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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yangwa
09-23-2001, 11:12
失手

文/于云天、朱恩光、崔新华、谢墨、杜英男、李明凯


哈苏镜头的遭遇

文/于云天#

我记得90年代初应邀前往东北的松辽平原拍摄石油地质画册,在乘车前往的旅途中,发生了将一支哈苏标准镜头镜面磨损的事,说起来都难以置信,原因却非常简单。那天拍完照片后,没将这支镜头收入摄影包内,而是顺手装入摄影服的口袋里,没想到长途的颠簸,使镜头在口袋里“跳来,跳去”,最后竟将镜头盖、UV镜一同与镜头分家(哈苏镜头盖设计为卡口式,虽有其快捷装卸的一面,但同时也存有欠缺,镜头盖和滤光镜在使用不久后便会发生松动,这一点不少使用哈苏相机的摄影师均有同感),碰巧口袋里同时装有一筒已拍完的135胶卷,刚好被卡在镜头内,可以想象这筒穿着“铁衣”的胶卷是如何与镜面相互摩擦,碰撞。“娇嫩”的镜面怎能遭受住如此“蹂躏”,惨状不忍目睹,最终这支镜头只好弃之不用。

后来我又新购一套哈苏503相机,没想到又是标准镜头“多灾多难”。1993年我赴美国访问,在科罗拉多大峡谷拍摄,由于摄影包忘拉拉链,使得包中的标准镜头滑落至峡谷底,隐约可见。就这样丢弃,想想不死心,便沿流水道攀岩下去。奇怪这支受如此重创的镜头除了前后盖严重磕裂外,镜面、镜头的前后组,目测观察居然完好无损,至今尚在使用。

由此看来,摄影人遭受不幸是常有的事。只是应该想想如何认真地对待每一个环节,平日养成好的习惯,从而尽可能地避免灾祸的发生。

终身难忘的教训

文/朱恩光#

经过两年的案头准备和物质积累,青藏之旅终于成行了。1997年夏天我和几个朋友几经折腾,总算来到了拉萨,又经过一周的苦苦等待,本来对去阿里已不抱什么希望的我们突然间遇到一个机会,使我们得偿夙愿。

一路上虽然非常艰辛,但高原上的一切都时时打动我们的心。神山圣湖、蓝天白云、河流山川的令人目不暇接,手中的相机自然也就响个不停。就在即将离开阿里的时候,悲剧发生了:在一次装卸胶卷时发现自己使用的玛米亚645相机在揿下快门后只是帘幕开启,而镜头的光圈居然未收缩,这就意味着拍过的胶片都已严重的曝光过度,想到这些,眼前发黑,一下子瘫坐在地上……懊悔之余,探究其原因时才发现:虽然每次拍摄前都是先将相机的反光板预升后再揿动快门,这样可以减小拍摄时的震动。可是不曾料到,由于一路颠簸使预缩光圈的拨杆错位失效,导致所拍的画面全是用最大光圈进行曝光的。后悔、自责、痛苦都于事无补。其实,如果有时常清理检查设备的好习惯,这个问题本应是很容易避免的。那一刻我终于懂得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真正的含义。

回到北京,我呆呆地望着几十卷被拍成通体透亮的胶片,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那种滋味是不能再体验第二次的。好在还有两百多个拍完的135卷,总算没有让我绝望到“哀大莫过于心死”的程度。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那以后,我懂得了善待器材就是善待自己,每次拍照前都要细心地查验相机,所以“白板”就再也没来我这里“串门”了。

一个闪灯连线焊点脱落造成的尴尬

文/崔新华#

一次应邀为一家在京的外资大公司拍摄有关该公司形象的照片。合同上标明的只拍数量很少的几张,而且开价不菲。又听说该公司的一些顶级人物(包括公司的总裁)特意从国外飞到北京,可见对这张照片重视的程度。签了拍摄合同后我急忙从朋友处借来影室用闪灯,匆忙上阵(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人不属于非常商业化的职业摄影师,拿相机拍照片近20年,广告摄影虽并不陌生,但因崇尚自然,故常去山川草原,捕捉光怪陆离瞬息万变的自然景观)。这天我如约进入拍摄场地,选定机位、布灯、测光…胸有成竹地等待着开拍的时刻。金发白皮肤的老外们聚集在我的镜头前,神情各异,咔嚓响过,闪灯没亮,再试,还是不亮,不该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事后认真地查找原因,竟是闪灯与相机之间连线上的焊点脱落引起的)。笑语传来,声声刺耳,此时的我已满头大汗,一脸的尴尬 。情急中,我请所有的人屏住呼吸,以很慢的快门速度,连拍了数张,以备挑选。

事过已久,但那令我刻骨铭心的尴尬情形仍没敢忘怀。每当想起来,还会责备自己,为什么事先没对借来的灯具进行检测!重要的拍摄活动,器材应做备份,为什么忽视了这一点!

究其原因,商业摄影对摄影师的要求应是一种更加严格、更加训练有素的职业。从业人员应具有对客户高度负责的品质,丰富的摄影经验,过硬的摄影技术和认真的工作态度。看来自己距称职的商业摄影师还有距离。

哈苏相机片盒漏光记

摄影并文/谢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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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盒原因造成的胶卷漏光 西藏 1996 谢墨 摄

1996年初夏,我与王建军及另两位朋友相约去青藏高原拍照,临行前我做了大量的准备,包括购买胶卷、调试相机等。考虑青藏高原可拍的题材很多,担心现有的哈苏片盒不够用,又到广州的一家相机行买回了一个二手的片盒,购买时,我还问了老板:“会不会漏光?”他做了否定的回答后又强调了一句:“没经历过漏光就等于没用过哈苏”。就这样带着隐患出发了。

我们四人从成都经拉萨、当雄、那曲,跨越唐古拉山,经沱沱河,宿五道梁兵站,到达格尔木做短暂的休整,再拍青海湖,后沿着陕西天水,穿四川剑阁,一路上大家拍得挺开心。

回成都后,急迫着将拍完的反转胶卷送到冲洗店,数小时后当我看到冲洗好的胶片竟有近三分之一的片子跑光时,气得一屁股坐在店内的椅子上,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都是片盒惹的祸。

过后仔细一想,不该怪手中的哈苏片盒,只能怪自己粗心。对哈苏这类顶级的专业器材,“专业”两字并不代表它绝对可靠,除非你也用专业的精神去对待它,思想没到专业这个份上你就别玩它。

没装胶卷的拍摄

文/杜英男#

当《中国摄影》编辑部约我写点关于自己这些年来拍照中记忆最深的一次失误时,我条件反射般地第一反应就是1997年3月在英国伦敦的那一次。

记得那天下午,我刚刚收工,从牛津街前往特拉法加广场去等巴士。远远的就见到广场上人山人海,不记其数的警察们包围在那里。我面前还有很多的人在示威,场面甚是火爆。原来是伦敦和利物浦的失业工人、环保组织、社会无业人员酝酿已久的一次大示威——“社会主义大游行”。当天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大媒体都赶到了现场进行报道。我赶紧截了一辆出租车匆匆回家取了相机,又匆匆赶回了广场。这时的示威已经升级为骚乱,广场中心有几炷浓烟,听说是示威者烧毁了警车,而警察和宪兵们则是手持盾牌、警棍、牵着大狼狗和示威者交火。示威者投出的石块、饮料瓶等“飞弹”不时的击中警察的头盔和盾牌,发出“嘭”“嘭”的声响。我来不及犹豫,赶紧掏出我的佳能新F-1相机,一阵狂拍。虽然,这阵势是第一次见到过,未免有些紧张,可内心还是兴奋得不得了。我一边拍一边还要照顾头上肆虐的“飞弹”,真有种战地记者的感觉。一阵狂喜狂拍后,偶然看了一下相机上的记数窗,已计数到了36张。又拍了一些,怎么还有胶卷?我用的是自己手工缠到暗盒里面的柯达400°的黑白盘片。所以,准确的长度是多少,自己心里也没谱,一般拍到40张左右就该结束了,可这次……我心里没底了。想到这里赶紧跑到附近的地铁站中,寻了个黑暗的角落,脱下两件衣服,裹住相机,小心翼翼的将后盖打开,伸手一摸,一身冷汗,原来机内根本就没装胶卷。当时真恨不得顿足捶胸。平时我在相机中常会装有个胶卷,以备突发事件的发生,这次怎么就疏忽了呢?可恨的是由于拍摄时的紧张和兴奋,自己根本没有注意倒片轴的工作情况。

虽然地面上的战斗还没有结束,赶紧冲出去又拍了两个胶卷,可前面的损失却是永远都挽回不了了。

壶口遇险

摄影并文/李明凯#
http://www.chyangwa.com/upload/photo-2/6878362797.jpg
提起在摄影中的失误, 我想每个摄影师都有过,不管是专业还是业余的,它有时对人是不大不小的打击。有时却在检验你的承受力。我向大家讲述的这次失误,是我的亲身经历,对我来说远非一般打击而是重创。

那是在1997年初,我和北京大画幅影会的几个朋友经过长途驾驶,翻越了几座大山后,终于来到了黄河岸边,来到了位于晋陕交界的壶口瀑布,感受她的汹涌与澎湃。那震耳欲聋的水声让人‘懂得什么是自然之力,透彻心灵的震撼。面对这样壮观的场面,我有些手足无措,不过很快我便背起相机和脚架,开始寻找拍摄的角度。我只想用广角镜头去贴近,去表现每一个细节,完全不顾泥水飞溅和岩石表面的湿滑。我来到河岸的中下层,河水近在咫尺,我在突起的岩石上架起了相机。当时用的是法国捷信3系列的脚架,德国林哈夫 Technika 4×5 百周年纪念相机,德国施耐德Super-Angulon75/5.6广角镜头连原厂快门线(这是辗转从朋友处购得,我倍加珍爱)。测光后我蒙上遮光布、调焦、收缩光圈、测试了快门后插上后背拔出挡板,当快门的轻微响动过后,我知道已完成曝光了。当我取下后背转身放回摄影包时,一阵大风扑面而来,相机上的遮光布变成了飘扬的旗帜,裹着我那心爱的相机和三脚架一头栽到了河里,转瞬间便消失的无影无踪。我下意识的向前迈了一步,但已无济于事。我有些眩晕,仿佛灵魂已不在……



许多摄影师把自己心爱的相机视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当失去它时,心痛的程度可想而知,好在我还在,还能在这里和大家谈“感受”,其实安全对一个摄影者来说比绝片更重要。■

摘自:中国摄影20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