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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
　　　　　　　　　　　　　　　　　　　　　　　　

藏 策

　　　　 一、

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研究是十分复杂的，从背景到现实都与西方大相径庭。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界是边缘性的，但其在中国语境中则是最新登陆的又一种“西方”，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至少是象征性的中心性；但又并不尽然，文化研究又以其批判性、颠覆性、非正统性为中国学界那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外的边缘话语提供了声音。文化研究对当代中国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对当今的大众文化研究更是如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还无法应对当今中国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现实。
诚如许多学者所共识的那样，中国虽是一个笫三世界国家，但在“全球化”经济的潮流中，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热点，这就为其自身复制了一个想象性的幻影。随着高速的城市化和消费化，一些大都市在生产/消费文化幻象方面，已与那些发达国家相去未远，也已基本具备了“后现代”文化的某些特征。为此，中国语境的文化研究就尤其令人关注。

二、

文化研究之所以成为西方自“语言学转向”以来，继文学研究之后的一种新的拓展，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就是：后结构主义（在美国解构主义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理论为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或提供了理论依据或提供了理论方法，直接引发了一种多维的广泛的文化研究的展开。所以在关注其中政治、文化、社会诸多因素时，不应因此便忽略了文本研究（自结构主义甚或是“新批评”以来的传统）的重要，尤以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研究更是如此。与其说文化研究是从关注文本到关注社会，还不如说是将“文本”扩大化，走出了昔日仅仅关注“文学性”的狭小视野，而把历史、文化、社会亦视为一种“文本”来加以解读，并寻求其背后的“深层关系”。文化研究不是抛弃了结构主义以来“文本研究”的成果，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知识背景在更为广阔的领域里加以运用。
当年，罗曼·雅各布森综合了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美学批评等形式主义流派的理论主张，试图以语言学的方法来探究“诗学”问题，最终揭示出所谓“文学性”的奥秘。他分析了大量的所谓“经典文本”，然而于“文学性”的发现却收效甚微。流风所及，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海外华裔学者高友工等亦曾以结构主义方法分析中国的唐诗，著有《唐诗的魅力》一书，虽用力甚勤且不无新意，但距揭示出唐诗的“魅力”似仍咫尺天涯。诚如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所言：“雅各布森的误解颇能给人以启迪，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一个错误的假设是如何破坏了他的理论的应用。他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自己的解释，这说明他相信这一解释是正确的，因为它是语言学分析的结果。如果认为语言学提供了发现诗学格局的方法，我们就会自己把自己的眼睛蒙上，看不到语法格局在诗歌文本中真正发挥的作用……雅各布森提请人们注意各式各样的语法成分及其潜在功能，这对文学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他相信语言学为诗学格局的发现提供了一种自动程序，由于他未能认识到语言学的中心任务是解释诗学结构如何产生于多种多样的语言潜在结构，他的分析实践是失败的。”（引自卡勒著《结构主义诗学》１９７５年）多年以后，他在一本讨论文学理论的小册子里更为明确地谈道：“……理论著作已经在非文学现象中找到了‘文学性’――可以用这个最简洁的字眼称呼它。人们通常认为属于文学的特性其实在非文学的话语和实践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了。”“如果文学是一种脱离了语境，与其他功能和目的脱离的语言，那么它本身就构成了语境，这种语境能够促使或者引发独特的思考。”可见正是由于当初结构主义者们对“文学性”的追寻，才使后来的人们最终放弃了这种在封闭中的努力。文学，永远都不可能是“纯”的。既然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即是隐喻性的，就算是历史文本也从来都无法摆脱其“文学性”，那么语言学文本分析的各种方法也将适用于历史文本、大众文化、政治宣传乃至广告的分析研究，所不同的是其目的已不再是探究“文学性”，而是通过破解其中的所谓“文学性”（修辞建构），揭示出这些文本的“虚构”性，揭示出其背后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的种种诡计与合谋。换言之，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文化研究，看上去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观念也各异，但在就文本的语言学研究方面，其彼此间还是有着一条相互关联的发展线索的。就美国的情况而论：从不满于实证批评、历史批评、印象批评、新人文主义批评，到关注文学自身研究的新批评，可以说是一个从不关注文本的极端到只关注文本的极端的转换；随着欧风吹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尤其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相继到来，引发了美国解构主义的鼎盛。然而解构主义对“中心”的巨大的颠覆性，又注定要为居于“边缘”的性别、种族、阶级、文化提供一种理论思想上的“核武器”，而由此展开的各类文化研究又势必会走出文学，面向文化。这一看似反反复复的过程，绝非物极必反式的简单的重复或回归，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深化的进程。而中国语境中的文学/文化研究所缺失的恰恰就是这一进程。这无疑是中国许多学人的一种先天不足。

三、

其实，文化研究作为又一“西方”的传入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进行“文化研究”的课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中国对西方“理论”，一直是不知有秦汉无论魏晋，直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才开始“吃螃蟹”。但这并不是一种时空对等的传播/接受，而更像是经过了“时空隧道”的科幻旅行。随着从西方到东方的空间转换，时光便神奇地倒退了半个世纪。弗洛依德、索绪尔、普罗普这些２０世纪初的大师，早已成为西方经典的“古人”，在中国却“时光再现”，重又焕发了青春。他们仿佛从“时空隧道”被抛回了２０世纪初，重又成为“先锋”和“异类”。 为此他们还要时不时被当时的“学术界”批上一批。这些现在看来或许有点滑稽，但却是一个真实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方面，知识的背后是权力的运作，正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如果说，新时期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经历着再一次‘遭遇世界’的文化体验，那么，我们所遭遇的，事实是２０世纪的、准确地说是战后或称后工业时代的欧美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８０年代，是本世纪欧美文化凭借国家的文化机制大量涌入的时期；但８０年代前半期（在某种程度上，是直至今日）中国文化的主部，始终并未与这一新的西来文化引进与介绍同步。如果说，战后欧美世界的变化：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或称晚期资本主义与当代中国所形成的经验上的断裂、隔膜，使得战后欧美文化呈现出鲜明可辨的‘他性’特征；那么，欧洲文化内部最重要的事实；‘语言学转型’则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难于逾越的知识及语词的鸿沟。……不仅是出自一份现实与历史的无奈，而且有意无意地凸现并实践着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意图；遮蔽中国近、现代史，遮蔽对当代史的探究，以欧洲中世纪类比于‘超稳定结构’的封建中国，以文艺复兴类比于新时期的‘启蒙主义时代’。”（《新时期文化资源与女性书写》）
除了这种权力关系而外，我以为也还有着诸多的其他因素。比如，一种文化理论的形成、发展是有其特定渊源的。无法想象能不懂弗洛依德而精通拉康，不知索绪尔而谙熟罗兰·巴特。所以中国学界对现代西方理论的接受过程也是一个补课过程，必须从头来。不过这就多少有了些“恶补”的样子，其间时间再次发生了奇妙的扭曲，就像传说中的“天上一天地上一年”一般：今年还是西方４０年代理论，明年或许就进入到６０年代了，几年以后已是追至７０、８０年代。而如今的文化研究似乎终于赶上了西方的“现在时”，就要与世界“接轨”了，就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了！
然而“恶补后遗症”还分明可见：由于缺少相关的知识背景，缺乏基本的文本分析训练以及对相关理论方法的掌握，中国学界的许多“研究”、“批评”还往往仅停留在对西方某些名词术语的简单套用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就其观念和方法而言不过是那种僵化的传统文学批评的翻版。不要说后结构主义的诸多理论方法，即便是结构主义初期最基本的语言学、符号学原理在中国的知识界也远未普及。有人曾认为，今日中国学术也已超越文学研究而到了一个文化研究的时代。我以为这未免过于乐观了。中国在文学研究方面直至今天也还只是“初级阶段”，我们还从未像欧美学界那样在语言学、符号学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没有在文学形式的诸多方面详加探讨。多年来，惟一能聊以自慰的便是抬出中国传统的“诗学”来壮门面。然而我们对自己传统诗学到底又知道多少？在缺乏现代语言学方法，不做话语深层分析的情况下，真的能够对传统诗学有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把握么？日本学者池上嘉彦曾以语言学方法详细分析了日语文本在“粘着性”上与西语的不同。这对汉语言文学研究也很有启发。然而国内的研究仍大多是拿几条中国的古代文论去套－下西方文论，再归纳一下异同，以为便是融会中西诗学了。用这样的“理论”能研究中国20世纪的文学么！文学研究如此，文化研究难道就能创造奇迹吗？虽然近年来国内在文化研究方面也出版了一些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但终属凤毛麟角。
有时，这已不仅仅是学术水准问题，而且更有意无意地涉及到“学术政治”的层面。比如在某些研究中，由于不懂话语分析的相关方法，无法进入文本的深层加以解析，只好听任已有的“中心意义”（此种中心意义的建构过程，往往背景复杂居心叵测）的摆布。其结果是不仅无法揭示其背后深层的权力关系，反而为这种权力关系所役使，不是“除幻”，而是“制幻”。中国的一些女性主义者就常把在故事层面讲述女人故事，但在话语层面上却显然是男权观念的文本，当作“女权”文本。这实在无异于一种女性主义的自我解构。在种种复杂且混乱的情况里，更有－种潜伏于学术背后的动向尤为值得注意：那便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谋”。比如近来的一些文章就有意模糊当代中国的相关语境，把本是批判主流意识形态利器的杰姆逊的相关理论，有意误读且歪曲改造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外援”。这实在是一种用心良苦的政治修辞。

四、

另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是，市场机制运作对文化批评的利用和改造，致使某些批评偏离学理并被商家所利用，其间缔结的新的“共谋”关系制造出一系列虚幻的文化批判风景。这就使得文化研究自身也面临着异化、消蚀的危险。
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已日趋界线模糊的今天，“思想”也会异化为某种“技能”。哪怕是最具反抗性的“异端”，也会在意识形态与市场需求的种种妥协与共谋中，物化为一种新奇的消费品，而被适时地拍卖。这类现象在当今中国文化市场已屡见不鲜。继以构筑虚假“民间”为支撑的“痞子文化”当令走红之后，市场已又推出一批以“XX酷评”、“XXX批判”、“XX批判书”面目出现的文化批判类畅销书。它们貌似尖锐，实则以此招徕生意，所以此类“批判”大多停留在最具可读性和炒作性的现象层面，以“常理”（往往是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为评判标准，说长道短。本质上已不是“批判”，而是另一种“遮蔽”。其自身就已经成为了文化研究的一个对象。然而在众多媒体此起彼伏的宣传炒作声中，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似乎还只能是一个缺席者与沉默者。
在当今中国语境里，市场经济在与计划经济的二元对立中，有着其无可争辨的进步性、合理性与诱惑性，但也惟因如此，“市场”背后的种种深层关系统统被遮蔽了。在诸如“……都需接受市场的检验”、“市场规律是无情的”之类的表述中，“市场”被想象成为一种公正、公平的化身，被虚构成一个新的神明。它甚至被当作是一种虚构“民间”的正当诉求。而市场实际上既非单一的，也非“纯洁”的，更没有那么公平；从某种方面说，它恰是多种权力关系运作进程的一个表征。然而各类商业宣传、大众传媒都在竭力营造一个消费天堂的幻觉。在这一推销过程中，平等的幻象遮蔽了特权，竞争的幻象掩盖了不公正。这种“共谋”正在以广告、娱乐节目等多种多样的文本形式传播，并逐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前不久，某电视台黄金时段里曾播放一则牛奶广告：XX的牛是怎样选出来的呢？――称体重，查视力，考智力（画面中，奶牛们以卡通形象做着查体、考试等动作）……最后优劣立判，胜者欢颜，败者沮丧……画外音再道：不努力成不了XX的牛。
这样一则看似简单、滑稽的广告，在其推销产品的同时，其实亦在推销某种意识形态（对个体与其现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只不过更加隐晦而已。
首先，它推出了一种虚假的消费需求，即只有视力好、智商高的牛，才会产出好奶。我们知道，与其说牛的视力、智力与牛奶的品质有什么关系，还不如说是与牛奶作为商品的“形象”大有关系。说到底，这是一种形象的推销。“商品物化的最后阶段是形象，商品拜物教的最后形态是将物转化为物的形象。”――西方学者的这一论述在这里也同样适合。
然后我们发现，这一“形象”的营造，是文本的某种修辞策略。即把牛与人在隐喻层上等同起来，将物“拟人化”。由于与社会上“竞争上岗”、“接受市场检验”、“优胜劣汰”等话语及相关机制“互为文本”，故从另一角度看又是将人“拟物化”。是以由体重、视力、智力等简单的显在的“差异”所展示的所谓“平等竞争”的戏剧化场景，来遮蔽更为复杂化的深层的社会不平等。是将竞争机制中的不公平因素，优胜劣汰过程中的优汰劣胜，统统掩盖起来，并将因此而带来的后果推卸给无助的个人承担（因为你体重轻、视力弱、智商低），这样就使得由个人充当体制牺牲品的不公正的结果，合理化了。
类似的文本充斥着我们的生存空间，“商品已经成为它自己的意识形态”（阿多诺语）。种种幻象，般般诡计，五光十色，令人目眩。而这一切都向中国的文化研究提出了挑战。

　　　　　　　　　　　　　　　　　　　五、
　　　　　　　　　　　
文化研究是跨学科性的，它打破了政治、历史、文学、哲学等等传统上人为的科际疆界。杰姆逊认为文化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最好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入手，将它视为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不仅针对其他学科的内容，而且也针对其他学科的局限性，因此文化研究属于后学科。所谓文化研究，最好理解为一种探讨社会普遍问题的特殊方式，而不是属于少数人的或专门化的领域。
然而，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研究又势必与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保持距离，否则便会丧失其批判性。这样就又注定了其在中国学界的精英性与超前性。在他的身后，并不存在那种想象性的后援——民间，他注定孤军奋战，注定面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制和市场需求的利用。此外，他借以存身的学术机构的官僚化与市场化，以及现今学科间的壁垒，都对文化研究形成了挤压。凡此种种，构成了中国语境文化研究的诸多阻碍。中国的文化研究任重道远。但诚如一位海外学者所言：中国需要文化研究，中国需要批判理论，要“呼唤中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刘康语）。


发言者:湘西过客
发表时间:2002年10月12日 12时22分56秒
好文章！文化自救在中国的语境中是否能得以完成暂且存疑？不过通过文化研究的方法把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推向深入，则是补了八十年代跟在英美经验启蒙主义后面趋步之缺了，大陆派的理性启蒙主义发展至解构论也是走过了起起合合的过程，而法兰克福学派的自身也就是一个复杂的多元体，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斯其各自理论的源头自是各异，比如马尔库斯承起胡塞尔的现象学，阿多诺缘起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等等，这种多元的文化取向正是西方文化内核里希腊理性，希伯莱神性，罗马人性多元的折射，因为这样的多元性的文化流合和冲突才能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一统天下的情境下发生后来的文化自救运动，不足为奇，而我们的发展怎样呢？是不是真是类比成文章所说的那几个阶段？这样的比较是有失之偏颇的，中国的历史发展是一元的王朝式文化，因此其文化的自救运动从来就没有登上过舞台，包括八十年代的所谓文化启蒙，那也不过是一统化了的另一种文化形式罢了，拿来东西只能是拿来的东西，起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很难植入到我们的内核当中，希腊大殖民化时期多元城邦文化的播散过程在我们当时业已相当成熟的文化体系下面所遭遇到更强的反弹，何况我们隔着中西亚那荒凉的沙漠和爱琴海的阻隔，那么今天呢？我们变得更是超成熟的存在了，文化研究对象的转换需要我们作更多切实的工作，也许方法我们已经有了，但我们需要去建构我们批判的模型，去还原我们所面对的事实，在这五光十色的西方文化侵扰下开展一场文化自救，因为我们只有通过自救才能达到另一个高峰，因为文化的自演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发生的，鲍葵登拒斥对东方文化的研究不也正是建立以西方文化为中心论上的？多元的冲突和流合能是文化陷入灰暗的情境时找到复兴的坐标，而一元的特性则是这样的坐标的迷失，因为一元的维度也就是一元的了，那个纵横相交的原点总是可以无限地向后递推，好似无理数之迫逼，但总难穷尽一样，那么是否可以在某个历时的点上去虚拟出一个维度，这个维度是一个符合地缘文化特性的理想之维，以建立一个参照坐标，以此来建立我们文化研究的模型？或许尚有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