，
海拔7790米的五号营地和8300米的六号营地道路相继被打通，紧接着便开始了北侧
道路上最为漫长、艰巨的运输。

不少队员背着沉重的装备几上几下，每走一步都要喘气，呼出的热气在眼睛和
帽子上结了冰，能见度只有30米。有时刚迈出四五步就被风刮倒，真想扔下背负的
东西减轻负担。可你想想，半途而废下来是什么滋味？大家还是咬着牙硬挺住了。

登山途中最可怕的还不是险恶地形、缺氧、冰雪狂风和疲惫，而是孤独。长达
七八个小时的行军中，只有白茫茫一片风雪为伴，没有色彩，没有声音，静得几乎
让人发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人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渺小。

到了北坳营地，看见风雪里的宋志义，我的泪水“刷”地流下来。“只有我一
个人。”我觉得那么委屈。

4 月15日，中方主力队员次仁多吉带了两名队员，又以惊人的速度，从北坳顶
攀到六号营地，完成中方第二次行军的最后一次运输。17日，全体人员撤回大本营
休整10天。一位尼泊尔球迷带了个足球上山，三国队员就在世界最高的足球场上举
行了一次妙趣横生的足球赛。

正当我们顶风冒雪艰难运输时，南侧队也遇到了巨大障碍。南侧第一道险关是
海拔5400米一6200米的孔布冰川区，陡峭山坡上堆满巨大的冰雪块，遍布或明或暗
的冰裂缝，有的定数十米，深不可测，而且冰岩悬空而立，冰崩雪崩频繁，曾有不
少登山者在这里被冰雪吞噬掉，素有“死亡冰川”之称。为此，登山队在孔布冰川
上架设了30多架金属梯子，并在许多地段拉上了保护绳，但是前进中的险情仍时时
发生。4月6日，3 名中方队员在前往海拔6100米的一号营地途中遇到冰川塌陷，刹
那间，只见方圆200米内的地段纷纷崩塌，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幸运的是3人当时未
在塌陷中心，当他们发现情况不妙时，拔腿就逃，总算捡回了性命。次日，一号营
地附近已打通的道路被冰崩摧毁，架在冰裂缝上的许多金属梯子也被砸进冰缝中。
这天还有一名中方队员失足跌进冰裂缝，亏得他机智地一挥冰镐钉住了冰壁，才免
遭灭顶之灾。11日，在距海拔7400米的三号营地约200 米处，又有一名尼泊尔队员
坠入一个深达40米的冰裂缝，过了好久才被中国队员发现，放了很长绳下去才把他
拉上来。

4 月19日，南侧又出现恶劣的暴风雪天气，狂风卷起冰块砸在帐篷上，队员们
被迫用睡袋挡住头部，熬过了一个惊险漫长的夜晚。就这样熬到23日，天气终于出
现转机，南侧队抓紧时机打通了登山路线上的最后一道天险南拗，在海拔7980米处
建起四号营地，但仍比原计划推迟了几天。南侧队急了，不得不兵分两路，一路继
续攀高设营，分一路加紧运送物资，以赶上北侧队的速度。

4 月27日中午12时，北侧队员告别大本营，开始第三次行军，向设在北坳下的
前进营地（三号营地）进发。他们将在那里等待时机，向珠穆朗玛峰山顶发起最后
冲击。

建立突击营地征服珠穆朗玛峰8000米以上才是令人自豪的。那里的高空风速每
秒达50米以上，氧气含量只有海平面的四分之一，气温在零下30度一40度，高空寒
风轻则使人冻伤，重则把人卷走。这时，东京、北京、拉萨不断向大本营提供最新
的气象卫星云图，大家在焦灼的期待中掰着手指头算日子。

5月1日，最后一仗全面展开，南、北侧第一突击队开始向高山营地挺进。这天，
北侧队的6 名突击队员（中、日、尼各两名）从北坳到达海拔7790米的五号营地。
与此同时，南侧队的6 名突击队员也从一号营地赶到海拔6700米的二号营地。第二
天，南北侧队员又各自再向上一个营地运动。

5月3日，老天爷又来捣乱，印度洋上空有个低压谷偏偏在这时候移向珠穆朗玛
峰地区。“南侧出现暴风雪，第一突击队无法向上运动。”被困在三号营地的南侧
队急忙用无线电话向北侧队呼叫。人们的心一下子凉了，因为南侧队员如不能按预
定时间到达突击营地，那么5月5日双跨珠穆朗玛峰登顶会师的计划就可能告吹。

当晚，北侧队召开了紧急对策会议，决定北侧仍按原计划行动，如果到时候南
侧队上不来，北侧队就实施单跨。而南侧队在听到我们的计划时，当即激动地表示，
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在5月4日赶到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

5月4日上午10时，南侧第一突击队顶风冒雪出发了。不料又节外生枝，这时我
们一侧突击队也遭到暴风雪的袭击，一时无法行动。10时55分，次仁多吉按捺不住，
他抓起报话机叫通北侧大本营，喊道：“我要走了，再不出发，脚也要冻坏了，还
不如上去！”说完后只身一人顶着暴风雪走了。下午3 时，次仁多吉报告他已安全
到达东北山脊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两个小时以后，北侧突击队的全体成员都攀
至突击营地并投入建营。

这时南侧也传来喜讯，到下午6时30分，已有3名突击队员在大风雪中相继跨入
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

征服珠穆朗玛峰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气情况。每年10月至次年3 月，
整个珠穆朗玛峰都在强劲的西北风控制下；5 月末，又有东南季风向珠穆朗玛峰刮
来，直到9 月底才消退。因此，三国登山队选择了5月5日这一“最佳气候期”冲刺
顶峰。

突击前，北侧中方队长曾曙生问我：“你是要登顶还是要脚指头？”此刻，我
的左脚大脚趾因冻伤感染，肿得像个核桃，再次行军就有坏死被切除的可能。

“我要登顶！”

“到了8700米高的突击营地后，剩下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万一你实在登不动，
该怎么办？”

“就是断了腿，我也要爬上去！”

我是从牙缝儿里蹦出这句话的。这几乎是所有登山队员的强烈愿望，谁不想亲
手在人类征服自然的编年史上写下精彩的一页？哪怕是用血，用生命。但能上去的
毕竟是少数，每一侧的三国登山队员只能分别派出一二名登顶队员。根据身体竞技
状况和技术等优势考虑，北侧中方藏族队员次仁多吉被委以第一跨越的重任，与他
同组的是我，惟—一个汉族队员。

5月5日清晨5时半，在海拔8680米突击营地，我向大本营指挥部报告：“山上8
级风，帐篷金属杆都被风刮弯了。”8时30分，风力不减，北侧中日尼第一跨越组3
人强行向顶峰突击，随后第一支援组3 人也出发了。12时42分，次仁多吉一马当先
攀上顶峰，他兴奋地大吼：“我代表中华民族，代表中日尼三国友好登山队报告，
我们上来了！我们的脚下是雪山和白云！”他的声音通过北侧大本营的无线电台直
达北京。在他之后，日本队员山田升、尼泊尔队员昂·拉克巴也相继登上珠峰之巅。

为了争取与南侧登顶队员会师，他们3 人待在这世界最高的地方等了又等，10
分钟，30分钟，一个小时……氧气早用完了，山顶气温达零下30度，他们的手脚都
冻麻木了。

“再坚持半小时，要准备付出代价！’这是北京总指挥部传来的声音。

80分钟过去了，曾曙生问：“你们还有氧气吗？”

“没了，瓶子都扔了！”

“手变颜色了吗？”

“黑了。”次仁多吉的声音在颤抖。

“立即下撤，跨越！”

次仁多吉他们虽然在顶峰创纪录地停留了90余分钟，却没能等到南侧队员上来。
3 人再也不能等下去了，便开始实施人类历史上首次在世界最高峰上的伟大跨越—
—向南侧下山。

14时20分，我第四个登上峰顶，又是孤身一人。我的任务是把南侧跨越队员接
应到北侧，但65分钟过去了，南坡只有白雪茫茫。

15时25分，尼方支援队员拉克巴·索那登顶，他只在顶上站了一下，就被风雪
刮下来。我们两人一起沿原路下撤。

人类顶峰会师的机会，就这样一次次被错过了。最后的希望只系在北侧剩下的
日本队员山本宗彦和3名日本电视台摄影记者身上。

此刻南侧中方队员仁青平措、大次仁和尼泊尔队员安格·普巴正在齐腰深的积
雪中拼命向峰顶攀登。他们早上8 时25分出发，比原定时间提前一个小时，但由于
冰雪太深， 很多路段不得不跪着用冰镐锄雪开道。15时53分，大次仁在经过长达8
小时与冰雪搏斗之后，第一个从南侧登顶。因咽炎而嘶哑了嗓子的大次仁用预先约
定好的三声口哨，向南侧大本营报告他成功的消息。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从南坡征
服世界最高峰。另外两人随后登顶。

这时，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山本宗彦。离顶峰只有50米，山本宗彦摔倒在地，他
试着站起来，但他已经太疲劳了，只能在冰雪和岩石上爬着、爬着，拖着氧气瓶，
爬一阵，喘一阵粗气。16时零5分，山本宗彦爬上了顶峰。很快3名摄影记者也跟上
来了。南北两侧队员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他们终于会师了。通过卫星转播，全世界
的电视屏幕上立刻出现了身着红、黄、绿色登山服的中日尼三国勇士，在地球之巅
热烈拥抱的镜头。

17时整，从南侧上来的大次仁等3 人向北侧跨越，最终实现了人类从南北两方
双跨珠穆朗玛峰的伟大梦想，完成了世界登山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大跨越。当晚，三
方12名登顶队员都安全返回突击营地。6 项新的高山探险记录就此在一天内诞生：
人类第一次跨越了珠穆朗玛峰，人类第一次在世界最高峰顶峰会师，人类第一次电
视转播登山现场实况，人类第一次在珠穆朗玛峰上空用飞机拍摄登山场景，人类第
一次一天内有12人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另外，三国运动员还创造了顶峰停留时间
最长的世界记录。

这次联合登山活动的首席总队长、中国登山协会主席史占春在一次庆祝会的讲
话中说：“这不仅是一次地理意义上的跨越，也是思想境界上的大跨越，它意味着
人类适应并征服大自然的能力日益增强。在团结、坚强、勇往直前的人类面前，任
何恶劣的环境和困难都将被克服。”


第十四章 文森峰，我们终于来了
李致新

南极洲，这块约占陆地面积十分之一的银色世界是多么神秘，从儿时起就梦想
着有一天，我能踏上这片神奇的大陆，看看她那连绵的海岸，起伏的冰山，一望无
际的水域；更有那肥美的磷虾，可爱的企鹅，顽皮的海豹。

早在1987年，美国南极探险家迈克·唐向中方提出，希望能组织中美联合攀登
南极最高峰——文森峰。第二年4 月，中国登山协会与迈克·唐达成协议，除登山
外，还要共同进行有关科学考察活动。这样，我和王勇峰幸运地入选了。3 名中方
队员中还有一名女队员，她是曾在南极工作过的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副研究员金庆
民。

1988年11月15日，我们3 人乘机飞抵旧金山，几天后辗转来到智利最南端的城
市彭塔阿雷纳斯。25日，以迈克·唐为队长的中美两国联合登山科学考察队6 人，
搭乘加拿大探险公司的一架远程运输机，向南极大陆飞去。当晚11时，飞机降落在
南纬80度的爱国山营地。几个小时后，我们又换乘轻型飞机，飞往文森峰山麓的登
山大本营。大本营建在海拔2300米的一个平坦的大冰原上，登山队还要自己动手在
山坡上建立3个登山营地。

这是我们一次征程最长的登山和科学考察活动，也是我们第一次走出国门去登
山。文森峰是南极大陆埃尔沃斯山脉的主峰，也是南极洲的最高峰，海拔5140米。
它位于南纬78度35分，西经85度25分的南极腹地。该峰海拔高度虽然不算高，但相
对高差比较大，山峰陡立、拔地而起。这里气候条件比较恶劣，夏季的平均气温为
零下40度，冬季最低气温可达零下88度。这里是冰雪的世界，没有生命，没有人烟，
所以被探险家称为“死亡地带”。英国著名探险家斯科特遇难前在日记中这样描述：
“我们无法忍受这可怕的寒冷，也无法走出这帐篷。假如我们走出去，那么暴风雪
一定会把我们卷走并埋葬。”

我们这次登山活动是一次真正的探险。在我们到达美国之前，我们对文森峰的
了解仅限于它的地理位置和高度。我们甚至未见过文森峰一带的地形图，连一张文
森峰的照片都没有。我们所有的只是祖国人民的委托和作为登山队员的勇气。

我和王勇峰刚刚参加完中日尼三国攀登珠穆朗玛峰，眼下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
然而南极在召唤着我们。也正因为我们没有文森峰的任何资料，我们探险的意义就
更加重大，它对我们的吸引力也越大。我们不仅要干，而且还要成功。

经过近40多个小时的飞行，我们从世界的东方来到了地球最南端的城市彭塔阿
雷纳斯。再往前走，越过海峡，就是神秘的南极洲了。11月底，我们北京已经进入
寒冷的冬季，而这里却刚刚进入夏季，城市的道路两旁和郊外的田野中遍地是盛开
的鲜花。此时，我们无心欣赏这迷人的风光，一到这个城市，我们便到图书馆或书
店去查阅有关文森峰的资料。在这里，我们才第一次见到了文森峰的照片，了解了
外国登山队攀登文森峰的成功与失败，这对我们能否抓住有利时机，登上顶峰，是
非常重要的。

此次登山活动中方有3名队员，美方也只有3名队员。以往我参加的登山活动队
员有几十人，有时加上后勤工作人员有上百人，大家在一起不会感到寂寞和孤单。
而这一次，中美双方总共才有6人，心里总感到不踏实。

11月24日，我们最后一次分检装备和食品，为的是在飞越海峡时飞机发动机一
旦停车，我们的物资将逐个地被扔下去。

来到机场，我们将要乘坐的DC－4 型飞机正在加油和装载物资。这架退役的军
用运输机，是加拿大和美国南极探险组织的。它将在没有导航的情况下，飞越气候
恶劣的德雷克海峡和南极上空。需要十几个小时飞行，才能到达位于南纬88度18分、
西经81度20分的爱国山营地。

登机之前，飞行员来到我们探险队面前，微笑着发给每位队员一份美国政府声
明。上面写着：“美国政府非常支持去南极探险和进行科学考察活动，它对人类开
发和利用南极非常有益。但是南极环境非常险恶，气候条件恶劣，飞机航程长，如
果发生意外，本政府对此次活动人员的生命安全不负任何责任。”要求每位队员在
声明上签字，方能成行。我们在远离祖国的异国他乡，备感孤立无援，但为了完成
祖国人民交给的任务，我们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登上飞机，从破旧的舷窗向外望去，右侧的一台发动机还在向外渗油。这样的
飞机能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飞行十几个小时？我们从现在起，探险就开始了。当飞
机吃力地爬上天空之后，副驾驶员告诉我们如何使用救生圈，我觉得这是多此一举。
如果我们掉进海里，就是不死，又能在这冰冷刺骨的海水里坚持多久呢？飞机越过
德雷克海峡，进人南纬66度34分的南极圈，下面由蓝色的海洋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冰
场。飞机刚一着陆，机上的所有人员一齐欢呼起来，庆贺我们能顺利抵达目的地。

我们穿上鸭绒服和高山靴，走出机舱。啊，这是一个绝好的天气，没有风，空
气显得特别清新。虽然正是“半夜”，这里却像白天一样明亮。由于这里已经进入
极昼期，所以24小时都可以见到阳光。此时，阳光正斜照在茫茫的冰原上，金黄耀
眼，万物生辉。

我们终于踏上了南极这块洁白如玉令人神往的大陆，虽然这里是南极腹地，我
们没有见到美丽可爱的企鹅，但这里的高峰吸引着我们去攀登，去探索。休息片刻，
我们又换乘另一架小型飞机，飞往文森峰大本营。这架飞机只能乘坐六七个人，每
人只能携带不多的食品和装备。

大本营建在海拔2000米的冰原上，我们在雪地上挖出雪洞，把帐篷搭在雪洞里，
我们的食品和装备都放在雪洞里，以防被暴风雪卷走。一觉醒来，已是当大下午，
我们开始化雪烧水，喝着南极冰原上洁净的甘露，美滋滋地吃着南美的燕麦片。没
想到，碗里的麦片还没有吃完，勺子上还残剩着麦片时，舌头却被粘上了。一使劲，
舌头上的皮便被撕下来了，真痛苦！

开始攀登活动，我们要抓住此时的好天气周期，完成攀登主峰的任务。我们刚
刚到达一号营地，天气突然变坏，狂风夹杂着一月雪向我们袭来。在寒冷的风雪中，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搭着帐篷，一次又一次地被风雪吹倒。猛烈的暴风雪似乎要把我
们连同帐篷一起卷走。经过多次努力，我们才把帐篷固定好，用锯下来的雪块围在
帐篷的四周。尽管暴风雪如此凶猛，淹没了队员之间的叫喊声，能见度只有几米，
但我们最终战胜了暴风雪，建起了一号营地。此时我们的身上全是厚厚的白雪。队
员们就像雪人一样在雪地上移动。我们的两顶帐篷就像汪洋中的两只小舟经受着南
极风暴的蹂躏。此时此刻，我感到自己在大自然面前是这样渺小，随时随地都可能
被大自然吞没，消失在茫茫的南极。我似乎体会到了南极探险家斯科特在这里所遭
受的一切。

第二天，风力有所减弱，我们开始向二号营地进军。经过两天的努力，我们建
起了二号营地。为了能安全顺利地登上顶峰，抓住南极少有的好天气周期，我们决
定让金老师放弃这次攀登任务，着重在一号营地进行科考。金老师感到非常遗憾，
她很想成为第一个登上文森峰的女性，金老师的勇气和热情深深地感染着我们。

我们就要向上攀登进驻二号营地，要和金老师分手了，彼此的心情有几分沉重，
互相叮嘱着注意安全，防止发生意外。金老师拉着我和王勇峰的手说：“为了你们
的父母和妻子，你们一定要完成任务，安全归来。”这时我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嘱托，
一股热泪竟涌出了眼眶。

12月1 日，我们和队长迈克·唐出发去建立三号营地。迈克是美国队员中体魄
最强壮的一个，但登雪坡的技术并不熟练。由于飞机载重量的限制，我们所带的装
备很少，很多危险地形只能靠交替保护向上攀登。我和王勇峰把迈克“夹”在中间，
3个人拴在一根绳子上，王勇峰在前面开路，我殿后保护。

当我们快走完那道500 米高差的危险的冰雪坡，正翻上一个60度左右的冰壁，
准备绕过一道很宽的裂缝时，夹在我和王勇峰之间的迈克突然滑倒，我高喊一声：
“快保护！”王勇峰头也来不及回，就把手中的冰镐猛地插进冰雪里，双手牢牢握
紧冰镐，身体尽量稳住。几乎在同时，我只觉得腰间那根连接着3 个人的安全绳猛
力一拽，迈克的一条腿已经卡在冰缝里了。

幸亏保护及时，否则迈克就会掉下去粉身碎骨，弄得不好还会把中国队员的命
搭上。死里逃生的迈克感激不尽，连声说：“Thank you very mach！”

这天终于把三号营地建立起来了，它是向主峰发起冲击的最后一个突击营地，
建在海拔3800米处。这里安着4 顶帐篷：中美联合登山队有两顶，还有两顶属于另
一支美国登山队。不过主峰在哪儿，谁也看不见，也没有人知道该朝哪儿走，因为
这儿离顶峰的相对高度太大，还有1300多米！

12月2日，是计划突击主峰的日子。我和王勇峰7时就起身。这时气温在零下40
度左右，帐篷四壁上全结了冰。9 时46分，我们揣上两块巧克力准备出发。但几名
美国队员还没有准备好。为此我们在原地等了十多分钟，冻得直打哆凉。眼看另一
支美国队的队长柯瑞斯已经出发了，中国队员没有耐心再在寒风中等下去，于是也
往山上走了。

没过多久，中方队员便遥遥领先了。翻上一条长长的冰雪坡后，前面出现三座
山峰，仿佛高度差不多，但仔细观察，发现前面和右侧的山峰略高一些。根据攀登
时间判断，我和王勇峰认为很可能前面的山峰是主峰，我们便直奔这座山峰而去。

由于风很大，山脊又比较陡，我们只能沿着右侧山脊下的冰雪与岩石混合交接
的路线向上攀登。可是渐渐地，我们发现周围的山峰都落在了脚下，惟独右侧那座
山仍然高高耸立着，我们开始怀疑判断有误。但这也只有等登上这座山峰之后才能
确定。

起风了，狂风夹着大雪抽打过来。我和王勇峰的帽子、手套上都沾满了雪，嘴
鼻呼出的热气在帽子上结成一个个小冰柱儿，感觉特别冷。通向山巅的最后几百米
路程艰辛无比，那是一条刀刃状的山脊。我们俩没有绳子保护，上面风又大，行走
时重心稍有不稳，就会跌下两侧的深渊。我急中生智想了个办法，把两人的上升器
（一种登山器械）上的短绳子拆下来，联成一根较长的结组绳子，把自己和王勇峰
拴在一起行走，这样就可以互相保护通过。于是两人弯着腰，一只手扶着“刃脊”，
一只手拄着冰镐，战战兢兢地通过了这段危险区。

下午2时30分我们俩攀上了峰顶。

下山的时候，我们遇见了正气喘吁吁向上爬的柯瑞斯。令人吃惊的是他首先问
我们征服的是不是主峰，原来他也不知道。我告诉他，在这座峰顶上看，右峰与它
差不多高，但究竞哪座是主峰实在吃不准。柯瑞斯听后认为右峰是主峰，我们错把
二峰当做主峰来登了。

一场激动接着一场遗憾之后，我们和柯瑞斯结伴成一个组，开始向真正的主峰
冲击。对于我们来说，征服了二峰后立刻再去攀登主峰，体力消耗大大，太危险。
但是文森主峰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们，再危险也要征服它。

突击顶峰的路更加艰难，最后一段路是近70度的冰坡，亮冰闪着寒光立在我们
面前。起风了，狂风夹着冰冷的雪片朝我们打来。我们感到非常寒冷，只好把头偏
向背风的一侧。我看着身后的王勇峰，他的帽子和手套上挂满了雪变成了白色。口
呼出的气体在嘴的四周结成了一个个小冰柱，只有那红色的鸭绒衣在风雪中显得特
别醒目。我们两人一前一后，互相交替着向上攀登。沿着山脊向上攀登，风也越来
越大，坡度变得更加陡了。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攀登，我们的体力消耗得差不多了。
面对着陡立的冰雪坡，我们只能沿“之”字形向上攀登。我们互相提醒着对方，坚
持、再坚持，越是艰难的时刻越要注意安全。一步一步，这是最关键的时刻，我们
只有前进，没有退路。每一步不足20厘米，但每一步都面临着生死的考验，胜败的
挑战。我们毕竟在一步步接近顶峰，接近成功。

我们3人花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17时零6，我翻过最后一个陡坡，眼前一亮，
情不自禁地高喊：“到了！”17时零7 分，柯瑞斯抵达主峰；一分钟后，王勇峰也
登上了主峰之巅的尖三角。我们取出高度计，上面的读数表明这里比二峰高30米，
确确实实是南极最高点。

北京时间12月3 日上午6时8分，我们成功地登上了南极洲的最高峰——文森峰
的主峰。我和王勇峰激动地拥抱在一起，高举着五星红旗。我们的眼睛湿润了，激
动得说不出话来。我们多想把这成功的消息立即告诉给祖国人民啊！

站在南极的最高点遥望南极大陆，湛蓝的天空下一片洁白如玉，一侧是一望无
际的茫茫雪原，坦荡无比；一侧是埃尔沃斯山脉如银的群峰，雄伟而又神秘。南极，
你这样秀美、纯洁，仿佛把我们带进一个神话般的世界。让手中的五星红旗在顶峰
上迎风飘扬，拍下这美好的时刻，留做永久的纪念，采一块顶峰的标本送给祖国的
亲人。文森峰，我们上来了！

我们作为第一批到海外登山的两名中国登山队员，从突击营地出发到登上二峰
和主峰，共用了7小时零2分，创造了在最短时间内征服主峰和二峰的世界记录。世
界上还没有一名探险队员在一天之内接连登上文森峰的两座山峰。

中美联合登山队的3 名美国队员，当天登顶受挫未能成功，但第二天也顺利登
上了南极之巅。中方另一名女队员金庆民，则在南极腹地进行了为期4 天的地质考
察，发现了一个大铁矿。

攀登文森峰，迈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去海外登山探险的第一步。通过与美
国同行接触，我们了解到，世界上很多登山家都在向着攀登七大洲所有最高峰这一
艰巨的目标努力。

1977年5月至1986年5月，一位名叫帕特里克·马罗的加拿大登山家，率先用了
9年时间踏遍七大洲的最高峰， 即：北美洲海拔5193米的麦金利山，南美洲海拔69
60米的阿空加瓜山，亚洲海拔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欧洲海拔5642米的厄尔布鲁士
峰，非洲海拔5895米的乞力马扎罗山，南极洲海拔5140米的文森峰，大洋洲海拔50
30米的查亚峰。马罗的成功对世界各国的登山家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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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ent to the woods because I wanted to live deliberately, I wanted to live deep and suck out all the marrow of life, and not when I had come to die, discover that I had not l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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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人类首次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
李致新

为了不致因队员过早进山而造成不必要的体力消耗，在大队进山之前，登山队
派遣由罗志升和张俊岩带领的先遣组提前进入珠穆朗玛峰山区。先遣组在拉萨经过
短时间的训练与准备后，于1960年3月3日抵达珠穆朗玛峰山下的大本营营址。这是
一片覆盖着积雪的平坦谷地，谷地的东西两侧都是中绒布冰川的高大侧碛，南北两
侧则是古冰碛小丘。现代冰川的舌部停留在营地南面约1 公里的地方。按照侦察组
的选择及行动计划方案，大本营要建立在南边的山丘之北，以便减弱经常顺着谷地
刮来的地形风的袭扰。

先遣组的192 名队员，顶风冒雪，很快完成了建立大本营（包括气象台、电台）
的工作。珠穆朗玛峰脚下出现了一座帐篷城市。

在建立大本营的同时，先遣队员们又分别在海拔5400米的东绒布冰川舌部，冰
塔林立、海拔5900米的中部，以及海拔6400米的北拗脚下，建立起了第一号、第二
号、第三号3 个高山营地。他们还把几千公斤的高山装备、食品、燃料从大本营运
到各个高山营地。这样，就大大减轻了以后向更高的营地进军时物资搬运的困难。

1960年3月19日，包括主力队员在内的登山队大队人员抵达大本营。3月23日晚，
气象组向中国登山队队部报告了他们近期的预测：最近一次好天气过程，从3 月25
日开始。根据这个情报，队部立即部署决定：3 月25日开始进行第一次适应性行军，
高度到达6400米，使队员取得对这个高度的适应能力，同时继续完成向6400米营地
运输物资的任务。另外，派遣一个侦察组侦察北拗路线，向队部提出第二次行军通
过北拗的技术措施。因为从海拔6400米登上北拗还有一天的路程，为了在最好的天
气侦察北拗，所以队部决定侦察组先于大队出发。

3月24日上午，北拗侦察组先行进发。

3 月25日中午12时，全体登山队员在大本营营地广场上整装待发。在升旗仪式
及队长史占春和代表全体出发队员的藏族队员拉八才仁讲话之后，队长史占春对登
山队员们发布了向世界第一高峰挺进的命令。

登山队沿着侦察组和先遣组探寻出来的道路，绕过中绒布冰川的正面，插进东
侧低洼的沟谷，向上攀行。远远可以望见中绒布冰川末端。

由于坡度较缓，升高较慢，因此路程相对较长。郭超人在他的《采访日记》中
这样写道：“我背着背包，扶着冰镐，跟随着长长的一列纵队，踏过山岩，走过雪
坡，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最先感到分量的是呼吸。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魔爪紧捏
着我的喉头，重压着我的胸口，需要用很大的气力，张着嘴不停地吸人肺部需要的
空气。其次是双腿变得愈来愈重了，严格地说是全身都变得沉重了。并不是身体的
某一部分酸痛或困乏，而是整个身躯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将自己近乎麻木的双腿向前
移动……”，无怪乎外国探险家称其为“一条世界上最长的里程”。下午6 时左右，
登山队终于到达了海拔5400米的第一号高山营地。从海拔5120米一5400米，仅升高
280米，漫长的路程却使他们艰难跋涉了6个小时。

第一号高山营地位于东绒布冰川末端不远的一块狭长的冰磁石台阶上。由东绒
布冰川流来的小河，从台阶前面那陡峭的磁石下流过。台阶的后面紧挨着巨大的山
崖，遭受着强烈风化的片麻岩层经常崩落。一个个倒石堆，贴伏在陡直的石崖上。
滚落的岩块，有时会一直滚到营地近旁的石头围墙边上。在营地附近，中国登山队
员们发现了几个用乱石堆叠成围墙的废弃的营址。里面堆放着一些已经锈烂的氧气
瓶、罐头盒等，上面有清晰的英文字母。围墙外，散乱地丢弃着许多废旧电池和电
线头。中国登山队员们推测，这是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失败的某支英国登山队遗
留的物品。

当晚，登山队在第一号高山营地宿营。

3 月26日，中国登山队继续向海拔5900米的第二号高山营地进发。登山队员们
向东穿过冰封的东绒布河，逐渐向东绒布冰川接近。在翻过一段险峻的山岩之后，
开始进人东绒布冰川的冰舌地带。珠穆朗玛山区的冰川由于消融和补给的运动比较
强烈，因此发育着其他地区冰川未有或少见的冰塔，有的地方竞密如森林。很长一
段路程，登山队员们就穿行在冰塔林中。

在冰川拐弯的山嘴，登山队员们遇上了一个难题，随行的记者郭超人这样记述
道：“几座巨型冰塔并立在一起，像一道高峻的城墙一样堵住人们的去路。在冰塔
的上方，露出几条曲曲折折幽暗的裂缝。看来，这是惟一可以穿越的路线。但是，
当人们踏上冰塔对裂缝作进一步观察后，才发现这里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冰崩。很
显然，从这里强行通过是极其危险的。队伍暂时停下来，开始寻找一条更安全的路
线。正在这时，队员们在冰塔下的一块‘蘑菇石’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标记。大
家围上去，原来在石头裂缝里放着一张纸条。这是走在大队前面的副队长许竞带领
的侦察组留下的。纸上用红笔写着：“危险！冰崩地区。攀右侧山嘴绕行，切勿停
留！速去！速去！”抬头观看，果然，在右侧一座十几米高的雪坡上，侦察小组用
冰镐在冰雪上刨出了一级级整齐的台阶，修出了一条小路。沿着这条小路行进不久，
登山队员们就到达了海拔5900米的第二号高山营地。

第二号高山营地的负责人纪克诚、工作人员张玉清，自从随先遣组来此建营开
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营地。当他们从报话机里得知大队将来到的消息后，抑
制不住心中的狂喜。琢磨了许久，他俩决定为登山队员们包一顿饺子。

当晚宿营于此的登山队员们，在海拔5900米的高度，几十个人吃的就是他们两
个包出来的饺子。

3 月27日上午10点，队伍从第二号营地出发，目标是海拔6400米的第三号高山
营地。顺着宽阔平坦的中碛堤，慢慢登上一个个倾斜的碎石坡后，队伍便开始进入
中碛堤尽头的冰峡谷。穿过冰峡谷，登山队员们开始进入东绒布冰川巨大的粒雪原。
这是一片漫漫的冰雪台地。由于冰面陡滑，裂缝极多，登山队员们开始在鞋上绑上
冰爪，结成结组，用冰镐探路，继续向上攀登。从这里，可以看到海拔8470米的世
界第五高峰——玛卡鲁峰的山巅。

下午，天气突然变坏，粒雪翻飞，寒风呼啸，温度计上指示温度的红线，骤然
下降到零下20度的刻数以下。中国登山队员顶风冒雪，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队伍
通过北峰阴影底下，向西拐了一道弯，便踏上了北拗冰川北侧的冰磁石堤。珠穆朗
玛峰第一次这么近地出现在大家眼前，大家要仰头才看得见它那高高的山顶。在最
后翻过一个碎石坡后，登山队终于到达了这次行军的终点——海拔6400米的第三号
高山营地。

从这里再往上，就是以攀登困难和危险著称的北墩和“第二台阶”。保证在复
杂地形中安全行军的各种登山物资，绝大部分集中储备在这里。这里还设有电台、
气象服务台、医务站等。第三号高山营地除了在物资供应、队员休息上起后勤基地
的作用外，还是沟通突击队伍与大本营通讯联络的中转站。所以，大家都把它称之
为“第二大本营”。

除队长史占春带领一个支援组留在第三号高山营地，准备随时出动支援侦察组
外，登山队大队按计划于3月29日顺利结束第一次行军，安全返回大本营。

从1955年就参加登山活动、几乎每次重大登山活动都担任侦察任务、为全队前
进开辟道路的登山队副队长许竞，在3 月24日上午率领北撤侦察组先行出发。侦察
组还有王凤祥。刘连满、刘大义、彭淑力、王振华共5名优秀的登山队员。

侦察组比第一次高山行军的大队提前一天到达海拔6400米的第三号高山营地。
3月27日早晨，北拗侦察组从第三号高山营地出发，前往北拗探路。

出发不久，队员王振华发现在冰川边缘的一个凹坑里有一具尸体。有关资料是
这样记载的：“死者头朝南，脚朝北，面部朝西，侧身卧于雪地上，双腿蟋曲，两
手抱膝。同时看出死者的肋条很宽，大腿骨很长，关节粗大，虽然侧身蟋卧，但仍
可看出此人躯体高大。这具尸体只剩一副骨架了，臀部以下，小腿和脚用一顶高山
帐篷包得严严实实的，因此看不到他的脚。那顶帐篷已经腐烂了，但还可以看出它
分为两层，内层白色，外层徽黄，边上有绳子和金属圆环。死者的身旁有一根金属
的帐篷杆。死者用的皮质吊带上也只剩下裤腰上的几个皮头了。身上的衣服穿得不
多，里面的上衣是淡淡的草绿色粗卡其布衬衫，外面套有一件深色的、但已经变了
色的细毛线衣，下身穿一条细毛线裤，所有这些布料和毛线衣裤都已坏了，只残留
着衣领、袖口、腰身等部分，稍一碰它，就会粉碎。大家仔细观察时，还发现死者
手腕上残存着一丝一丝暗褐色的，已经干枯了的肌肉。从死者的姿态和他身上包着
的帐篷来看，他当时可能是处在饥寒交迫、疲惫不堪的境遇中，无力到达或无法找
到宿营地和同伴而丧命的。从尸体和遗物看来，大家都认为这是20多年前一个不幸
遇难的英国登山家。大家怀着严肃的心情，用雪掩埋了这位不知名姓的外国人。又
拿起冰镐，匆匆上路。”后来这一发现公布时，在英国登山人士中引起震惊。美联
社伦敦30日电以“共产党中国的埃佛勒斯峰探险队可能已经发现36年前在这个世界
最高峰上失踪的两名传说中的英国冒险家之一的尸体，这真是奇迹般的发现”为题，
报道说：“在阿尔卑斯山俱乐部总部里，这件事成为人们谈话的中心。马洛里和欧
文原因不明的失踪是他们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虽然这些登山者已经成为传说中
的人物了。英国登山当局星期一晚上说，这个穿着英国登山服装的尸体，很可能是
格·勒·马洛里或阿·克·欧文。曾经多次组织到埃佛勒斯峰探险的皇家地理学会
会长克尔温说：‘很显然，中国人可能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所发生的事情的部分答案。
我认为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这具尸体不是马洛里就是欧文的。’克尔温说：
‘只有有机会研究那具尸体的衣服和牙齿，才能最后辨出是谁。既然中国人说，他
们的登山队员已经当场把尸体埋起来， 要辨认大概是不可能的。 ’这位会长说：
‘但是就已经知道的事实来看，它们有助于弄清这个秘密的。’”中国登山运动员
的看法与此有很大不同。《环渤杂志》1982年第7 期发表的史占春、许竞、王凤祥
《马欧之谜——对珠峰攀登史上一个“悬案”的看法》一文认为：“至于在6400米
附近所见之外国人遗体，其本身显然与马、欧无关。即使马、欧失事于滚坠，从地
形上看也绝无滚到东绒布冰川的可能。”文章认为：“从过去的记载来看，6400米
的遗体很可能就是1934年单人来北坡攀登并死于6400米的英国陆军大尉威尔逊。”
文章还披露了这样一些事实：“奇怪的是，1965年中国登山队去珠峰训练时，遗体
虽然还在，位置却有所移动，其附近还多出了外国产的鸭绒衣、短式睡袋和没有用
过的彩色柯达胶卷。更为奇怪的是，1966年我们再去珠峰训练时，上述遗体又不见
了。”

侦察组到达了海拔6600米的北拗脚下。

珠穆朗玛峰北面的崇山峻岭间，矗立着一座顶端尖突、白雪皑皑的北峰，这就
是珠穆朗玛峰的姊妹峰——海拔7535米的珠穆北峰。在北峰与主峰之间，是一道奇
陡的冰雪山脊，山脊连结点的低四处，看上去像一个湖谷，所以人们称它为“北拗”
。北拗顶部海拔7000米，相对高度400多米。有的地段坡度为70 度，个别地方几乎
是垂直的。它像一座高耸的城墙屹立在珠穆朗玛峰的腰部。沿东绒布冰川地带从东
山山脊攀登珠穆朗玛峰，必须通过北拗，因此登山队员们恰如其分地将之比喻为珠
穆朗玛峰的“大门”。中国登山队员们后来这样描绘他们见到的北拗：“一个坚冰
厚雪堆积起来的近于直立的冰壁，冰壁上潜藏着无数冰崩和雪崩的槽道。”“这里
经常发生巨大的冰崩和雪崩，数不清的冰崩和雪崩，数不清的冰岩和雪块以雷霆万
钧之势，倾倒而下，老远的地方都能听到它的轰鸣声，威力极大。”

过去，打算从珠穆朗玛峰北坡攀登的探险队，就曾在这里遭受风雪的袭击，多
次遇险。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在1922年的一次雪崩中，就有7 名英国探险队
的搬运工被埋在这一带的冰雪底层中。

根据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行动计划，全队第二次行军的任务，就是敲开北
拗这座珠穆朗玛峰的“大门”，登上7000米以上地带。而侦察组的任务，则是为大
队通过北拗寻找、开辟一条能往返经过数百人次的安全路线。没有向导，没有精确
的地图，北拗的地形在1958年的侦察之后，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任务不言而喻相
当艰巨。

当晚，侦察组宿营于海拔6600米北拗脚下。

3 月27日，侦察组分为两个小组在北拗下活动，用望远镜对北拗全貌进行了仔
细的观察。根据观察结果和反复研究，他们发现，可供选择的路线共有4 条，其中
包括英国队过去选取的大“这”字形路线。乍看起来，英国队选取的路线坡度较小，
比较好走。但仔细观察发现，它不仅线路长，而且还有发生雪崩的危险。经过讨论，
大家一致同意选择位于英国队选取路线南面的第三条路线，这条路线与1958年侦察
组提出的路线大致相同。这条路线的有利之处在于避开了冰裂及冰崩、雪崩区，不
利的是坡度大，易发生滚坠的危险。

侦察组先由许竞走在第一个结组的前面开路，在登上一个雪坡之后，前面出现
了一个大冰坡。侦察组换上刘连满在前面开路。刘连满使用“三拍法”的攀登技术，
右手握住冰镐的十字头，使镐铲向上，镐尖朝下；左手紧抓住镐身，将冰镐尖扎在
冰坡上。扎牢之后，他才抬起右腿，使前面的4 个冰爪齿抓在冰面上。接着左腿也
做了同样的动作，当两脚蹬住后，便将整个身子的重量移在脚尖上。随后他拔起冰
镐，两手高举，又往更高的冰面上扎去，两个脚又同样移动一次。每次移动，约摸
上升30厘米。每当他爬上七八米的时候，就用冰镐刨出一个台阶，从胸带上摘下冰
锥，用铁锤把它敲人冰层，把铁锁卡在冰锥的铁锁上，再将保护自己的主绳套在铁
锁里。由于空气稀薄、呼吸急促，所以体力消耗得很快。他每上几步，就要伏在冰
镐柄上喘息一会儿。爬完了这20多米长的冰坡，他打下了最后一个冰锥，把主绳固
定在上面。侦察组的其他队员，便抓住主绳爬上了冰坡。

接着，又是王振华、许竞、王凤祥轮番开道。他们上升到海拔6860米的地方，
被一道冰崖挡住了去路。冰崖高20多米，近乎直立，很难攀登。但在冰崖上有一条
垂直的冰裂缝，宽约一米。许竞同队员们研究之后，决定沿着这条被他们称为“珠
穆朗玛冰胡同”的裂缝攀登上去，刘大义先上，王凤祥保护。

由于冰雪不太坚实，冰锥无法打牢。王凤祥便用冰镐凿出了几个窝状的台阶。
然后，刘大义叉开两腿，蹬在两侧冰壁的台阶上，整个身体摆成一个“大”字，利
用这几点支撑着全身的重量。利用攀登大型岩石裂缝的办法，一下一下向上挪动。
当他登上这几个台阶后，自己又抡起冰镐刨起新的台阶来。许竞这时发现，“冰胡
同”的上部，冰的透明度较大，估计冰层较硬，便建议刘大义打冰锥试试。刘大义
一试果然打牢了。于是他便打一个冰锥跨上一步，登到“冰胡同”顶部固定好了软
梯。

刘大义与随后攀登上来的彭淑力一起，对“冰胡同”以上的地形进行了侦察。
他们发现： “冰胡同”往上，是一个坡度约为30度的雪坡，积雪很浅，但长有200
米左右。这段雪坡可供大队做临时宿营地。雪坡尽头，是一道又高又陡的冰雪陡坡，
高约50米。陡坡下的高度为海拔6950米。他们估计从这个陡坡上去，便是北拗顶部。

刘大义、彭淑力从“冰胡同”上下来，把观察的情况向许竞做了汇报。鉴于天
色已晚，许竞下令侦察组全体队员立即下撤。

由于天气恶劣，地形险恶，登山队大队十分关注侦察组的动向与安全。队长史
占春一直留在第三号高山营地，并专门设立了一个配备远距离望远镜和信号装置的
降望哨进行不间断的跟踪观察。同时，派出陈荣昌、屈银华、罗桑、郭超人组成的
结组支援侦察组。

下撤的侦察组与支援组在北拗下相遇。当晚，他们宿营于6600米的过渡营地。

1960年3 月31日，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密电国家体委及支援委员会，称侦察组已
全部安全地返回了大本营。因天气关系，此次侦察组到达的高度为6940米，未达到
北拗顶，但他们已为大队攀登北拗找到了一条路线，“完成了侦察任务”。


第十二章 突击主峰
李致新

5 月13日，在韩复东主持下召开了进行第四次行军部署的会议。

气象组首先报告，由于高压气团向珠穆朗玛峰地区移动，因此将有一个好天气
过程。这次好天气过程，将有4 天左右的一等天气。这是今年春季珠穆朗玛山区最
后一个好天气过程。

根据气象预报，会议做了行军的日程安排：第一、二线队员第一日到达6400米，
第二日到达7007米，第三日到达7600米，第四日到达8100米。第三、四线队员提前
一至两天出发，将所需物资提前运到各营地。

第四次行军的队员部署为：第一线即突击组，责成队部会同医务组从主力队员
和运输队员中认真选拔，由许竞担任组长。为了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人指挥，还
决定由王富洲担任组长的第一代理人，刘连满为第二代理人。二线、三线、四线由
运输队员组成，分别负责7600米一8500米、6400米一7600米及大本营至6400米的物
资运输任务。

会议还制定了一系列的组织和物资保障措施。

据5月13日前的天气预报：珠峰地区5月16日至20日为好天气，5月 下旬天气转
坏，6月初为雨季。因此，大队决定5月15日出发，20日突击主峰。但至5 月15日天
气突然变化，好天气后延，一、二线队员出发日期推迟了两天。

5月17日上午9时30分，一、二线队员在“突击顶峰誓师大会”后出发。当晚全
部抵达6400米营地。

5月18日8时30分，6400米营地传来北拗营地报告：一、二线队员已全部按计划
抵达北队

5月19日，一、二线队员抵达7400米营地。

5月21日，一、二线队员抵达7600米营地。

5月22日，队伍经过重新调整，突击队员和运输队员27人，携带着250公斤物资
来到了8100米营地。

5月23日下午2时，许竞、王富洲、刘连满、贡布4 名突击主峰的队员到达了85
00米。在他们建好营地之后，屈银华带着郭宗岳、群贝坚赞、多加、索南多吉、米
马、云登、茨仁、却加、米马扎西等9 名运输队员也赶到了。他们将突击主峰所需
的物资运到了突击营地，完成了最后一次关键性的运输任务。根据事先的安排，屈
银华留下来担任拍摄电影的工作，其他9名运输队员完成任务后，返回8100 米营地
休息。

按原计划在从8500米突击营地出发时应该有10筒容积4 升，压力是170个一180
个压力的氧气筒，但因为运输当中发生问题，结果最后检查时发现有两筒已经空了。
他们估计，不是运输队员在路上不小心碰开了阀门开关，就是疏忽中把空氧气筒背
上来了。屈银华的原定任务是拍摄从突击营地到“第二台阶”的电影，由于氧气不
够，临时决定他的任务交由王富洲完成，屈银华也不再随突击小组行动。他们轮流
吸用几筒白天用过、尚剩余一些压力的氧气筒，度过了这一夜。

5月24日9时，许竞、王富洲、刘连满、贡布依次从帐篷里爬出来，用尼龙绳串
连结组开始出发。不料，刚走出不远，登山队副队长、突击组组长许竞突然倒下了。
已是在这样的高度，却失去了冲击顶峰的机会，这是相当可惜的。屈银华补入了突
击小组，按既定方案，王富洲担任突击小组组长。

突击小组继续沿着山脊前进。他们每人分得两筒氧气，用睡袋裹起来，其中有
一筒带着调节器和面罩，一起塞进背包里，只将面罩留在外面，塞在背包旁边的小
口袋里，以备使用。此外每人带有一副冰爪、几个钢锥，王富洲还带了一架电影摄
影机，贡布多背了一个用红旗包起来的毛主席半身塑像和一些电影胶片。刘连满的
背包里多装了一把铁锤。他们4个人平均负重量是14公斤左右。

中午12时，他们到了“第二台阶”的裂缝脚下。两个小时以后，他们上到了裂
缝尽头的一块大岩石上。这里就是史占春、王凤祥挖雪洞过夜的地方。

在他们的右侧，竖立着一块笔直的4 米多高的岩壁。他们看到：岩壁表面没有
支撑点，只有一些很小的棱角，无法用以攀登。岩壁上虽有几条裂缝，也都只有拇
指那么宽，它们之间的距离又都在1．5米左右，很不利于攀登。

刘连满在王富洲的保护下，在岩壁上打了两个钢锥。谁知他在攀登时，却连续
三次摔了下来。贡布和屈银华分别尝试攀登了两次，也都摔了下来。

最后，刘连满做人梯底座，屈银华脱去高山靴踩在他肩上，在岩壁上又打了几
个钢锥。一个多小时后，屈银华才攀到“第二台阶”顶部，也就是这块岩壁的顶部。
贡布、 王富洲、 刘连满相继登了上来。这时已是下午5 时。他们从突击营地到达
“第二台阶”顶部，竟花了7个小时，其中3个小时便是在这块仅仅4 米多高的岩壁
上面花掉的。

片刻休息之后，他们结组继续前进。走过“第二台阶”上面的碎石坡后，他们
踏上了一道冰雪坡。这时，长时间在前面担任开路任务的刘连满体力越来越差，高
山反应也越来越严重，他一连摔倒了好几次。在海拔8700米处，他又一次摔倒再也
爬不起来了。王富洲、屈银华、贡布把刘连满安置在一个既避风，又不会发生坠岩
危险的一块大岩石旁的弧形拗槽中休息，准备回程中再把他带走。

这时，他们携带的氧气剩下不多了。他们在自述中曾写道：“从8500米出发，
在到达8600米的第二台阶陡壁之下时，每个人的一筒氧气只剩下40个一50个压力。
由于背两个筒上攀费力太大而且返回时需吸用，故决定将每人用过的氧气筒放在第
二台阶之下，吸另一简前进。在到达8700米左右（24日19时），每人的氧气又只剩
40个一50个压力（合160升一200升），刘连满因身体不能支持，故决定留下并将他
自己用剩的一筒氧气也给他留下，另外3人继续前进。”

当时已是19点左右，继续前进就意味着要摸黑行军，这在当时中国登山运动中
尚无先例。我们可以看看他们是出于什么考虑做出这个决定：‘当5 月24日19时左
右我们在开会讨论，根据当时情况应采取怎样行动时，大家认为虽然天气将晚，但
考虑到原来的气象预报是25日天气将变坏，大家的体力与每人所余的氧气量都不容
许再拖太长时间，而且全组也没携带扎营装备，又考虑到顶峰的风力一般在夜间比
较白天要小一些，而当天又是晴空，星光映着雪光，还是隐约地可以寻找一下攀登
路线。更主要的是想到了党的指示与6 亿人民的希望，所以就决定只有前进不能后
退，不能错过时机，不拿下顶峰誓不回头。”

当他们走到8750米左右高度时，太阳的余光已全部消失，他们只好根据在下边
测定的大致路线与过去的登山经验，在视域很短的星光和雪光下摸索前进。不言而
喻夜行军困难更大，好坏路线的选择不太容易，只好在屡攀不上。此路不通时再另
找旁处上攀。在攀登岩石陡坡时看不见支撑点，只能用手脚随时攀登随时摸索。在
进行上下方保护时一方面牢固的固定点不易寻找，另一方面看不清被保护者的具体
行动与路线的困难程度，所以容易滑落与发生危险，上方的滚石看不见，不能预防，
滑脱工具与失掉的装备也不易找寻。

在他们到达8800米左右高度时，他们的氧气基本用完。由于过度疲劳加上每人
的氧气筒中的氧气太少或没有了，所以在吸用时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就根本不吸用
了。在这样的高度，还要同严寒和复杂艰险的地形拼搏，仅仅依靠空气中微弱含量
的氧维持生命活动。在这成败关头，他们要经受的是生与死的考验。他们开始了人
类登攀运动史无前例的艰险历程。他们共同的信念是：“只有前进，不能后退！”
最后的路程，他们一点儿体力也没有了，完全是爬着前进的。

他们3 人在向主峰前进时，贡在前，王、屈在后，快到顶峰时，发现有一小峰，
贡上去后，以为到了。等王上去后，才看见附近还有一高峰，又继续前进。

主峰在他们攀上的岩石堆的西边， 他们爬完了这一段路程。1960年5月25日北
京时间4时20分，王富洲、屈银华、贡布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峰。

他们在山顶的活动，众多的文章和资料都有一致的记载。

他们攀上了主峰，仰望头顶，除了夜空和闪亮的星星，再也没有可供攀登的路
程了。

贡布从背包里拿出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尊毛泽东半身塑像，用旗把像包起来，放
置于顶峰。

王富洲、屈银华、贡布虽然带着摄影机，但由于是夜间，却无法拍摄世界最高
峰顶峰资料照片，以及他们在顶峰的活动情况。他们在顶峰停留了约15分钟后开始
下山。

在到达顶峰时，他们详细检查氧气筒，发现有两个已一点儿都没有压力了，所
以就在顶峰丢下去，另外一个只剩下6个一7个压力（合24升一28升）。为了防止返
回途中发生意外，他们就将这个快用完的氧气筒背下来了。在回到8800米左右（25
日6时）时，3个人都感到体力太疲乏，呼吸太困难了，他们就将这筒仅有的一点氧
气分着吸完，然后将空筒扔掉了。

这时，天渐渐地亮了，他们回头便看见了自己攀登顶峰留下的足迹。屈银华取
出一直随身带着的轻便电影摄影机，把这一英雄壮举和值得纪念的一刻，摄人了镜
头。

他们在8700米处与刘连满再度会合。

刘连满在王富洲等3 人离开后，便在背风岩石后睡下，当时他根据自己的身体
情况估计，已无生存的可能。于是他花了半个多小时，吃力地用红铅笔在日记本上
给王富洲写下一封短信：

王富洲：

……我知道我不行了，我看氧气瓶里还有点氧，给你们3 人回来时用则也许管
用。永别了！同志们。你们的同志刘连满。5．24。

写完信后，刘连满便昏昏沉沉地睡去了。良好的素质训练，造就了他强壮的体
魄，对高山缺氧反应的逐步适应，坚强的意志力，以及那只睡袋，使他最终脱离了
死亡的魔爪。一觉醒来，他竟然又重新站了起来。后来他见到王富洲、屈银华和贡
布，第一句话就是让他们吸他留下的那瓶氧，他们3人都被感动得落下了眼泪。3个
人将刘连满留下的氧气分着吸用了。

当4 个人返回到“第二台阶”顶部那个岩壁下时，天气变了，天上飞起纷纷扬
扬的大雪，能见度很低，行走更加困难。他们又找到上山前所留下的4 个没用完的
氧气筒，痛快地饱吸了一气，当时就吸空了两筒，背着剩下不多氧气的两筒预防万
一。当晚 9时左右，他们返回了8500米的突击营地。在休息以前，大家才将这次登
山中所剩下的仅有的几十升氧气用完。

在8500米突击营地，他们商议后决定分批下山。由体力较好的贡布和刘连满在
一天之内赶下山去，一方面求援，一方面送胜利消息。贡布和刘连满只在途中8100
米营地吃了一点儿东西就一直赶到了北勒。

王富洲与屈银华27日到北勒，28日到达6400米营地。

5 月30日北京时间13时30分，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上已生活了两个星
期的中国登山队队员，全部返回大本营。王富洲、贡布、屈银华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6月1日，大本营举行庆祝大会。许竞在会上作了这次登山活动的初步总结。许
竞代表登山队队部正式公布：在这次登山活动中，共有53名队员打破我国男子登山
高度7556米的最高纪录，其中还有28名队员到达了8100米以上的高度，占世界各国
登山队在过去178年中到达这个高度的69 人次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二。一次登山活动
中有这么多人到达这个高度，在世界登山史上是空前的。

在这次大会上，许竞说：“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胜利，使组建时间不到5 年的中
国登山队，把具有100 多年历史的外国登山队远远抛在了后面，为年轻的中国登山
事业跨人世界前列打响了胜利的第一炮。”他又谈到，中国登山运动的发展曾得到
了许多国家登山队的帮助。特别是在我国已开展登山运动只有4 年历史的1960年，
当我们首次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时，对英国登山队所积累的经验，做了多方面的
综合研究，成为这次登山很好的借鉴。前进与攀登的勇敢者的胜利，凝聚着走在前
面的失败者的努力，激励着后人新的超越。然而这种胜利，最大的意义则在于它显
示了人类整体的又一次奋进。当时郭超人在整理编发登山队长史占春向记者发表的
谈话时，曾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全体登山队员把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成功，献给世
界一切进步和爱好和平的人们。愿和平的力量像珠穆朗玛峰一样坚强而不可摧毁，
愿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像珠穆朗玛峰一样纯洁和永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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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ent to the woods because I wanted to live deliberately, I wanted to live deep and suck out all the marrow of life, and not when I had come to die, discover that I had not l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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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一次遭遇雪崩
李致新

很快，学校组织和日本队一起登阿尼玛卿二峰，但已经有一些同学不来了，我
觉得很奇怪。也有一些同学劝我，看过了，知道怎么一回事就行了。可我还是来了。
你真的说不清山的魁力在哪里， 所以， 当有人问马洛里为什么要登山时，他说：
“因为山在那里。”这句话在登山者中广为传诵，因为它最准确地传达了山对于人
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

这一次，条件相对好一些了，国家登山队还派人做教练指导。

因为有了第一次经验，烧水、做饭、运输，在我都习惯了。这一次王勇峰表现
得也很出色，运输的时候能多装就多装，当然，体力消耗非常大。他和我都被选上
了登顶队员。

这次登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登山运动员，曾曙生、陈建军，尤其是老曾，
不仅登山技术好，还会摄影、摄像，还做过《第三女神》的编导，非常全面，再加
上以前登山经历的介绍，以前崇敬的登山运动员形象活生生在眼前了。他那么大年
纪了，既要给我们拍照，还要在前面开路。什么叫开路先锋呀，登山中最能体现了，
开路的人体力消耗大，危险性也更大。最危险的时候，老曾总在最前面。我那时候
能给他们背点东西心里都美滋滋的。所以，现在我们总是开玩笑说，当时是被老曾
骗进登山队的。的确，当时，这些人身上的人格魁力，是我们走进登山行列的一个
重要原因。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登山者的精神和气质，那种气质影响
着我们一生。

本来我们的营地应该建在5700米的地方，但由于新队员多，为了突击方便，就
建在了5800米。我们正在5800米的地方休息，刚下完大雪，日本人走到前面去了，
我们修了很久的路。

路线越来越难，老曾把我们调到了最后。我、小熊、老包还有王勇峰。突然，
只听见“咔嚓’一声，还什么都没看见呢，就听老曾大喊：“雪崩，保护住！”这
时候，雪“哗”的一下就下来了，接着，第二浪又到了，当时怎么扔的背包已经记
不得了，我们一直跑，跑到一个大裂缝面前，雪停在了身后。这时候如果雪再来，
我们也无处可逃了。回头一看，老曾他们不见了。

我们喊着：“曾老师！曾老师！”往回跑。一边喊曾老师一边四处乱扒。我们
学校的两个老师埋得浅，拱了出来。可我们还扒不着老曾他们，时间就是生命，那
时候很明白这个道理。

突然，一个念头问了出来，他们4 个人是拴在一块儿的。进山前，老教练讲过，
发生雪崩时，要顺着结组的绳索去找。我顺着绳子用力拉，喊：快拽，抬不动了，
就说明有人了。果然，扒到了背包，我们4 个小伙子喊着“一、二、三——”把陈
建军翻了过来。他当时头朝下。他嘴里喊着：“完了完了，肯定冻伤了。”他脸已
经冻紫了。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拉过他的手就往自已怀里揣。之后又顺着绳子往
前拽。拽了两下，绳子拽不动了。这时候，不远处突然拱出一个帽子。原来老曾听
见声音了，他的自我保护非常好，雪崩的时候，他把手挡在了脸前，这样有了一个
空间。当时雪崩来的时候，他回头看陈建军，雪盖下来，又有向下推的力，绳子缠
在了他的身上，所以身体不能动了，但手能动，就把帽子扔了出来。一看到帽子飘
了出来，我们冲过去继续扒，扒出来一点儿后，刚要拽，他说：“先别拽！”他当
时非常冷静，说绳子在他腰上缠着。我身上有一个水果刀，一听他这么说，就拿出
来“哧，哧，哧’地割。

当时老曾说的一句话，我一辈子也不会忘。他身体还在雪里，问：“其他人怎
么样？”我们说就差你了。他又问：“日本人怎么样？”我们那时候哪顾得上日本
人，扒出老曾，抬头一看，日本人出来两个，还有一个女的没出来。

我们用了不到10分钟把4 个人救了出来。1989年在南迹巴瓦，日本队员大西宏
在雪里埋了8分钟就死了。

老曾出来喘了口气，喊：“冲，救日本人！”这时候我们又有了精神，连滚带
爬往日本人那里跑，雪太深了。跑到那儿的时候，我的手套都没有了。日本人被扒
出来的时候已经有些昏迷了，老曾说快放进睡袋里。急救的方法之一是把人放进睡
袋里恢复体温。之后，下降高度，转移到安全地带。

把日本女队员驮到5700米的地方时，我开始流鼻涕，出现感冒症状，扒雪的时
候，手套掉了，自己也没注意到，大概是那个时候着凉了。那天一夜也没有睡好。

第二天，老曾说你不能往上走了。在山里，最可怕的事情是感冒，因此，进山
的时候，大家一般不洗澡，条件不够是一个原因，防止感冒是最重要的原因。感冒
会带来肺气肿、脑水肿，很快死亡。在登山事故中，因脑水肿而死亡的现象并不少
见。

我当时很矛盾，自己感觉这感冒不算什么，另外，自己状态一直不错，这么放
弃太可惜了。正在犹豫的时候，老曾说，你已经完成了你的历史使命，你可以下撤
了，现在就护送队员下撤。有一个队员因为被雪崩惊吓，不能上山了。登山有个规
矩，不能把一个人留在路上，留在营地，必须有人陪着，让一个人留下，是登山的
大忌。

当时的心清别提多矛盾了，想上，又怕得脑水肿；撤，又不甘心。我保护那个
队员下撤时真是一步一回头。心里太难受了，毕竟是一个向上，一个向下。

后来听说老曾又到5800米雪崩埋他的地方看了看。他在那里找到了我的那把国
产水果刀，到今天还收藏着。

后来听登顶的队员讲，快接近顶峰的时候，又听见“咋嚓’一声，脚下一动，
附近又发生雪崩。因为这次的目的是带学生，不是登顶，全队就撤到了5700米。日
本人没有下来，坚持登了顶。看着日本人那个高兴的样子，队员们心里特别难受。
小熊坚持要登顶。你想，修路日本人不行，运输日本人也不行，到登顶的时候我们
不行了，这口气哪咽得下去？结果，老曾、陈建军带着4 个学生登了顶。登山往往
就是这样，需要一口气，没有这口气，再强的实力也会功亏一篑。

这次登山使我们对登山有了更深的认识。老登山队员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什么是
真正的登山运动员。同时，和登山家在一起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登山的真正乐趣。老
曾带着我取冰样，教我拍片子、摄像。那是一次幸福的登山，那种感受终身难忘。

记得建一号营地的时候，很艰苦。老曾是最后一个到的营地，他当时已经46岁
了，不仅修路，还要给我们拍片子，他的精神已经折服了我们。那天一到营地，他
就训陈建军：“为什么不下去接我？”最后那段路很危险，绕来绕去的，有很多冰
裂缝。”他这一训，我们知道了登山应该是什么样的。在登山中，帮助人是一种下
意识的行为，伸出手去帮助别人是一个登山运动员最基本的素质，尽管有时这一伸
手就是生命的付出。

其实，当时陈建军也没闲着，正忙着建营呢。一听老曾训陈建军，我们赶紧烧
水做饭。

第一杯咖啡喝起来的时候，确确实实感觉到什么是“味道好极了”，真正找到
了这种感觉。正像老曾讲的，越是艰苦的时候，别人给你一杯水的时候，那种感觉
越是难忘。这在后来，1988年登珠穆朗玛峰时我有了切身的体会。

这一次还有一个突出的感受，是登山之后回家的感觉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一次
要去北京庆功。北京，我去过，是在北京站过了一夜。这次，不仅去北京，还要去
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35周年大庆。回家的感觉太好了。也是在这一次，我还发现
了自己的一个特长：生火，做饭。我对自己自信心大增，我发现我和山挺默契，高
山适应很快，干起扎营、做饭这些事一点儿不烦，还挺有乐趣。在山里，我还露了
一手：拔丝地瓜，从前只见过，在山里是初试身手。当然，程序是对了，但丝没有
出来。大家拿我开心：这哪是拔丝呀，大连水果糖嘛。这成了登山队的一个典故。


第七章 登山中，什么比登顶要重要
李致新

1984年，我和王勇峰第一次以国家队的身份到了纳木纳尼。我是以登山的实力
到了纳木纳尼，而王勇峰是以他的素质和修养、觉悟到的纳木纳尼。

中日联合攀登阿尼玛卿之后，国家队要在我们这些队员中选择去纳木纳尼的队
员。我和王勇峰都被选上了。在这次登山中，王勇峰的表现不是最出色的，为什么
能选上他呢？因为他的修养好，这是登山中最难能可贵的。

从山上下来之后，我们要去北京参加庆功会，还要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35周
年的庆祝活动。这对我们这些在校的大学生来说简直是无上的荣光。谁不盼着去北
京呀。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我们的领队老师病了，另一个老师急坏
了，谁领我们去北京呢？这个时候，王勇峰说他留下来。王勇峰是登顶队员，是一
定要参加庆功会的，又是那么难得的机会，他好像一点也不惋惜，说，以后机会多
着呢。于是，就在我们在北京沉醉在鲜花与掌声之中的时候，他在医院给老师端屎
端尿一个月。

后来，推荐队员的时候，所有的老师竭力推荐王勇峰，他们的理由很简单，登
山人的精神比身体素质更重要。老师的定论，在后来王勇峰的登山生涯中得到了很
好的诠释。

1984年底，我们投人了纳木纳尼训练。这时候，我和勇峰已经是形影不离的朋
友了。当时他在做毕业论文，我每天给他打饭，到我做论文时，他也是如此。

纳木纳尼是我们登山最严峻的一次入门课。出发的时候是很悲壮的。登山队的
领导说，在必要的时候要有为登山事业、为日本队员牺牲的精神。我们当时并没有
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在纳木纳尼，王勇峰负责运输。从大本营到一号营地，再到二号营地，为突击
队员做准备。登顶那天，雪非常大，背的东西又多，根本不是在走路，而是走一步
跪一步，王勇峰是把路跪出来的。但他不是登顶队员，把装备运到突击营地后，要
回到二号营地待命。

从二号营地到突击营地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路程。但王勇峰却不能向上走。

登顶之前，路线已经全部铺好，天气也不错，我当时体力状态非常好，看起来
突击顶峰没有一点儿问题了。我们当时很兴奋，策划着如何给学校发电报。

可就快到突击营地的时候，步话机突然“哗啦哗啦”响了，大本营命令我护送
日本队员下撤。我一下蒙了，当时的感觉是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从喀什坐了10天
的车才到山下，又攀登了一个月，拉着稀硬是把物资运输到了突击营地，这一切不
就是为了登顶吗？而这个时候，顶峰就在眼前了，不足200 米我就可以实现自己的
梦想了，却让我下撤！那是一种不能用语言描述的沮丧，心里骂日本人连累了我，
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再病？

我们要把得高山病的日本队员捆在睡袋里往山下救。这时候，突击队员往上走，
我们开始捆日本队员。人还没捆好呢，已经看见队员在顶峰展旗子了。

救人我已经有经验了。睡袋外面罩帐篷，不能捆太紧，太紧人就勒死了，也不
能太松，捆松了人就滑出来了。捆好了，我们4 个人一起往下送，前两个人拽，后
两个人拉着。往山下拖实际上是自然给氧。

路上，碰上了小加布和次仁多吉往上送氧气。还碰上了王勇峰，王勇峰最终也
没有等到登顶的机会，他是被老队员赶下山的，老队员怕他拖了登顶队员的后腿。
尽管上山的路是他一步一步跪出来的，但还是和登顶无缘。回到大本营后，他哭得
昏天黑地。纳木纳尼恐怕是王勇峰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的地方。大本营命令王勇峰和
我们一起把日本队员护送到一号营地，并让我们原地休息。天快黑了的时候，登顶
队员也撤到这里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护送得病的日本队员撤回到大本营。登山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越是在关键时刻就越是要放弃名和利，哪怕它就在眼前了。这一次虽然没有登顶，
但收获比哪次都大，我认识到一个无比重要的道理：生命是最宝贵的。当那些日方
队员抱着我们痛哭的时候，我无比强烈地意识到：生命是稍纵即逝的。任何时候，
都要舍弃自己的荣誉和利益去保全他人的安全。这是登山的真正意义所在。要成为
一个真正的登山者，首先要认识到这一点。

当时大本营对我们的评价是：你们没有登上自然界的高峰，但登上了中日友谊
的高峰。

高山救援永远是登山的一个精神主题。

任何一个登山者都会遇到一个命题：援助他人。像我们在阿尼玛卿，在纳木纳
尼遇到的一样，几乎每一次登山都会碰到。每一次，都是对人的考验。这同样是登
山精神。从我国80年代开放山峰开始，与外国队伍的合作越来越多，这种精神的体
现是不分国界的。

在外国登山队的登山活动中，中方协作人员往往和他们同甘共苦，共同攀登，
并负担了工作量很大的后勤运输任务。辛勤的汗水和真诚，换来的是珍贵的友谊。
1980年协助日本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成功后，副队长宫下秀村、队员加藤保罗和
电视台记者中村进等曾再三表示：中国登协人员的工作完成得很好，如果没有中方
的协作，登顶是不可能的。东北脊队中方人员在完成任务后撤离三号营地时，情景
十分动人。双方人员冲破了语言不通的障碍，共抒友情，热烈拥抱，队员们激动得
流下了眼泪。日本电视台记者把这一感人的场面记录了下来。

当外国登山队遭遇险情或出现意外事故造成伤亡时，由于我们各方面总是尽力
抢救，并提供各种方便，所以使当事人感到满意或者感激不尽。美国高山旅游公司
贡嘎山登山队在来华活动中曾发生伤亡事故，我方给予的大力协助抢救，使他们深
为感动。该公司经理刘利邦说：“中国人民的友谊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是个企业家，
我来华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增进了解，我绝不做有损美中两国
关系的事情。”

1982年日本登山队攀登乔戈里峰时，队医坂野俊孝不幸遇难，我国立即派一名
副联络官带两名驮工，由5000米附近把遗体运回大本营。我方联络官还带病率领中
方人员为坂野掘土造墓，使日方深受感动。队长新贝勋特地提着酒和食品到中方帐
篷致谢，他流着眼泪说：“我遇到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过去参加过童
子军，对中国人民是有罪的。但是你们所做的一切使我感动。中国人民的胸怀好像
大地，好像母亲胸怀那样宽广。你们不记仇，对我们这样友好，回日本后，我一定
把你们对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向我们的家属和朋友宣传，日中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
代友好下去。”

我们抢救日本市川市山岳会贡嘎山登山探险队队员松田弘也一事，更是震动了
整个日本朝野，在国际上影响也很大。在攀登贡嘎山时失踪的松田弘也，被当地的
四名彝族队员在2940米处发现。在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有关单位的大力
支持和帮助下，经过53天的奋力抢救，终于将奄奄一息的松田弘也先生从死亡线上
抢救过来。在日本，松田成了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新闻人物。从松田“死”而复
生这一奇迹中，日本人民深深感到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日本市川市
山岳会会长高岛一芳讲道：“我从事几十年的登山工作，登山遇难是常事。但像中
国人民采取这样的抢救措施和方法是很少见的。这不是哪一个人，而是整个中国人
民。”松田弘也的哥哥松田弘昭则说：“我没想到我弟弟在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
得到的照顾甚至比在家里还温暖。我们虽然语言不通，但通过人们的表情、眼神，
就可以看出大家在想什么、干什么。”松田弘也更是亲身体验到了中国人民无微不
至、不惜代价地抢救他生命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他说：“我外表上虽
是日本人，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中国人，因为我身上流着中国人民的血，我将来一定
要为日中友好贡献力量。我回国后，要装上假肢，好好锻炼，将来结了婚带着妻子
一同到中国来，还要到磨西去感谢抢救过我的中国人民。”就此事，日本刺川市派
出了由副市长浦田信治率领的感谢团。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时，日本议会还就此事
代表全体国民向我方表示了感谢。


第八章 对生活对生命的认识，在纳木纳尼改变了
李致新

从纳木纳尼回到乌鲁木齐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情。纳木纳尼是世界第二高的处
女峰，又处在本身海拔就在4500米的阿里地区，是世界屋脊的屋脊了。从最高的地
方到最低的地方，有重回人间的感觉，从荒漠的高原到绿茵茵的世界，这种反差印
象太深了，当时真有拥抱一棵大树、亲吻一棵小草的冲动。

圣山下面有一条河，里面的鱼多得扔块石头就能砸到一条。湖水湛蓝，天多蓝，
水多蓝。偶尔会有小兔子从树墩里跑出来。如果你把脑袋贴在地皮上望出去，毛茸
茸的一层绿色。

生活中一切平淡的东西在这个时候都会让人难忘。因为有了这种体验，生活中
很多平时看起来难以克服的困难，在这种体验之下不过只是一种经历而已。比如，
大雪之夜，你的车子坏在路上了，那种窘迫可能是一个人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事，可
在我看来，还能看见来来往往的人。这算什么？在戈壁上行驶，在没有路的地方走
出路来，一会儿掉进沟里，一会儿卷进风里，流沙像烟一样罩过来，这些体验都是
平时的生活中没有过的。


第九章 我们成了在北京混的无业游民
李致新

1984年一1985年我们俩一起参加了阿尼玛卿三峰（海拔6127米）、二峰（海拔
6254米）和纳木纳尼峰的攀登活动。一晃与山打了两年交道，已面临毕业分配。我
们决心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山。由于当时国家登山队招收正式队员有困难，我们便
要求分配到北京地质学院的研究生部，以离国家登山队近些。可是没想到，由于一
些阴差阳错的原因，1985年底我们到北京后，北京方面说暂时不能接收。我们俩一
下傻了眼，这样就变成“无业游民”了。我们揣着自己的户口本在北京晃，而且还
想过糊口的出路，我准备去新疆贩羊皮，我喜欢那个地方，王勇峰想留在北京卖大
碗茶。

正在万分沮丧的时候，日本登山爱好者又“拉”了我们一把。1986年，日本神
户大学登山队打算独立攀登中国西藏海拔7538米的库拉岗日峰，请中国登山协会联
系高山协作人员。我和王勇峰听说后，便自告奋勇去当背夫，因为这样总算能与山
亲近了。我俩还带去3 名新队员，任务是把1200公斤的物资从海拔4900米的大本营
运到5800米高度，其中有的物资还要运到6200米高度。

说实话，如果当时我们出了事，都不知道哪个单位来收尸，因为那时我们不属
于任何单位。

赖在北京不走，终于达到了目的，同年我们被中国登山队正式招收。1988年，
我们俩一起参加了震惊世界的中日尼三国联合双跨珠穆朗玛峰活动，我是4 名登顶
的中国队员中惟一的汉族队员，王勇峰作为南侧队员也上到8100米的高度。从此，
我们的登山活动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第十章 探险家始终期望新的征服和创举
李致新

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就成了各国登山运动员向往一
试身手的地方。然而直到30年后的50年代，仅有5 年历史的中国登山队，就完成了
从北坡征服世界第一高峰的壮举，为中国现代登山运动揭开了光辉的一页。从此，
中国登山队跨人了世界强队的行列。

1960年中国登山队首次攀登珠穆朗玛峰时，沿用了历史记载中的海拔8882米的
最高高度。当时，国际上对珠穆朗玛峰的高度其说不一：海拔8840米、8882米。88
64米、8848米，尚无公认的统一数字。1975年，我国测绘部门测量其高度为海拔88
48．13米，位于北纬27度59分15秒，东经86度55分39秒，坐落在我国和尼泊尔王国
的边界上，北坡在我国西藏自治区境内。

珠穆朗玛峰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附近高峰林立。8000米以上的高峰有洛泽
峰（海拔8516米）、珠穆伦错峰（又名马卡卢峰，海拔8470米）、卓奥友峰（又名
乔乌雅峰，海拔8189米），7000米以上的高峰有数十座，形成了世界上极高峰最集
中的地区。

地质学家的研究证明，大约在两亿年以前，珠穆朗玛山区以至整个喜马拉雅山
一带，是一片汪洋，被称之为“特提斯”的大海。珠穆朗玛峰是在随后发生的一系
列造山运动中升起来的。不过，它的南面与北面，长期仍在海水以下。直到离现在
有7000万年一100 万年的第三纪末，它才逐渐脱离了海洋的范围。珠穆朗玛峰从那
时起一直在不断上升，它是地球上最年轻、最高的山峰。从第四纪冰期以来，它已
经上升了约1400米。

不断出现的地震、地壳断裂和温泉等自然现象，表明珠峰的“新构造活动”仍
在继续。其北坡地震活动异常活跃。据载1932年藏历一月一日傍晚发生的一次地震，
烈度达8 级以上。当时，位于珠穆朗玛北麓的寺庙——绒布寺的挂钟摇动长鸣，寺
庙的殿堂屋顶倒塌，在几公里的范围内尘土飞扬，座座山岭间云霞密布。

珠穆朗玛地区的自然环境异常复杂，在5000米以上，坚冰和积雪终年不化，有
数不清的冰雪陡坡和岩石峭壁，经常发生冰崩、雪崩和滚石现象。这里气象条件极
为恶劣，即便是在良好的登山季节，也几乎天天刮着七八级的高空风，顶峰的风力
常达十级以上。珠穆朗玛山区是地球上氧气最为稀薄的地带，峰顶上大气中氧气的
含量，只相当于平原地区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山上经常下雪，气温很低，
一般在摄氏零下30度一40度。由于这些原因造成珠穆朗玛峰难攀登。长期以来，人
们把它与地球上的南北两极相提并论，称之为“第三极”。又因为它的高大，而称
为“飞鸟也不能越过的山峰”。

从珠穆朗玛峰北坡登山，当时有东山脊北壁和西山脊3 条路线。沿东北山脊攀
登顶峰，必须经过“北地”和“第二台阶”两处最艰险的地区。1960年中国登山队
攀登珠穆朗玛峰，就是沿东山山脊路线登上峰顶的。

它又是一座美丽的山峰。它雄踞于喜马拉雅山之上，气势雄伟，直耸云天，远
在100 公里之外，肉眼就可看见它那多宝塔形的峰体。珠穆朗玛山区覆盖着万年积
雪，山谷中发育着巨大的冰川，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个现代冰川中心。珠穆朗玛峰
北坡有东、西、中绒布冰川泄合而成的著名绒布冰川。从海拔5500米一6200米，发
育着众多的冰塔林，在冰塔林之间散布着冰湖和冰面河流，绚丽多彩，千姿百态。

珠峰以西，是著名的米拉日巴圣迹。米拉日巴生于11世纪，原是一位云游喇嘛，
具有相当的文字造诣，善于以诗歌和寓言教人。他晚年修行于珠穆朗玛附近，得道
成圣。藏族人民对米拉日巴甚为崇拜，每年到珠穆朗玛峰朝拜圣迹者，络绎不绝。
传说女神就是服侍米拉日巴的。

公元1709年一1711年，康熙命令当时的驻藏大臣测制西藏地图，可惜未留存下
来，图上是否有珠穆朗玛峰很难推测。公元1714年一1715年，清政府从北京派出曾
在钦天监学过数学的理藩院主事胜住、喇嘛楚尔沁藏布和兰本占巴，专程进入西藏
地方测绘地图。他们在当时交通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直接深入到珠穆朗玛峰下，采
用经纬图法和梯形投影法，对它的位置和高度进行过初步的测量。在康熙五十六年，
即1717年间完成的《皇舆全览图》上，便明确地标上了珠穆朗玛峰的位置，并定名
为“朱母郎马阿林”。这份地图1719年制成满文铜版，1721年制成汉文木版，1733
年又在欧洲制成法文地图。在这些地图上，珠穆朗玛峰以满、汉、法等不同文字出
现确定了它的名称。这份地图，可以说是关于珠穆朗玛峰最早的历史文献。如果说
对珠穆朗玛峰的发现是指把这座山峰第一次测量并记载标明在地图上的话，那么胜
住、 楚尔沁藏布和兰本占巴3人，应该最有资格被称为最初的发现者。此外，1744
年的《大清一统志》上也载有“朱母拉马山”，1761年的《水道提纲》载有“朱母
郎马”，1760年到1770年的《乾隆十三排地图》上标为“珠穆朗玛阿林”，1795年
的《卫藏通志》为“珠木朗玛”，1822年的《皇朝地理图》和1844年的《大清一统
舆图》上都标名为“珠穆朗玛”。

19世纪中叶，英国人开始测量喜马拉雅山，由于他们是在印度平原遥测的，并
未进入西藏和尼泊尔，从而对这些高峰的名称也一概不知。当时他们只是采用罗马
数字的排列方法，从东到西，排列号数。珠穆朗玛峰列第十五。1858年，由印度测
量局局长乌阿建议并经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批准，将他们不知名的珠穆朗玛峰定名为
“埃非勒士峰”（或“额菲尔士”、“埃佛勒斯”，均为英文EVERST音译），以纪
念他们测量此峰时的印度测量局局长，英国人埃非勒士上校。殊不知，他们对珠穆
朗玛峰的测量，比中国的胜住等3人已晚了130多年。

然而在此之后，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地图，均沿用“埃非勒士峰”这一名称。甚
至在解放初期，我国编撰的地志舆图，也因袭这个名称。1952年5月8日，我中央人
民政府内务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曾就珠穆朗玛峰名称等问题发出通报。通报
指出：“‘埃非勒士峰’应正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或者‘外喜巴
拉雅山’。”

近代对珠穆朗玛峰的探险与攀登最早始于1893年。但这一次以及1904年、1913
年英国军队组织的3 次探险登攀活动，均因当地藏族人民的反对而未能真正展开。
直到1921年，英军登山队才第一次进人西藏进行攀登活动。习惯上都把这一次当做
珠穆朗玛峰的第一次登山活动。

从1921年开始直到1960年中国登山队登上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的正式登山
活动一共进行过15次。其中成功的仅有两次。第一次是由英国登山俱乐部副理事长
约翰·亨特率领的9人登山队，在经过两年的人员和物资的准备之后，于1953年4月
开始了珠穆朗玛峰第14次攀登活动。全队共有正式队员9人，及搬运工400多人。19
53年5 月29日11时30分，这支登山队的队员丹增（尼泊尔人，后英外交部称他为英
国荣誉公民）、希拉里（英籍新西兰人）两人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他们发表的山峰
高度为8882米。第二次是1956年4月，由瑞士阿尔卑斯委员会组织，有正式队员5人
组成的瑞士珠穆朗玛峰探险队进行的第十五次登山活动。他们依然采用英国人成功
的那条路线，于1956年5 月23日上午10时登上了顶峰。登顶队员共有史密特、玛尔
敏特、列依斯、贡钦4人。他们发表的珠穆朗玛峰高度为8848米。

除了这两次以外，其余13次攀登活动都失败了。而这成功的两次，都是从珠穆
朗玛峰尼泊尔境内的南坡进行的。英国从北坡攀登的8 次均未成功。英国世界著名
的登山家马·洛里和欧文虽然到达了北坡第二台阶下高度为8572米处，但却不幸遇
难。1960年，共有印度、美国、英国、法国、瑞士、日本、新西兰、尼泊尔、南斯
拉夫、伊朗10个国家的12个队在喜马拉雅山区活动，绝大多数登山队的目标是攀登
珠穆朗玛峰。这时，中国登山队也开到了珠穆朗玛峰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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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ent to the woods because I wanted to live deliberately, I wanted to live deep and suck out all the marrow of life, and not when I had come to die, discover that I had not l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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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一生攀高峰

作者：李致新　王勇峰

引子

这里讲的是两个人的故事：李致新和王勇峰。他们被称做是“登山双子星”，
相伴相随十几年，走遍七大洲最高峰。他们那么相同，有着共同的坚强的意志和坚
定的信念；他们又那么不同，有着迥然不同的性格。

对于李致新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小兔子跳舞的故事。1998年7 月，梅里雪山
遇难勇士的遗骸被发现，中国登山队搜索，我随队采访。那是一次伤心的旅程。山
的美丽和残酷让人心凉，下山的整个过程中心里都是痛苦着的。就在远远的还能望
见梅里的山路上，李致新问我：“见过小兔子跳舞吗？”面对他突兀的发问，我很
茫然。他说他见过。他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清晨去打草，在微微的晨曦中，在带着
露珠的草丛后面，小兔子在跳舞。他说这话的时候，车正拐过一个弯路，梅里闪了
出来。因为这只跳舞的兔子，梅里看起来竟也亲切而温暖了。

而对于王勇峰，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口哨。攀岩的时候，修路的时候，会传来他
的口哨，没有什么旋律，随心所欲的响着，从中能感受他的快乐和怡然。

山里山外的王勇峰是截然不同的，生活中，他是懵懂的，丢三落四，一进山就
那么的不同，站在他旁边甚至能感觉到他的头脑的清晰。他也爱讲些山的故事，但
大多是那些大悲大喜的，在他的山里没有什么花呀草呀的，也很少诗情画意。

这就是他们的不同。同样的爱山，却用着不同的方式。认识他们会了解山的两
面：浪漫与壮美。


第一章 登山仿佛是命运的安排
李致新

1975年中国登山队再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那年我13岁，上四年级。当时我们
学校只有一份报纸--《人民日报》。我那时候是校长很喜欢的一个学生，每天有
一个任务是去供销社取报纸。

《珠穆朗玛一青松》，这个标题到现在我也能脱口而出。那篇文章很大的篇幅
是讲当时登山队的政委吴宗岳，他为了记录登顶的成功和登山运动员的精神风貌，
冒着各种危险拍纪录片，因为体力消耗太大失踪了。

那时留下的印象是登山运动特别神圣，登山运动员真的像青松一样在人们的心
目中常青，但那时候没有想到自己能和他们一样。我们成长的年代，正是学习黄继
光、董存瑞、王进喜这些英雄的时代。英雄很容易走进我们的生活。

很想和人说说我小时候的事儿，那是人生一段难忘的时光。

小时候我的家乡没有山，只有丘陵，比较危险的陡崖也就几十米高。有一次春
游的时候我爬上去，老师急得直批评我。她肯定没有想到，她的学生后来爬到了一
个比一个高的山上。

小时候，我家菜地就在学校的前边，家长让我看菜地，我天天坐在墙头上看学
生上课，自己也想上。可我妈妈不让我上，我就蹲在教室外面听人家上课，回家就
哭。妈妈拿我没办法，让我插班上了学。

我们那里学校的条件很差，桌椅是水泥做的，因为是插班，我和另外两名同学
用一套桌椅。小学时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在全校背《为人民服务》。那时候广播里老
放"老三篇"。没上学不识字的时候我就会背了。校长让我站在凳子上背给大家听。

高考那年正是彭加木遇难的那年，他失踪后，国家曾派人去找。当时我理解的
那种寻找，就好像是家里的孩子丢了，拉开大网满城找呗。那时很奇怪，怎么会找
不到？那时候怎么也想不到自然有多大。因为正是崇拜英雄的时代，我报考了武汉
和长春地质学院。那时候还有一个特幼稚的想法，学地质可以四处走。小时候我家
有个邻居，是个采购员，总是五湖四海地溜达，那时候我最羡慕的人就是他，一度
的人生理想就是当个采购员。

念中学时最大的心愿是考上大连工学院的化学工程系。在中学，化学是我最得
意的一门功课，我的梦想是当中国的门捷列夫。但功课拉了后腿。

从农村到城市，很多功课对于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像生物和外语，在农村都没
有学过。在农村只学过两个星期的日语，高考时外语就选择了日语。学校里学的是
英语，我只能跟着广播学日语。早上上学要坐1 个多小时的车，我就在出门前把日
语广播录下来，路上和中午在学校听。那时候家里条件很不好，学习的地方都没有，
我就拿着爸爸的工会证，放学后去大连市工会的工人文化馆看书。这么读完了高中
的最后一年。最终进了武汉地质大学。

上了大学，我发现了自己的跑步才能。以前喜欢踢足球，不知道自己还挺能跑。
有一次体育课上测试1500米，我跑了个第二，第一名是体育特招生。我一下发现了
跑步的乐趣。武汉地质大学是个环境优美的学校，有山有水，于是，每天早上，我
都要绕着学校跑几圈。

因为跑步，我认识了王勇峰。

大二那年学校开运动会，王勇峰跑1500米，我也跑1500米，当时他是校队的长
跑队员。跑到最后一圈时，我差点儿超了他，他急了，开始加速，当然，他拿了第
一。他们班那么多女生给他加油，一看人缘还不错。下了场，他过来和我打招呼，
我们就算是认识了。

大三的时候，有一天正在饭堂吃饭，王勇峰过来跟我说："学校组织了一个登
山队，你想不想参加？"

"是吗？有登山队？"我听了挺高兴，小时候的记忆一下子想了起来。但当时
登山队不要我们水文系的，只要和高山工作密切相关的地质系、矿产系和物探系的。
王勇峰因为是校运动队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他向我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学
校在几百个报名者中筛选24个，低压舱等一系列的测试已经进行完了，但有一个老
师退出去了，因而还有一个名额。他指点我去找纪老师。我摸到纪老师家，见到他
的第一句话是："我想参加登山队。"

纪老师在我们学校搞了很多年的科考工作，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登山家，脚趾
也在登山中冻掉了。

他问我："为什么要登山？"

我一下子愣住了，来之前可从没想过这个问题，突发奇想："第一，我喜欢登
山。"我想这是说服老师最重要的。现在选队员，也要看他是不是真正喜欢登山，
有没有为这个事业献身的精神。这是一个登山运动员的首要素质，硬拉进来是不行
的。"第二，听说将来还要和日本队合作，我会日语。'其实，我那时的日语水平
只够问个好。"第三，我是东北人，我抗冻。"实际上，南方人抗冻，我那些南方
同学冬天就睡在一个棉套上。

老师一听，就同意了，说只要系里同意就没问题。

当时很多人的心理是想去高原看看，去山里看看，看看冰塔林、雪山。当时我
也有这种想法，即使以后当不了登山运动员也没关系。有一点没有想到的是：纪老
师的问题我居然用了15年的时间也没有回答出来，越是到后来，问我这个问题的人
越多，而我，也在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要登山？高山反应损伤着身体，疲劳折磨
着意志，时时刻刻地威胁着生命。真的像孟子说的那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
其体肤，空乏其身，但还要一次次向山而去。我想，这是用一生的时间也无法回答
的一个问题。

听了纪老师的话，我直接去找系主任谈，这之前我还从没和他说过话呢。他说，
作为咱们系的学生能去当然是好事，但要把功课安排好。

现在想起来，一切就像是命运的安排。如果没有王勇峰的那句话，如果没有那
么开明的老师，如果真像其他队员那样去做低压舱这样的专业测试，我可能永远和
登山无缘了。


第二章 第一次进山，我发现，我和山挺亲近
李致新

没练几天就开拔到位于青海的阿尼玛卿山。阿尼玛卿主峰6282米，二峰6268米，
我们当时的计划是登二峰。到了一看，老师认为难度太大，决定登三峰：海拔6090
米。

真正到自然之中，这是第一次。一切都那么吸引人，尽管自然也有可怕的地方。
传说当地有野人，有熊，甚至有人被熊追死的传说。但这都无法削弱自然的魁力和
诱惑。

刚到大本营的时候高山反应很强烈，头疼，睡不着觉。而我当时正是争强好胜
的年纪，咬着牙挺着。我们当时有一匹马，累了可以骑马，可马也驮了很多东西，
我们都不舍得骑。走到海拔4600米一4700米的时候，走着走着就趴在马背上喘，我
喘马也喘。越走高原反应越强。

有生以来第一次走那么多的路，走到天蒙蒙黑了，才到4700米的营地。

到了营地还不能休息，要搭帐篷、烧水、做饭，有的同学受不了了，一头钻进
了帐篷。我放下东西开始帮老师干活。

当时心里特别不平衡，进山之前，老师就说过要做这些事，可凭什么就有人不
干活去休息呢，这个时候，谁不累呀？当然，生气是生气，手里并没有停，活儿总
得有人干。

到了以后才发现，这其实是一个登山家必备的素质。登山也需要这种精神，不
管多苦，多累，咬着牙也要做这些事情，否则不要说登顶了，就是第二天的行军也
泡汤了，这是登山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有人说，登山是一种繁琐美，有一定道理，
每天几乎是在背着"家"走，每天都要重复着一些生活。这种生活没有什么选择的
余地，而且是越疲劳的时候越要干。

因为表现不错，老师选定我和另外两个人为登顶队员。

王勇峰等3 个队员是支援队员。支援队员是登山中合作精神的最好体现。他们
要帮助登顶队员建营地、修路、运输食品和装备，为登顶队员做好准备，往往是到
最后，这些支援队员的体力已经达不到登顶的要求了，看着登顶队员冲上顶峰，而
自己下撤。几乎每个登山队员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在海拔5500米左右修建二号营地
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本来计划王勇峰他们把东西运到那里就撤下来，但老师
一看那里的地形很危险，不敢让他们自己下撤。决定把他们留下，和我们一起登顶。
这样，我们一个组的东西，两个组用。

当时天气很热。一到营地，就有人迫不及待地要喝水。于是帐篷没搭好，我就
开始生火，我于这活儿很拿手。点着火，水正要开的时候，锅翻了，就听着锅"丁
零当嘟"下了山。我们只带了一个锅，没了。最后是用罐头瓶子化雪喝，准备第二
天登顶。

第三章 豁达、开朗、有韧性，是一个登山者的基本素质
王勇峰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练长跑。因为我爹说要锻炼我的意志。集宁冬天那个冷呀，
别人都戴着棉帽子的时候，我戴一个耳套就跑出去了，一天早晨跑上四五千米。

据说很小的时候我很聪明，但那时候不爱学习就爱玩。

我小时候特别淘气，在马路上撒钉子，在一边欢天喜地地看自行车“狐卿狐卿”
倒；庄稼熟了跑到地里偷庄稼；钻进火车车厢里偷西瓜……。总之，一个坏孩子能
干的事都干了。

后来上了初中，也不愿意上学。还是淘气，也不像人家似的顶天立地地淘气，
蔫淘。学校差点儿给我处分。因为我妈妈身体不好，老师才—一隐瞒了我的“事迹”。
到了初二那年，我的命运发生了转机。

那年，学校选拔数学竞赛的学生，考初中四则运算，我居然选上了。经过老师
一番辅导，我居然代表学校参加市里的数学竞赛。拿到市数学竞赛试题时，我发现
只有一道题眼熟，当时想，就做这一道吧，做呀做，居然榜上有名了，我拿了一个
第二名。3 个“居然”把我推上了当好孩子的路。

就在我想当一个好孩子的时候，我们换了一个厉害的老师。让你学习你真得学，
不听就打，那时候我没少挨打。印象最深的是上几何，画辅助线用虚线，我老用实
线，老师冲着我的后脖子就是一巴掌，把我疼坏了，一辈子也忘不了辅助线用虚线。

到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我发现做一个好孩子是挺好的事，就认真念书了。到了
高中，凭着数学成绩进了市重点中学，还进了重点班。

进了重点班，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谁的功课都比我好，我们班一共50人，
我排名40，能有感觉吗？我想，反正是赶不上了，算了吧，还不如好好玩玩呢。就
约上一些伙伴，这个星期天骑车往东走20公里，下个星期天往西走20公里，感觉真
好。回来跟大人讲我们到过的一些地方，他们都没听说过。集宁附近的山、树、水
我几乎都见过了。

越来越发现学习是件没意思的事儿，到野外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儿。于是，在
高中，只留下一件得意的事。

那是在高一运动会上，老师让我参加1500米的比赛。当时大家都没太把比赛当
回事，穿着棉衣。棉裤、大头棉靴，就上场了。我可不一样，第一次参加比赛，可
当回事儿了，非常认真，穿着单衣单裤，一双球鞋。集宁的冬天多冷呀，把我冻坏
了。发令枪一响就冲了出去，多冷呀，只有玩命跑。一看遥遥领先，心里更高兴了，
任鼻涕横飞，拿了一个第一。那一次是真幸福，知道了成就感是个啥滋味。学校一
看我跑得不错，让我参加校队训练，到了那儿，人家也是单衣单裤了，我就没戏了。

就这样愉快地在东奔西跑中等来了高考。高考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奇迹。我在班
里的名次一直是35名，高考的时候，一没有压力就超常发挥了，居然考了个17名，
把我乐坏了。惟一的遗憾是，分数上了重点线了，只有放弃军官梦，进武汉地质学
院了。我一直的梦想是当一个拿破仑那样的将军，阴差阳错进了武汉地质学院之后，
还是做着将军梦，抱着军事方面的书苦读。那时候，我在同学中很有煽动性，原因
就是总给他们讲战争故事，讲故事时那种豪气满胸的感觉一辈子难忘。

进了大学，我爱玩的特长得到了发挥。第一次参加运动会，就跑了一个5000米
的第一名。当时特别想进校队，老在体育教研室门外转悠。后来，老师问我，想练
练吗？我说想，他说，那先跟着练吧。

我可是真练，别人跑1500米，我跑2000米，从来不偷懒。我似乎就是这么一个
人，什么事情都喜欢做到极致，不出现极限不罢休。这在后来1993年登珠穆朗玛峰
时最明显，那一次，体力严重透支，直到今天也无法恢复，总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在当时，因为这股劲儿，老师收我进了校队，在长跑里，我找到了一种成就感
和归属感。

进了大学，我死心塌地做好学生了。入学1 个月后，我当了班长，开始全心全
意当这个班长。有人训练晚了，或是下自习晚了，我把饭打回来放在宿舍。刚进学
校的时候，很多人不会缝被子，我就给他们缝被子。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那时候，李致新是他们班的团支部书记，经常说个山东快书什么的，记得常说
的是《剃头》：“当的格当，当的格当，扣你二斗红高粱。”他那时候的愿望就是
在运动会上“开”我，一到跑1500米的时候，他们班加油时喊的都是“开了他！开
了他！”当然，他们一次也没成功。

大三的时候，听说学校要组建登山队，我非常高兴。当时有一个想法，登山是
要经过生死考验的，如果一个人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了，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我
一直坚信自己能做大事，而要做大事就要经得起考验。登山当然是最好的考验。但
登山是和科考结合在一起的，不要水文系的。我开始四处运动，找系里，找体育教
研室，找团委，到哪里都是一句话：我要登山。后来学校就让我去参加测试了。高
压舱、低压舱、戴沙袋，统统都过了。当时学校这方面活动不是特别多，没有什么
经验，所以测试非常严格，眼睛必须1．5以上，要能背着20多公斤沙袋走半个多小
时，如果当时李致新参加了测试，肯定进不了登山队，他那时候就戴眼镜，冲这一
条就没戏。当时每道关都刷下来一大批人。

后来就碰上了李致新，告诉了他这个消息。

登山诞生于浪漫的爱情故事，但进了山，你不会有一丝浪漫的感觉。

现代登山运动诞生于18世纪欧洲西部的阿尔卑斯山区。

在高山海拔3000米一4000米的雪线附近，即接近“高山植物禁区”的地带，往
往生长着一种野花——“高山玫瑰”。摘采这种野花是很困难的。据说很久很久以
来，阿尔卑斯山区的居民一直流行这样的风俗：当小伙子向姑娘求爱时，为了表示
他对爱情的忠诚，就必须战胜重重困难和危险，勇敢地登上高山，采来“高山玫瑰”，
献给自己心爱的姑娘。直至今天，阿尔卑斯山区的居民仍然保留着这种习俗。长此
以往，在阿尔卑斯山区的登山活动，便发展成一种为广大群众爱好和踊跃参加的运
动。将登山运动和这个动人的传说联系到一起，不管事实如何，或许人们是宁可信
其有的。

较可靠的说法是：18世纪中期，阿尔卑斯山以其复杂的山体结构、气象和丰富
的动植物资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的注意。1760年，日内瓦一位名叫德索修
尔的年轻科学家，在考察阿尔卑斯山区时，对勃朗峰的巨大冰川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而，他自己的攀登却未能成功。于是，他在山脚下的沙莫尼村口贴了这样一张告
示：“为了探明勃朗峰顶上的情况，谁要是能够登上它的顶峰，或找到登上顶峰的
道路，将以重金奖赏。”布告贴出后，没有人响应，一直到26年后的1786年，才由
沙莫尼村的医生帕卡尔邀约当地石匠巴尔玛，结伴于当年8月8日登上了勃朗峰。一
年后，德索修尔自己身带所需仪器，由巴尔玛为向导，率领一支20多人的队伍登上
了勃朗峰，验证了帕卡尔和巴尔玛的首攀事实。现代登山运动便由此诞生。英国大
百科全书“登山”条目下，采用的便是这种说法。由于现代登山运动兴起于阿尔卑
斯山区，在世界各国，登山运动便又被人们称之为“阿尔卑斯运动”。

19世纪中期，阿尔卑斯山区的登山运动发展很快。1885年一1895年十年间，阿
尔卑斯山脉20座4000米以上高峰相继被征服。在征服这些山峰的运动员中，成绩最
突出的是英国人温帕，他和他的队友们，在首次登上古兰特·焦拉斯峰（4184米）、
埃格优卫尔特峰（4122米）之后，又登上了在当时被认为是无法登顶的4478米的玛
达布隆峰——阿尔卑斯山脉最后一座4000米以上的高峰。

在此之后，现代登山运动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是由仅仅使用如四齿冰爪、麻绳、登山杖等简单装备技术水平低下，只能选
择容易和安全的路线攀登的初期简单形式的登山，向拥有各种用途的岩石锥、冰镐、
金属挂梯、三齿钉鞋、铁锁、绳结等复杂装备，已掌握了一定岩石和冰雪作业技术，
开始朝难度较大的路线挑战的高难度技术型登山发展。

二是把登山运动向世界范围推广。19世纪末，登山家们把注意力大部分放到了
南美的安第斯山、北美的落基山、非洲的一些山脉以及中亚的高加索山脉。进入20
世纪以后，他们的目光又更多地转移到了喜马拉雅山区。当然，这一时期登山活动
的中心，仍然是阿尔卑斯山区。

欧洲一些登山运动较发达国家的登山运动员， 开始向当时被视为不可超越的
“三大北壁”，即海拔4478米的玛达布隆峰的北壁、海拔4184米的古兰特·焦拉斯
峰的北壁和海拔3970米的埃格尔峰的北壁挑战。

1931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的朗茨·舒米特和托尼·舒米特兄弟二人，用两天
的时间，首次从全长1100米、个别路段还有雪崩危险、公认为最难攀登的玛达布隆
峰北壁路线登上了顶峰。首开征服“三大北壁”的先例。舒米特兄弟俩的事迹轰动
了欧洲，一时他们成了登山界令人瞩目的英雄。

1935年夏天，德国运动员马丁·麦雅和鲁道夫·贝达二人从古兰特·焦拉斯峰
的北壁登上了齿状峰群中一座山峰的顶峰；3 年后，意大利运动员里卡尔特·卡辛
等又沿着这条路线登上了齿状峰群中最高的山峰。这条全长1070米、有三分之一地
段坡度近于垂直、个别地段还有小岩檐地形难点的古兰特·焦拉斯峰北壁路线，终
于也被征服。

1938年，由德国人安德卢鲁·海克麦耶和奥地利人海因利希·哈勒两人分别率
领的两个登山小组，采取互相保护、交替上升的方法，经过4 天的努力，终于沿着
埃格尔峰的北壁攀登而登顶。至此，阿尔卑斯山区攀登难度最大的“三大北壁”路
线，全部被人类征服。

世界登山运动进入“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的时候，中国的登山运动才刚刚起
步。

人类的登山活动虽然由来已久，但是早期的登山活动，很大程度上为军事、宗
教、经济目的所局限。由自觉的体育运动意识支配，作为现代体育运动项目之一，
主要包括竞技登山和探险登山的现代登山运动，由诞生至今，不过才是近两个世纪
的事情。

在无高可登，无险可攀的情况下，仅仅在阿尔卑斯山区活动已远远不能满足各
国登山运动员的需要和适应登山运动迅速发展的趋势。于是，登山活动的中心，便
自然而然地由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区，转移到了拥有最多尚未攀登过的极高峰的亚洲
的喜马拉雅山区。

1950年6 月，法国登山队的埃尔佐格和拉什纳尔，沿着西北山脊，成功地登上
了世界第十座高峰，海拔8078米的安娜普鲁那峰。这是登山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首次登上8000米以上的高峰。

法国登山队的成就极大地震动了国际登山界，并鼓舞了各国登山运动员，各国
登山队都加快了向其他8000米以上高峰进军的步伐。1953年，德奥联队的奥地利人
布里，登上了世界第九高峰，海拔8125米的南迦帕尔巴特峰；同年，英国登山队的
希拉里和丹增沿东南山脊，首次登上世界最高峰，海拔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1954
年，意大利队的拉卡捷里和康潘牛恩，登上了世界第二高峰，海拔8611米的乔戈里
峰；同年，奥地利队的基西、依约黑里尔和尼泊尔人潘辛格、达哇喇嘛，又登上了
世界第七高峰，海拔8153米的乔乌雅峰。1955年，英国登山队的崩德、哈尔基、布
劳恩和斯特列切尔登上了海拔8585米的世界第三高峰金城章嘉峰；同年，法印联队
的佛朗哥、切林库金、曼温、列鲁、库别、布也、威阿列技及尼泊尔人几阿尔村、
尔布又登上世界第五高峰，海拔8470米的玛卡鲁峰。

当中国的现代登山运动刚刚踩到起跑线时，世界登山运动已进入登山史上“喜
马拉雅的黄金时代”。

第四章 在阿尼玛卿，我真正认识了王勇峰
李致新

我和王勇峰在训练中慢慢熟悉了，又经常在一起踢球。他是他们班的主力，我
是我们班的主力。有一次，我们争球，他速度快，一绕，就把我超过去了，我也追
不上他，就在后面使了一个小绊儿，他“吧卿”一声就趴在地上了。他也老实，趴
在地上说：“致新，你跟我来这个？”想起来真好笑。勇峰一直是一个豁达不计较
的人。

但真正了解他，还是在阿尼玛卿。

进山之前，我们在西宁既要训练也要采购进山食品。一天在街上逛的时候，正
好看到卖羊羔皮的，白白的软软的，看着可好了。我就想，爸爸妈妈身体不好，可
以买回去给他们做衣服， 多暖和。 王勇峰一听就帮我问价钱，“6O块钱一张。”
“太贵了。”当时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多少钱，就随口说了一句，那人说：“没关系，
买不买，先看看。”还把我们拉到他住的招待所去看货，我有些不想去，人生地不
熟的，心里不塌实。可王勇峰说，去吧，看看怕什么。到那一看，人家一屋子的羊
羔皮，让我们挑，可我们身上真的没带钱，再说，买也要下了山买，不可能买了背
上山呀。我就说，等我下次来再买吧。那个人说，你根本就不想买吧？50块钱卖给
你。后来一直降到30元。我说，那好吧，我回去拿钱。我当时心里真没底，我还是
学生，从没碰上这种事，60块钱的东西一下降到30块，听着心里就打鼓。另外也要
回去问问老师，老师一听，说绝对不许自己出去买。我一听，更不能去了。

那天晚上，我们正在房间里聊天，王勇峰问我还去不去买羊羔皮了。我说不去
了，我觉得这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谁知他“咣”地一声摔门出去了。看来是生气
了，当时也觉得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但很快就忘了。

后来在山里时间长了，他对我多少也有了一些了解，再加上我们是一个系的，
就经常在一起聊天了。那天是在大本营，我们俩躺在一个斜坡上聊天。青海的山，
有很好的草，躺在上面很舒服。在他眼里，我的家乡大连还挺神圣。全国多少火车
是从大连开出来的，大连的苹果有多好，大连的万吨轮怎么棒，他都知道，甚至他
还报考过大连的学校。聊着聊着，就说起了那天的事，我问他：“那天买羊皮的事，
你是不是生气了？”“是，我是生气了。”“那你摔门去哪了？”“买羊皮去了。”
我一听立即感到他与众不同的朴实。在那样的年代里，他的那种朴实真是稀有的。
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我总爱给朋友讲王勇峰买羊皮的事，那是王勇峰最真实的写照。


第五章 登山很好玩儿，不像想像的那么难
李致新

登阿尼玛卿的时候登山装备很简陋，穿老式的靴子，也没有下降器，还要自己
打抓结。老师学生也都没有经验。在离顶峰很近的时候，关于是否登顶，上下有了
分歧，一是新手多又没见过这么大的山，二是当时的情况太复杂了。最后决定由一
位老师带着一个同学登顶，其他人不上了。离顶峰就差一个山包了，甚至能听到他
们在山顶说话的声音。

第一次登山就这么结束了。

我的高度是6050米，顶峰是6090米。这第一次让我感觉很好，我觉得自己完全
有能力登更高的山峰。出发前还觉得是去登那么大的一座山，可回来一想，才6000
多米，离8848米还差2000多米呢，什么时候才能登更高的山呢？

那时候每天在山里吃萝卜炖午餐肉，到现在也不能闻午餐肉的味道，也不能提
罐头，彻底吃伤了。但在当时，那可是最香的东西。下山的时候，老师让我们把剩
下的食品带走，我就挑了两个罐头回家。回家后，我姐夫握着两个罐头说，这是致
新用命换回来的。我一直不敢跟他们说山里的事情，看起来，他们也都知道。在实
习的时候，有一天我在梦里哭醒了，我梦见因为登山我爸我妈不要我了。慢慢长大
以后，我发现，登山最对不起的人就是自己的家人。1988年，登完南极最高峰文森
峰在回来的飞机上，正记着日记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妈妈。我妈妈有
心脏病，非常严重的心脏病，不能受惊吓和刺激，可他的儿子却让她始终生活在心
惊胆战之中。想着想着，泪水就淌了下来，那是十几年来最伤心的一次。在后来，
母亲去世以后，这种歉疚的心情一天强似一天。

在青海登山，最大的好处是总能看到草，看到绿色。当地老乡教我们怎样辨认
虫草。更好玩儿的事是抓鸟。一到晚上天快黑的时候，鸟儿就成群地钻到一个洞里，
我一口气能抓十几只，关到装罐头的箱子里想把它们养大，可也不知道它们是吃虫
还是吃米，喂了好多米之后它们便都死了。

那时候也感到枯燥、孤独，但有一种体会：熬。熬到出山之日，熬到下了山能
吃蔬菜，能吃好东西的时候，那种期待的心清是挺好的。

我那时候没有想到自己和山结一辈子的缘，但当时想，第二次我还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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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球's Blog

I went to the woods because I wanted to live deliberately, I wanted to live deep and suck out all the marrow of life, and not when I had come to die, discover that I had not lived.

any

一字不漏的看完上面两篇，已经快中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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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给我们的苦难都正好是我们可以承受的那么多，那么重。
它总是那么合适，合适得正好让我经过它，并且从中学到更多。
所以，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不高兴

也看了两篇。
QQ好文，就是太专业了，不过无限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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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午餐、不午睡、不高兴！！！
准备迎接全球性各行各业大萧条。。。。

晓荣

太长了呀,明天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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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坐于我的小屋，恍若静坐于远离喧嚣的山间，独享清新的落山风，在殷红的天外追寻陨落的夕阳，倾听倦鸟归时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