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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毅平作品

1939--1949年：在上海从事人像摄影。
1949--1958年：先后任重庆《新华日报》、北京《人民日报》摄影记者。
1958--1966年：在中国摄影学会参与筹办《大众摄影》杂志，并任编辑组长，后任《中国摄影》杂志编辑组长、执行编委、副主编。
1966--1972年：“文革”期间在干校劳动。
1972--1977年：任新华社摄影部影展办公室和《中国 摄影》编辑室副主任。
1977--1990年：任《中国摄影》杂志主编、中国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副主席、摄影理论研究部主任、摄影理论评论委员会副主任。在此期间，曾参与筹办中国人像 摄影学会和《人像摄影》杂志，并任该会副会长。
1990年离休。
现任中国摄影家协会顾问、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人像摄影学会、中国民俗摄影学会、《中国摄影》杂志和《人像摄影》杂志顾问、中国老摄影家协会名誉副主席等。代表作《东方红》于1962年、1989年先后获一等奖和优秀作品奖。1985年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授予“杰出摄影活动家”称号。

解读袁毅平-写在《袁毅平摄影作品集》出版之际

大气磅礴的《东方红》，焰火满天的国庆之夜，晨昏之间光明与黑暗的粗犷切割，多瑙河上如梦似幻的温柔清波……《袁毅平摄影作品集》(下称《作品集》)于“七一”前夕出版，那些或清新或厚重的画面伴着墨香再一次掠过眼前。《作品集》通过“国颂”、“礼赞自然”、“追神蹑形”、“生活素描”、“异国拾零”、“回声”六个部分和收入的《以“意”为帅》、《以“神”为魂》、《拍摄〈东方红〉追笔》等文，集中回顾了袁毅平40余年来在艺术摄影领域的创作和理论思考。著名美学家王朝闻、中国摄协主席高帆分别为画册作序，著名清史专家戴逸教授为画册题跋。
《作品集》朴素大方，一如摄影家的为人；设计风格深沉厚重，一如所承载的作品。
醉人的墨香，把我们引入画面深处。
“遗憾”之作：《作品集》为何没有收入新闻摄影作品?
《作品集》收入了袁毅平60年代至今创作的90幅艺术摄影作品，“这本画册的定位是艺术摄影。”袁毅平如是说。
袁毅平心目中的艺术摄影，不是追风逐月、弄雾嬉云，也不是暗房技巧、色调光影，更不是唯美、沙龙、形式化。他认为，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摄影的功能是无限的，可以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与自然界的各个方面；但不是去做简单的“报道”，而是要注重自身的艺术性，为读者提供丰富的想象和欣赏空间。这一如中国古典诗歌，既可是吟风弄月、抒发离愁别恨、小女子怀春的利器，亦可是高歌铁马冰河、大江东去的雄文。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袁毅平才能独辟蹊径，将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内含了强烈社会关注的一些重大题材，通过比喻、象征等艺术手段，凝聚于具有高度艺术性的画面中。在《作品集》中，“国颂”部分的前三幅作品《东方红》、《心潮曲》和《朝晖赞》是杰出代表。比如摄于1976年的《心潮曲》，拍摄于毛泽东主席刚刚去世之后，天安门城楼上空怒云漫卷，城楼下花圈如诉；在照片处理上，袁毅平将城楼下面的花圈有意识地做了低调处理，使之和高调的天空形成明显反差，既表现了对领袖去世、“四人帮”内乱、国家前途将何去何从的深切忧思，更表现出对我党扭转乾坤的坚定信心--祖国的天空必将驱散阴霾、恢复明净。这三幅作品，均使用了民族化的影像语言(天安门)、民族化的艺术手法(象征、寓意)，表现了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民族情感。《东方红》更由于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被认为是继承了革命战争年代《战斗在古长城上》、《白求恩大夫》等“红色经典”的革命精神、在我国摄影领域诞生的又一摄影名作。
熟悉袁毅平的人知道，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10年中，袁毅平主要从事新闻摄影，这一阶段是他摄影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本《作品集》却完全定位于“艺术摄影”，没有收入一幅新闻摄影作品，人们不禁想知道：“新闻摄影的袁毅平哪里去了?”
从1950年到1958年，袁毅平先后在重庆《新华日报》和北京《人民日报》任摄影记者。这段时间，正是建国之初国民经济的恢复阶段，从重庆几大兵工厂的维修复工、山城人民增产节约支持抗美援朝，到成渝铁路的建设和开通典礼等重要活动，袁毅平都拍下了大量珍贵资料。1956年，中共西南局撤消，《新华日报》随之撤消，后来这些底片或者在政治运动中散失，或者成为贪食糨糊的小虫们的美食。而在《人民日报》期间拍摄的一些照片，虽然资料尚存，但面对近百万张各类底片，年过古稀的袁毅平只好望“底”兴叹，忍痛割爱。
这不能不说是这本《作品集》的一个遗憾。
探索之作：“以意为帅”和“追神蹑形”--袁毅平关于艺术摄影民族风格的思考
1956年冬天，中国摄影学会(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前身)成立，1957年出版的学会内部通讯号召会员撰写理论文章，时任《人民日报》摄影记者的袁毅平报的题目是《摄影艺术的民族风格》。自此开始，如何通过摄影这一“舶来”的艺术形式表现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意识，就成为袁毅平摄影理论和摄影创作40余年探索不辍的题目。而今，通过《作品集》可以看到，袁毅平的这一探索不仅在创作方面成绩斐然，他对风光摄影“以意为帅”和人物摄影“追神蹑魂”的理论思考也趋于成熟。
袁毅平认为，在风光摄影中，对自然的认识是摄影家不能回避的问题，比如对中国人来说，“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和美学的重要观念，在风光摄影中，摄影家总是有意无意地受其影响。基于这种认识，袁毅平将自己的风光摄影创作自觉地定位于表现中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的自然观，他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宇宙的生命不息，往复运动；再是表现来自于自然界启示的阔大、平和、宽容、友善的人生境界。《作品集》的第二部分《礼赞自然》集中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探索。第一幅作品《寥廓天地莽苍苍》，初看之下，曙色初现，天色灰蓝，大地如墨，天地间一抹如血的云霞，十分壮美，但作者的意图并不在此，而是想藉此表现中国古典哲学中“气分天地”的观点：混沌初开，一气中分，清者为天，浊者为地。此幅作品中，横于天地之间的那抹绛红，恰如混沌初开时的“气”，不仅象征着光明的开始，也象征着宇宙的循环运动。接下来的作品《太阳初出光赫赫》、《天人神遇》，不仅表现了自然作为人类之母、人作为“自然之子”的恬静之美，更从那种开阔和雄壮中传递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哲学含义和人生境界。这种光影切割中完成的哲学建构，使袁毅平的风光摄影作品不仅具有一般佳作的灵性和瞬间，更有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厚重和意蕴。
“人难拍，拍人难，”“难”就难在“传神”二字。人有万千，各有其“面”固然重要，但必须各有其“神”，方才算有了灵魂。袁毅平认为，重视“传神”，是中国古典美学对造型艺术的最高要求；比如早在东晋时，著名画家顾恺之就提出了“以形传神”的说法，此后，历代文艺家对“形神”关系争论甚多，但“传神”之说乃其主流。在人物摄影中，袁毅平认为“神”是主导，这种“神”，可以是对象的“神”，比如人物的气质、精神状态、特定的表情和情绪等；也可是作者之“神”，比如作者的审美意识、审美境界、艺术品位等，还可是作者和对象融汇契合的“神”，“非惟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郑板桥)、“幸有我来山不孤”(丰子恺)，所说的就是这种物我合一、双神交汇的境界。
艺术创作中，“传神”之法多有变化，顾恺之主张“以形传神”，亦有人主张“以神制形”，而袁毅平在长期的摄影实践中形成了自己“追神蹑形”的创作特色。他拍人物，均是在不同情景下寻机抓拍，没有充足的时间了解人物性格、情感等因素，只能相机抓取能表现人物特定心理或情绪状态的瞬间，这一过程袁毅平称之为“追神”。在《作品集》的第三部分“追神蹑形”中，《70年代村干部》、《打鱼人》等都令人回味良久，是成功的“追神”之作。
深情之作：袁毅平的艺术寄托和艺术个性
解放前，袁毅平在上海做过10年的照相馆学徒和摄影师，曾亲眼目睹了一些老年照相师和修版师的凄凉晚景；也曾有面临饥饿的亲身经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的摄影创作和理论探索”，这是袁毅平的肺腑之言。《作品集》以《东方红》开篇，以《国旗永远在我心中》结尾，所表现的正是摄影家对党和祖国的深情挚爱。今天很多摄影家都爱“拍系列”，袁毅平以天安门为主导影像，拍了不少作品，但没有想到过要拍一个天安门的“系列”，只是他每每感时感事、悲喜难抑之时，总是不自觉地将天安门--我们国家和民族感情与命运的象征--当作倾诉对象，实际上，“天安门”是他最深沉的艺术和情感寄托。《东方红》的拍摄过程在摄影界已是耳熟能详，但多数人没想到，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袁毅平每月粮食定量28斤，分配到每一天，早上2两，中午和晚上各三两。整整两年多，半饥半饱的袁毅平每天早早起来看天气，一看有朝霞，就蹬着自行车呼呼地往天安门跑。“拍天安门，我当时就是感到内心有一种对祖国、对党的感情需要表达，”袁毅平说。的确，如果仅仅拍一张“美丽的天安门”的照片，他可选择任何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而《作品集》在党的80岁生日前夕出版，正如他的首次个人作品展在建国50周年前夕举办一样，是他献给我们党的一份特殊礼物。
《作品集》基本没有收入风光摄影家十分偏爱的名山大川的照片。袁毅平自称风光摄影系其所爱，黄山、庐山、桂林等都去过多次，也拍了不少相当出色的风光作品。但在编辑画册时，都没有选入，“和拍摄这些地方的名家相比，我的作品没有过人之处，”于是放弃。倒是一些他在公园散步时抓拍的即兴之作，如《洁净的“晚境”》、《谁撒絮花乱雪花》等清新活泼，被有幸选入。所以，《作品集》中的画面绝少与别人重复，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袁毅平的艺术个性：“人越老，艺术越要新。”
这也正是一位诗人对这本《作品集》的评价：新画深情绘晚景。(本版图片选自《袁毅平摄影作品集》)










摘自： 中国摄影报 2001.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