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蛙论坛 - 新加坡的鞭刑

新加坡乃繼承英國的法律體制。其鞭刑制度，亦源於英國。英國在1861年通過刑法修正案，將鞭刑制度僅限於十六歲以下的犯人，同時英國興起廢止死刑的討論，連帶地也對於鞭刑的人道性質進行討論。除了對於青少年犯保留鞭刑制度外，英國國會也在個別的法案中，對於某些犯罪施以鞭刑，例如：1898年通過的「取締流氓法修正案」（Vagrancy Act Amendment Act），對於藉剝削娼妓為生者，以及1912年通過的「白奴販賣法」（White Slave Traffic Bill）對於販賣人口者，都處以鞭刑。不過，實際上實施的甚少。反倒是在青少年犯的鞭刑甚多，從1858至1860年，每年平均590名；1893年達2900名；到1900年則高達3400名，以後每年降至2000名左右。直到1948年，英國國會通過刑法修正案（Criminal Justice Act of 1948），將青少年犯改移送感化院取代鞭刑，英國才正式廢止鞭刑制度[1]。

新加坡的獨立（1959）是在英國廢止了鞭刑之後，但仍繼續實施鞭刑。不獨新加坡，今日世界上共有十七個國家實施類似鞭刑[2]，但在東南亞國家中，只有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二國採行而已。目前新加坡處罰鞭刑之種類，在1966年通過一個以維護市容為目的，也就是著名的「破壞法」（Vandalism Act），來以重罰處罰塗鴉及破壞公私財產的行為之前，新加坡鞭刑僅限於刑法中造成人民身心重大傷害的罪嫌，包括：重傷害、搶劫、強暴及猥褻等罪。新加坡獨立前，殖民地政府因為母國英國早已廢止鞭刑，因此對於鞭刑的態度極為保守。例如1953年判決Cim Thian Hen & Others v. Regina案，首席大法官Murray-Aynsley就認為單純的犯搶劫罪也許已侵犯人身，但還不算太殘暴，所以不必給予鞭刑。但在獨立後，情況就大幅改變；例如：1959年的Yong Pak Yong v.P.P. (Public Prosecutor)，首席大法官Wee Chong Jin便認為恐嚇罪已屬可處鞭刑之罪，1963年的Anwar v. P.P.，一案，法院認為在種族衝突時期，不尊敬其他宗教的話，亦屬可處鞭刑之罪。

關於鞭刑處罰，新加坡刑事訴訟法（Criminal Procedure Code ）第231條規定，鞭刑的對象僅限於五十歲以下的男性；第229條規定，成年犯可處罰至多不能超過二十四鞭；青少年犯（七歲以上，未滿十六歲）則最多以十鞭為限；新加坡對於兒童，都可施以鞭刑，更是西方社會所不可容忍者。此外，對於刑鞭的尺寸，法律也有特別規定。成年犯的刑鞭，橫寬不能逾1.27公分，未成年犯的刑鞭橫寬則更小。

新加坡在執行鞭刑時也強調殺雞儆猴的功效，在執行時，雖然沒有採行公開行刑的方式，但每次執行時以三鞭為限，待傷勢復元後──至少三個月，才繼續執行。並且行刑前須經醫生做健康檢查，行刑過程倘犯人不能承受時，也會中止鞭刑。同時，如果醫生認定犯人的身體再也無法承受鞭刑時，可以聲請法院免除鞭刑，但法院得易以徒刑，最高不能超過十二個月。這些制度乍看之下，這是一個符合人道精神的刑罰，但是在犯罪心理學上，無疑是一個高招，它暴露出鞭刑的可怕：分期執行鞭刑，每次療傷三個月，期間犯人只能臥睡，所以整體行刑的時間甚長，同時，鞭刑後的疤痕，將終生留在身上，形成一個永遠無法抹滅的烙印。因此，一般犯人即使被處以鞭刑的鞭數雖少，但已足以使犯人終生受到震嚇的作用。故新加坡的累犯甚少，多半基於對於鞭刑的恐懼。

李光耀在1966年公布「破壞法」後，便將鞭刑超越刑事制裁手段的角色，進一步作為維持社會治安的工具。按理說，在政府公共建築物上張貼廣告、標語或噴漆，既不會妨害公共衛生、秩序，也不是暴力犯罪，一般國家多半處以罰金了事，但李光耀的「破壞法」卻對這種行為施以三至八鞭的鞭刑，這種嚴厲的處罰，為世界各民主國家所罕見。新加坡的鞭刑，之所以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主因是在1994年發生了一件麥可‧費事件（Micheal Fay），才將世人對新加坡的印象，由外表花木扶疏、秩序井然的現象，轉變到認知新加坡之所以達到此外觀，卻是採行了極為嚴苛的鞭刑手段。所以，麥可‧費事件可說是新加坡鞭刑制度的最佳示範。

典型的案例──麥可.費事件

1993年9月18日在新加坡一個豪華住宅區的車輛，連續兩週被發現被塗污，新加坡警方便派人埋伏，終於在10月6日發現了一位塗鴉者便予逮捕，犯人為16歲就讀美國學校的香港人徐志豪（譯音），徐犯被帶至警局經過長達七個小時的訊問，終於供出了其他的共犯同學。次日早晨，警方帶著嫌犯到美國學校指認其他共犯，當場由課堂中拉出五名共犯，其中包括一位18歲的美國人麥可‧費，警察隨即到麥可‧費的家中進行搜索，查獲了兩個計程車用「不載客」的告示牌、一個「嚴禁吸煙」的告示牌、及「此處不通」和一些類似掛於公共場所的告示牌，麥可‧費供稱這是同學偷來並轉贈給他的，然麥可‧費仍被控五十三項罪刑，共四五四件塗鴉行為，1994年3月4日麥可‧費被判處四個月徒刑、三千五百元新幣之罰金及六下鞭刑，而麥可‧費的上訴亦隨即被駁回而確定，由於麥可‧費是美國青年，因此引起美國媒體的聲援，參議院並通過決議要求美國政府阻止新加坡的執行，柯林頓總統也呼籲新加坡總統王鼎昌能赦免麥可‧費，但新加坡政府堅持司法獨立及法律尊嚴，依舊執行，但赦免二下鞭刑，共執行四下鞭刑[3]。

新加坡的鞭刑制度被西方媒體批評為野蠻及不人道，但卻是新加坡政府與人民所堅決支持的刑罰。麥可‧費在事件鬧的風風雨雨之時，新加坡最權威的報紙海峽時報（Straits Times）在1994年5月29日作了一份民意調查顯示，幾乎九成以上的人民認為應維持鞭刑，例如贊成對強暴犯鞭刑高達99%，對擁有槍械92%，對猥褻罪88%，對搶劫82%，對塗鴉79%，另外認為生活在新加坡感覺很安全者高達99%，在郊區走路認為安全者高達96%，若問政府有無善盡治安之責，持肯定態度者高達98%[4]。

李光耀為何在1966年要通過破壞法？是否單純只是要保持市容的整潔？還是有控制人們言論自由及打擊政治異己的作用？依李光耀在1967年3月18日在新加坡律師公會晚宴上所提出的：「革新法律肅清貪污」的演講中，李光耀曾提及前一年通過本法的一段緣由，李光耀透露他本人和律政部長與總檢察署進行討論草擬條文，但檢察署的法律專家認為對於塗鴉犯施以鞭刑，是違反了刑法學的優良傳統，而拒絕草擬。李光耀堅持立法，是出於幾個構想：第一，塗鴉犯出沒不定，警察必須耗費甚大的精力，方能逮捕一人，如處以輕刑，並無嚇阻力；第二，塗鴉可能會宣揚反政府的文字，而只懂英文的法官不會瞭解其煽動文字會帶給社會多大衝擊，因此，宜施以重刑。就此而言，破壞法就不只是僅有維持優美市容的行政罰意義；第三，李光耀認為檢察署法律專家所代表的「法律良知」是僅對自己負責的良知，而忽視了這些破壞犯可能對社會所造成的侵犯，所以欠缺了對社會的良知[5]。這也是李光耀對於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排斥。

1966年可說是新加坡鞭刑制度的擴張期，新加坡實施了破壞法後雷厲風行，新加坡果然是面目一新，西方大城市、地下鐵、車站與車廂外醜陋的塗鴉現象，完全在新加坡絕跡，新加坡獲得了東南亞花園的美譽，1994年5月29日，新加坡英文海峽時報刊載的民調顯示：贊成塗鴉破壞者，應處鞭刑的比例，為79％，可見得民意支持之高。對於本案（麥可‧費）在母國引起沸沸騰騰，且幾乎一面倒的支持麥可‧費，但在英國及加拿大的反應，則完全不同。英國的一家電視台，曾對本案報導後，以「英國是否應重新恢復鞭刑制度」為題，歡迎觀眾Call in，結果在節目終了時，共有4,600通來電，贊成比例為97％；加拿大多倫多(Star TV)也在4月26日作了民調，1,902通來電中，認為新加坡鞭刑不算嚴苛者，占81％[6]。

除了破壞法運用鞭刑，帶來市容的整潔，以及人民財產安全的獲得保障外，新加坡在1985年通過「攜械犯罪法」（Arms Offemces Bill of 1985），對於持有槍械而犯罪者，一律處以鞭刑。依數據統計，在本法通過前八個月，每個月平均發生接近二十件的攜械搶劫案件，但實施該法後，三個月內才有十四個案件發生，平均每月不到五件，可見得本法的功效[7]。

新加坡對於鞭刑的實效，頗具信心，故在1989年修正移民法，對於逾期居留的外勞處以鞭刑。這個立法更引起國內及鄰國（馬來西亞、印尼）極大批評。因為在新加坡就業的人口約有八十萬人，占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本法主要是防止偷渡客，且來自貧窮的印尼及馬來西亞。這些非法移民，總計約有一萬名左右，都是擔任粗賤的工作，薪資微薄，往往還需寄錢回老家養活家人。這些非法入境者本身屬於令人同情的弱勢族群，且其違法毫無任何暴力色彩，官方之所以要以鞭刑處罰，主要目的是讓這些犯人遭受痛苦的鞭刑，因為當時不少偷渡客願意坐牢（因為有免費的三餐提供），且遣返回國後幾乎又立刻會偷渡回新加坡，所以才採行鞭刑。果然成果卓著。新加坡這種對鄰國窮苦人民採行這種苛刑，不會被絕大多數是信奉佛教，且較有慈悲心的華裔人民所接受[8]。同樣的在1994年5月29日，海峽時報所做的民調顯示：贊成對偷渡客採鞭刑者，是所有贊成處鞭刑罪別比例最低的，僅有34％，比較起贊成對強暴案處鞭刑的99％、搶劫的82.％及塗鴉的79％，民眾贊成的比例簡直判若雲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