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修补中国人的蔫性zt

[piloteer]

一九四零年，当日本已大举兴兵，占踞了中国半壁江山之时，日本的汉学泰斗宫崎市定出版了他的中国史名作东洋的朴素主义国家与文明主义社会。该书检讨了从先秦以来的中国文明，称中华文明一经成熟便丧失了活力，开始衰朽。几千年的文明传统之所以能源远流长，全靠周围的"野蛮民族"及时给中华文化注入朴素主义的新鲜血液。所以中华文明的高峰，几乎全出现在外族征服之後。统一中国的秦，便曾出入戌狄之间，为中原各国所不齿。所谓大唐盛世，也是出现於外族征服北方之後。唐王室本身，在血统上大半出於夷狄。宋文明出现於唐末以来的种族大融合之後；明帝国的前面恰是蒙古人的一统天下。清代中国在满人的统治下，领土几乎扩张了一倍，文明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接下来的事，宫崎市定没有讲，但其弦外之音很清楚：中华文明靠一次次的"输血"而更生，进出二十世纪後，满人注入的"朴素主义"的血液已被文明化，中华民族又一次因过度文明而变得衰朽，不得不教求助於外族的征服，注入新鲜的"朴素主义"血液，来获得文明之再生。而这一输血的历史使命，不恰恰落在日本人头上头吗？

　　宫崎氏的这本书，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关於这一点，他本人在自我辩护中也供认不讳。然而，宫崎氏中国史的学养甚深，中国近代的学者中，能与之匹敌的也甚为罕见。况且认真读该书，其学理上讲得头头是道，受启发之处甚多。近来国际学术界的中国史研究，颇有打破中国中心观、强调"外族"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之趋势。这与宫崎氏半个多世纪前的许多见解，颇有暗合之处。所以，对宫崎氏的这本书，不是一番简单的政治批判就能解决问题的。笔者在这里，并不想重开一场史学论战。因为除了史学上的见解之外，宫崎氏提出了一个对古往今来的文明都很有意义的问题：一个文明社会，是否需要借助於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张力来维持其生命力？用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来说：水果要保鲜，就要维持其半生不熟的状态。熟透了的水果马上就会腐烂。

　　其实，早在古希腊时代，这一问题就已成了文明的核心问题。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便对此有一番精采的讨论。他认为，培养一个理想的公民，音乐和体育是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两极：音乐使人变得文雅，但仅仅是音乐，会使人变得文雅而柔弱；体育使人变得强劲，但仅仅是体育，又会使人变得强劲而野蛮。一个理想的公民，应该是文雅而不流於柔弱，强劲而不流於野蛮。因而在公民教育中，要维持音乐与体育的平衡。换句话说，在文明中，既要有儒雅之风，又要有刚勇之气。本世纪英国思想家罗素在讨论这一问题地也批出，文明的顶峰常常出现在一个文明将熟末熟之际，过於成熟的文明几乎无异於衰败的文明。

　　由这一思路往下推，我们可以说，一个伟大的文明，不但能不断创造文明，而且还能不断造就野蛮，以求在文明与野蛮的张力之中，维持文明的动力。以这一标准来检讨近代以来的中国，我们的所谓"中华文明"，是否也有一些"烂熟"的败象呢？且不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古谚，据说李鸿章访英时，英皇室的成员为他表演网球，事後问他观感，李客气地说："很好，很好，只是实在太辛苦，何不雇人来打？"国人如今都把这一故事当成闭关锁国的笑话来谈。其实这里的问题，并不是闭关镇国的问题，而是我们中国人的文明逻辑，理解不了人家文明中的野性。当年李鸿章理解不了，如今笑话李鸿章的国人，大半也理解不了。五四以来，言必称希腊，力求彻底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激进知识分子并不少，但对於中国传统中野性的丧失这一点有清醒意识的，却十分罕见。

　　纵观当今世界强大的文明，其中无不蕴含着一种维持和制造自身中的野性的力量。以美国为例，在这么一个富裕舒适的社会，人们还能吃苦吗？必要时，人们还能当一个勇敢的战士去为国捐躯吗？事实证明，每到关键时刻，美国人都勇猛善战，并不被文明所腐化。特别是其上流社会，最能说明问题。我们中国人，常常对肯尼迪家族的行为无法理解，总觉得人家的富家子弟吃饱了撑的，总干些找死的傻事。殊不知，肯尼迪家族丢不掉的那种冒险精神，正是这一文明家族的野性的一部分。当年二战，老肯尼迪的大儿子去飞行员，结果本来是培养去当总统的苗子二十几岁便战死。其实何止是肯尼迪，前总统布什，当今共和党的热门侯选人马侃，都是名门之後，可都敢於放弃最舒适上流社会生活去当飞行员，出生入死，这种精神，在中国的上流社会中是找不到的。这种区别，也并不仅仅是社会制度的不同所决定的。象肯尼迪、布什这种特权阶层，逃兵役并非不可能，躲开飞行员的危险工作，在军队中找个危险性低的事干更是易如反掌。问题是，他们愿用手中的特权，去承担贵族式的风险，保持一种勇武之气。再看一般的美国社会，拳击、橄榄球等"野蛮"运动大行其道，甚至音乐也是古典音乐与黑人街头那种歌颂暴力的音乐并行不悖，俗性、野性、蛮性。。。无奇不有。而这些，也都是文明之土壤。

　　日本又是如何呢？毫无疑问，日本如今已不是"神风队"和"剖腹自杀"式的武士道的日本。战後个外多世纪以来，日本放弃了除自卫以外对他国使用武力的主权，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保护。有些日本政治家甚至公开说："让美国人去当武士，日本人则去当商人，即使商人见了武士需要屈膝，也未尝不可。"结果，野性十足的日本人似乎被柔化了。日本的年轻人给人一种文弱书生的印象。甚至在奥运会上，日本人也不如昔日那么令人生畏了。

　　然而，真在日本居住一段，感觉却大不一样。一般的日本人，不象美国人那样受运动，但体育作为一种野性精神，却依然渗透於这个民族的每个毛孔之中。日本体育的一大奇观是马拉松比赛。美国有著名的波士顿马拉松，纽约马拉松，但一年各一次，而且绝无全国主要电视台现场实况转播。日本则不然，到了赛季，几乎每个周末全国七大主要电视台里都有马拉松赛的实况转播。马拉松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个人马拉松，但更多的是队与队之间的马拉松接力赛。一场标准的马拉松，冠军至少也要跑２小时１０分左右，而日本的转播，常常是转播到最後一名为止，这样，转播时间就是２个半小时以上。若遇上长距离的马拉松接力，电视可以连续转播五、六个小时。日本的电视和美国差不多，高度商业化。这种高度商业化的电视台肯花五、六个小时转播以马拉松，说明有相当一部分观众要坐在那里五、六小时看长跑比赛。忙得几乎要过劳死的日本人，居然会花这种时间看在别人眼里最单调无比的长跑，这不能不说这些观众有些特异之处了。而日本电视台转播到最後一名选手的精神，更是世界上绝无仅有。也只有在日本，我才领悟了马拉松最後一名的那种惨不忍睹之状。有一次比赛最後一名因严重脱水，几乎移不动双脚，人也从镜头上消失。电视镜头顺着长长的空旷街道往回追，终於找到了这位惨败者。此时他根本走不成一条直线，东倒西歪地一头撞到在身边徐行的指挥车的车轮上，几乎酿成惨祸。可是最终还是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把躯体移过终点，瘫倒在地。这种对人的长时间的磨难的运动，似乎特别容易牵动日本的心。如果日本人不把这样的运动当作自己生活的象征，从中寻求刺激，那么很难想象这样频繁的电视转播能够维持下去。

　　如今中国人在奥运会上的成绩也许比日本人好，但中国是有体育而无体育精神。中国的体育目标，一言以蔽之，是所谓"为国增光"，给中国人长点面子。体育并不能反映人们日常生活的精神，因而若无国际比赛，体育就丧失了意义。即使是有国际比赛，参与者也是十几亿人中挑出那么几个，从小与社会隔离，国家投资训练，然後去"为国争光"，颇仍当年李鸿章"花钱雇人来打"的意味。而在日本，不管有无国际比赛，人们能够真正浸透於体育之中，上面讲的马拉松，虽然是国际运动，但基本上是国内比赛。而马拉松接力，更是十足的日本式，在其他国家很少见。象大相扑、剑道之类非国际性体育其流行性与竞争性完全不让於国际性体育。在中国你能找出一个有人看的纯粹的中国式体育吗？

　　在日本这样一个典型的太平盛世，体育体现并且维持着民族的野性。看看日本战後的发展，不能不说日本人有一种马拉松接力式的耐力、决心、吃苦的干劲儿、克已的纪律性，以及集体主义的团队精神。中国的体育则体现着我们民族受挫败的自尊心和虚张声势的天性。记得当年中国人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刚拿金牌，国内报纸就齐呼："再也没人敢叫我们东亚病夫了！"到了汉城奥运会，中国队一获得金牌，国内的传媒还是同样的喝采声。到了巴塞罗那，一切还是如法炮制。其实前後联系起来一想，若是从洛杉矶奥运会时就没人敢叫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了，那么汉城奥运会时，我们自然没必要再欢呼"再也没人敢叫我们东亚病夫了。"这说明我们在洛衫矶时讲的"再也没有……”是假话。连续地这样为中国队虚张声势的喝彩，说明我们自己的心理毛病：我们缺乏基本的自信心，我们明明白白地感受到自己的病态和软弱。

　　十六世纪时，随着基督教的扩张，许多欧洲传教士来到东亚。从他们书信上看，日本和日本给他们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象：中国人沉於安逸，不知习武，性情柔弱，容易征服；日本人则骁勇善战，出生入死，并且已会熟练地使用洋枪，是天生的战士。同时期一位朝鲜使节访问正在崛起的满州的日记中，也留下了同样有趣的记载。这位使节在向满族首领们谈及已方的军事实力时，有意放风说许多日本的雇佣兵正在朝鲜服役。这些人善使洋枪，百发百中，而且身材矮小，躲於草丛中，难於被人发觉。在坐的满族首领听罢，无不动容。当年满族兴起於关外，自身统一後，又征服了蒙古，随即征服了中国。然而，在这一扩张过程中，为何对与自己关系最密切、又富有丰富农业资源的近邻朝鲜没有触动？这在历史上还是个谜。不过从这则朝鲜使节的日记上看，朝鲜、日本一侧的"野性"也许让满人对东进三思而後行，而对於文弱的中华帝国，他们是不怕的。

　　近代史，中国屡屡被日本欺负，这里除了国力、制度等硬性的原因外，也有中国国民性中野性不足的原因。甲午战争，双方军力本是旗鼓相当，但中国军队见了日军就望风而逃，不堪一击。三十年代在东三省，一万人上下的日本关东军竟兵不血刃地从四十万之众的东北军手上夺走了满洲。当时东北军的装备几乎是国内军队中最为精良的。而日军也只是在战争中後期，国民党的装备和精兵全拼完了之时，才创下一个战死的日本兵杀四十个中国兵的伤亡比率的记录。当时中国军队在东北明显有优势，但就是不敢动。後来将介石在上海兴兵，希望以德式准备、德式训练的王牌军的绝对优势，将准备不足的在沪日军杀个措手不及。不料日军漂亮的杭州湾登陆，导致中国军队的全线溃败，而溃败途中，中国军队竟因找不到钥匙而进不了碉堡，未经抵抗便经营多年的防御工事遗弃给了日军。蒋介石经营数年的德式中央军，装备上基本与日军相当，但倾刻间便化为乌有。也怪不得日本人从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我们装备相当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也不是人家的对手，缺的还是那么一口气。

　　笔者不想学毛泽东，动不动强调精神的力量。然而我们的文明传统中野性的缺失，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人大多注重孩子的教育，但在大部分中国人的头脑中，体育几乎是教育的反面，就象体力是智力的反面、“野”是“文”的反面一样。所以才有“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说。当年费孝通注意到美国人教育孩子时的"野性"成分，深有感触，特地写了一篇题为“孩子，蛮一点儿！”的文章，然而这一问题，迄今难以引起国人的重视。日本如今是个高度发达、舒适的太平盛世，然而日本社会仍保有一种野性精神，使其国民有一种能面临艰难困苦之勇气和决心。中国人的日子虽然穷困艰辛，社会中的野性却早已无影无踪。如果国人对此不加反省，等那些“中国的小皇帝”们长大并传宗接代，中华文明，将会面临一种什么命运呢？

[船长]

甲午战争，双方军力本是旗鼓相当，但中国军队见了日军就望风而逃，不堪一击。三十年代在东三省，一万人上下的日本关东军竟兵不血刃地从四十万之众的东北军手上夺走了满洲。

大致同意本文观点，但以上这两句话说得太绝对了点，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北洋水师的实力已不如日本海军了，缺乏弹药缺乏训练和部分军官贪生怕死是导致战争失利的主要原因。而东北军退入关内完全是因为不抵抗政策的原因，而不是打不过关东军。
纵观历史，西方每个强大的民族必然都对征服者有着无上的崇拜，视其为民族的骄傲，把对外征服看着是极其荣耀的事业，有着建立大帝国的野心。而中国对外族政策始终是防御性，只有当外族入侵时才迫不得已进行反击，而对内则打得你死我活的，手段极其残酷！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从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并一直延续到近代。所以那些叫嚣中国威胁论的外国政客们要么是没有深入了解中国历史，要么就是别有居心！后者成分居多！
中国多的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少的是崇尚武力征服的国人，能文能武者太少太少了！！！
封狼居胥梦犹在！！！

[piloteer]

华鸣

　　近代中日两国都是在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攻击或威胁下，被迫对外开放门户的。两国
有远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近代海军对于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性。从19世纪60年代起，两国相继开始组建新式海军，并且互一对方为假想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达到高潮，却以中国失败、日本取胜而终结。中日甲午战争对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甲午战争是一场陆海战场交替进行的近代化战争，尤其是以拥有独立的海上战场而为其显著特征。回顾这场战争，特别是其中至关重要的海上作战行动，我们不难发现甲午海战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具有的历史地位。这场战争，也为世界近代海军及其装备的发展，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战经验。

　　深刻反思检讨甲午海战在历史与军事发展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更是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甲午战争前的中日海军竞赛及其影响

　　1840的鸦片战争和1853年的“黑船来航”事件，在中日两国近代史上，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此开始，两国都面临被西方列强吞并的民族危机。以30余艘舰船和不足一万人组成的英国远征军，远涉重洋，闯入中国的宁静海湾，使拥有近百万常备军的满清军队一触即溃。清廷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动用了一切可以动员的武器装备，但在历时两年的战争和绵延数千公里的战线上，却没有打过一场胜仗，没能守住一处重要阵地，最后只能被迫接受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同样，胚里海军准将率领美国舰队驶入日本江户浦贺港时，不过是4艘军舰，却使德川幕府政权十分惊恐，被迫同意对外开放。

　　鸦片战争使清廷受到强烈的震撼，并促成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争开双眼去观察世界，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呐喊。魏源、林则徐等有识之士认为，“夷之长技，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们建议并规划出创立中国近代海军海防的初步方案，以期形成“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的有利战略格局。他们还大胆倡议开发工商业以富国力，强调人才培养的战略意义，为中国近代海军海防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揭开了序幕。

　　1862至1863年的“李泰国——阿思本舰队事件”，迫使中国人积极探索自主兴办海军海防的道路。1864年6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指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同时，李鸿章也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若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次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一家著名的兵工企业——江南制造局，建造了中国的第一艘轮船。1866年，清廷批准设立福州船政局，船政局的创办人是左宗棠。从1869年初夏到甲午战争前，福州船政局共建造舰船34艘；福州船政学堂则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采用西法培养海军军官的学校，为中国海军海防事业培养了第一批专业干部，奠定了人才基础。

　　日本明治政府从建立之初，也对海军建设给予极大的关注。1868年10月，登基之初的明治天皇就看出了发展海军的重要战略意义，他发布谕令称：“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应该从速奠定基础”。1870年，日本兵部省在向太政官呈交的《创建海军建议书》中提出：“皇国是一个被分割成数岛的独立于海中的岛国，如不认真发展海军，将无法巩固国防。当今各国竟相发展海军，我国则十分落后。因此，他国对我国殊为轻视，出言不逊，甚至干出不法之事。若我国拥有数百艘军舰，常备精兵数万，那么他国便会对我国敬畏起来，哪里还敢有今日之所为？”这份建议书认为，在今后七年里，日本应将岁入的五分之一用作军备。日本明治政府奉对外侵略扩张为最高国策，制订了以武力政府亚洲的所谓“大陆政策”，将朝鲜和中国列为其侵略扩张的首选目标。为此，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大举扩充以海军为核心的综合军备，接收幕府军舰，引进西方造船技术并改造原属幕府的横须贺造船厂，派遣海军造船留学生，聘用外国海军教官，兴办海军院校，组建新式舰队。明治天皇甚至还亲自发起从每月的薪俸里捐款建造军舰的运动。

　　1874年，日本舰队以琉球船民事件为由，入侵台湾；沈葆桢带舰入台交涉退兵，形成中日双方的第一次正面冲突。日军侵台，使清政府朝野震动不已。大学士文祥说：“夫日本乃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借端发难······。是此次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若再因循泄踏，而不亟求整顿，一旦事变，更形棘手”。严酷的海防形势，使清廷感觉出潜在的危险和威胁，正所谓“现在日本之寻衅生番，其患之已见者也。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

　　同年11月5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强调了海防问题之必要性和急迫性，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加强海防、抵御外侮的措施，并要求清廷饬令有关部门加以讨论。清廷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在当天就发布上谕，令沿海沿江各省督抚们在一个月内将各自的讨论意见上奏朝廷。以后，又将讨论的范围扩大到亲郡王、大学士、六部九卿。海防问题俨然登堂入殿，被清廷列入其头等议事日程。在这场著名的“海防大讨论”中，各地督抚及京官，由于思想认识及派别利益上的差异而观点不尽相同，但毕竟通过了“先就北洋创设一支海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布”的海军海防发展战略思路，并派李鸿章和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从而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步伐。

　　同样，日本因侵台未能得手，痛感海军软弱，遂向英国订购了“扶桑”、“金刚”、“比睿”三艘军舰。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日两国皆派军舰前往干预。日本因海军实力不如吴长庆所率领的北洋军舰，故双方没有发生直接的交锋。但日本正式将头号假想敌由俄国改为中国。日本海军卿川村纯义认为“东洋形势已非昔比”，经向天皇奏报，日本政府决定从1883年起，将酿造业、烟酒业的税收2400万日元作为海陆军经费，连续八年建造军舰。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事变”，北洋海军再次赴朝进行干预，更加深了日本的反华情绪，许多朝鲜人物主张对华宣战，只是因为军方认为对华作战的准备尚未完成，宣战计划未被采纳。

　　1884年中法战争，福州船政局所属全部军舰惨遭全歼，南洋海军也损失了二舰。战后，清政府再次研究海军建设问题，发起了第二次“海防大讨论”，认定：“如果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处处牵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决定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统领全国的海军建设事务，使得海军成为正式的军种。随着向德、英等国订购的“定远”、“镇远”、“致远”等先进军舰陆续到华并被编入现役，海军衙门于1888年秋上奏并获准颁行《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北洋海军以2艘铁甲舰、8艘巡洋舰为主力，总吨位超过4万吨。加上南洋、广东、福建等地区的舰艇，中国一度跃具世界海军大国的行列，近代中国的海军海防建设进入了鼎盛时期。

　　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国海军在装备实力上较日本海军略占优势，这对遏止日本的扩张野心，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直接刺激了日本发展海军的狂热情绪，清廷虽以日本为假想敌，用李鸿章的话说，“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但目的在于防御。清政府从未制订过征服日本的战略方案。日本则不同，从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制定的《征讨清国策》，到1893年枢密院院长山县有朋提出的《军备意见书》，完全是将清廷作为日本的侵略目标来做考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竞赛，到90年代发生了转折。由于北洋海军成军，以渤海湾为重点的防御体系已初步形成，加之为慈禧太后归政而兴修颐和园和三海园囿，光绪皇帝大婚典礼，黄河河工等巨额开支，清政府的财政变得极为拮据。1891年户部奏准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将所省银两解部充饷。这一决策，使得中国海军的发展停顿下来。

　　也正是在此期间，日本海军完成了海军扩展计划，其中包括专为对付北洋海军“定远”、“镇远”二铁甲舰而购造的“岩岛”、“松岛”、“桥立”三艘海防舰，向英国订造了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等，中日海军的差距日渐缩小，中国在前些年争取到的海军发展优势被扯平了。这是日本在1894年借东学党起义出兵朝鲜、并直接向中国军队挑起冲突的最重要原因。可以说，日本为实施其“大陆政策”而进兵朝鲜、中国(包括后来发动日俄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但选择东学党事件为导火线，则带有偶然性。关键在于中日两国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双方海军力量的消长。

　　1894年5月，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后，忧心忡忡地向朝廷提出：“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新月异。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犹胜。即日本撮尔小邦，亦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指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清廷刚刚接到李鸿章的奏报，甲午战争的烽火就已经燃烧起来。战争的结局，是清政府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和由此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地赔款，领土主权遭到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它还引发了若干年后的八国联军的接踵而至，以不平等的《辛丑条约》，使已经元气大伤的中华民族彻底沦入半殖民地的黑暗深渊。

　　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海军战略问题

　　要充分评估甲午海战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必须考察甲午战争中的海军战略问题，分析并把握海军及其海上作战在这场战争中所具有的特殊战略意义。

　　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经过长期战略准备并精心策动的一场侵略战争。日本政府在大力扩充军备的同时，积极着手组织了对中国的战略侦察。中法战争期间，日本间谍乘乱游历了中国沿海各省，提出了《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的报告书，对中国的“山川险要，土俗人情，无不详载”。1893年，负责日军情报工作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陆军中将还亲自化名进入朝鲜和中国境内，实地考察了预定战区的情况。与此同时，日本还组织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中国的总兵力和作战能力，甚至每个省能提供多少参战兵力等，都做了专题的报告；日军对朝鲜、中国东北及渤海湾等预定战区都绘制出极其详尽的军用地图，图上甚至标示出了每一座山丘、每一条道路、每一口可以饮用的水井等细微目标。

　　1894年6月5日，日本政府组建对华战争的最高统帅部——日军大本营；6月17日，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发动对华战争，并确定了日本海陆军作战的基本方针。其作战目的是：将陆军主力从海上输送入渤海湾择地登陆，在直隶(今河北)平原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然后进攻北京，迅速迫成城下之盟。日本大本营认为，“中国有优势的海军”，因此，陆军主力在直隶平原“决战的结局首先要取决于海战的胜败”，即取决于日本海军能否首先在海上战场歼灭中国海军主力，掌握渤海与黄海的制海权，从而保证安全输送其陆军主力在渤海湾内登陆。鉴于上述考虑，日本大本营在作战计划中设置出作战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日本出动陆军入侵朝鲜，牵制中国军队；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出海，寻机歼灭北洋海军，夺取黄海与渤海的制海权。第二阶段，则根据海上战场的作战所可能产生的不同结局，分别编设出三种具体作战方案：

　　(一)如果日本海军在海战中获胜并掌握了预定海区的制海权，则立即输送其陆军主力兵团进入渤海湾登陆，在直隶平原与中国军队实施决战；

　　(二)如果海战平分秋色，日本海军不能掌握制海权，则以陆军主力兵团达成对朝鲜的占领；

　　(三)如果日本海军在海上战场失败，制海权落入中国海军之手，日军则全部撤回本土设防，准备全力抵御中国军队对日本的进攻行动。

　　日军大本营关于作战的上述考虑与方案，是十分周密、明确而坚决的。它对中国海军没有作出任何轻视的判断和决策，这完全符合兵家制胜之道。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日军大本营为这场战争制定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海军制胜的战略，因为整个战争的发展过程及其可能导致的最终胜负结局，无不依赖于中日两国海军兵力在海上战场的决战即制海权的得失。完全可以说，在这场战争的海上战场角逐中，中日两国海军对黄海与渤海制海权的争夺，具有关系战争全局的重要战略意义。因此，战火尚未点燃，日本方面已居于一种有利而主动的战略态势之中了。

　　而令人遗憾的是，作为战争另一方的中国，尽管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些军政重臣对于日本图谋侵略中国的野心早有洞察，并做过一定的应对努力，但从1888年北洋海军组建成军后，海军发展就一直处在停滞不前甚至萎缩的状态之中，直到这场迫在眉睫的战争爆发时，清政府也没有做好应付战争的准备。清廷在1894年8月1日发布的对日本宣战的诏书中说：“(日本)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正好道出其仓促应战的窘态。

　　在战略上，清廷最高当局缺乏对战争的全盘策划和部署，对于战争的可能情况未做分析和判断，更没有制订出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作战方案。战争初起，主战者认为日本不过是海中小国，不难一战平之；主和者强调中国海军装备不如日本，若不依赖国际调停，难以取胜。双方所做的都是政治判断，考虑的是天朝大国的虚荣和派系集团的私利，对于海上战场和陆上战场的战略方向、战略战役的协同配合等，则是心中无数。没有将海上战场的制海权的争夺得失，置于高度重视之中。甚至对于使用其它地区的海军兵力与北洋海军联合作战这样一个十分重要而举措应属自如的问题，也根本未做过认真的考虑。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陷入被动的战局，无疑是必然的。

　　海上战场的作战行动，与甲午战争的过程及结局之间的直接而重大的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7月25日中日两国海军初次交锋的丰岛海战，拉开了甲午战争的大幕。此战为日本蓄意挑起，然就中方而言，即属于遭遇战。但战端既起，中国方面仍未从海军战略上考虑应对，则为大谬。7月27日，丁汝昌率北洋舰队主力出海寻找日本舰队，李鸿章给丁的训令是“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以后，在朝廷的压力下，北洋海军有多次出海，都是为了敷衍了事。表面上奔波于威海卫、旅顺口、大同江一线，实际上不敢越出北纬37度线以南，更不敢前往日本舰队锚地隔音群岛；名义上是搜索日本舰队，实际上却是回避主力决战。到了中日海军主力间具有战役规模的黄海大海战后，北洋海军更是放弃争夺制海权，坐视日军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登陆，完成对旅顺口、威海卫两大海军基地的合围，在客观上使局势完全倒向了日本一方，最后导致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和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败。甲午战争充分表明了一个结论：海军战略及其海上作战是决定这场战争结局的主导与核心因素。

　　中日两国在战争战略上的明显差异，是同两国军事和国防战略直接相关联的。不可否认，在不断遭受海上外敌入侵的近代中国，海军海防是政府着力经营的重要事业。作为中国海军集大成者北洋海军的缔造者，李鸿章力主创办近代化的海军海防事业，源于他对时局的基本评估。在1874年的海防大讨论中，李鸿章指出：“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李鸿章虽然明确地道出了中国当时所处的前所未有的列强环伺的险恶局势，但他对于国防战略的基本主张却是陆主海从。他说：“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惟各国皆系岛国，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船进口时，尚可拒守”。1897年，李鸿章在《筹议购船选将折》中说：“况南北洋滨海数千里，口岸丛杂，势不能处处设防，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李鸿章是清廷中实际主掌海军海防建设大权的重臣，纵观他二十年的海军海防思想及实践，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的国防战略指导原则下，他的海军海防思想基本点是：

　　(一)陆主海从的海口防御和近海防御；

　　(二)不穷兵海外的“建威销萌”；

　　(三)强调海口要塞的岸台陆防御敌。

　　显然，中国海军战略思想中所亟缺的，正是以舰队决战的方式争夺制海权的理论指导。

　　这种消极防御的海军战略，曾经导致中法战争中福州船政局所属军舰坐困于马江，结果却是被法国舰队全歼的惨痛悲剧，也决定了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必然失败的结局。

　　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显然带有闭关自守年代以中央帝国自居、满足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生存空间、不愿积极向外拓殖发展的大陆民族温顺平和的心态，也反映出在重大的时代变化面前，中国政治家的落伍与无可奈何。殊不知，19世纪已经是海洋的时代，海军战略也已被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就在甲午战争前几年，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连续发表了《制海权对1660——1783年历史的影响》和《制海权对法国革命的影响》两部著作，以理性思维总结了海权理论，从而震动了整个世界。马汉的海权理论，是将控制海洋提高到国家兴衰的高度。后来他进一步在《海军战略》一书中发挥说：“无论平时还是战时，对海权的运用便是海军战略”；“海权包括凭借海洋或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马汉的海权理论告诉我们，海权是一个战略范畴，是国家海洋战略与海军战略的核心与基础。海权的实质就是，国家通过运用优势的海上力量与正确的斗争艺术，实现在全局上对海洋上的控制权力。1890年，小罗斯福读了马汉最早的海权著作之后，立即激动地写信给马汉说：“如果我不把它当作一部经典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1901年，小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于是，马汉的海权理论被带进了白宫。原本长期奉行大陆战略的美国人，就此开始建立一支在马汉海权理论指导下的强大海军，从而也就开始了美国人称雄世界的新纪元。美国全美图书馆协会主席罗伯特·唐斯教授在其所著的《影响世界历史的十六本著作》一书中，将马汉的《海军战略》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一同并列，认为它对人类近代历史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不论19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的执政者们对海权的重大战略价值是否有共同的认知，但他们在海军战略上的实践，最终已经充分证实和检验出海权的重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海权这把无情的时代利剑，决定了近代中日两国不同的命运；而依凭海军制胜的甲午战争，也正是历史对中日两国的评判。甲午海战的重要历史意义，正在于此。历史的教训，实在是发人深省！

　　甲午海战的战场实践对世界海军发展的重要借鉴意义

　　一百年前的甲午海战，不仅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巨大影响，而且为世界近代海军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实战经验。

　　自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后，伴随着浩大的海外殖民浪潮，海权对于国家民族兴衰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海军成为实现并维持国家海权及国际地位所必不可缺的首要力量。海军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这种无以替代的重要地位，直接促成了海军装备的急速发展和不断革命。在海上争胜的历史年代里，一次又一次的海上实战成为海军发展的一个又一个台阶。

　　就在满清统治者对鸦片战争中英国远征军风帆战舰大为惊叹的时候，西方海军列强已在军舰动力蒸汽化领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并在舰炮的改进方面有所成就。1853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作为风帆舰队最后一次大规模决战，宣告了风帆战舰时代的终结，从而成为近代海军装备发展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这次战争，首次将蒸汽战舰和装甲浮动炮台投入了实战，正式确立了蒸汽动力舰在海军中的统治地位；由于爆破弹对木质战舰的毁灭性攻击，导致了军舰朝着装甲化方向发展。1862年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切萨皮克湾海战，则首次将装甲舰投入海战，甚至出现了双方对舰攻击的炮弹都不能击穿对方军舰装甲的情况，从而推动了炮弹与装甲之间的“竞赛”。英国海军于1860年造出第一艘装甲舰，并迅速加以推广。1864年6月25日的英国《陆海军报》披露，当时英国海军编入现役作战序列的军舰中，有半数军舰已经实现了装甲化。在19世纪60年代，西方海军强国争相完成了帆力舰队向蒸汽动力舰队的发展过渡，并积极致力于舰炮攻击力和装甲防护力这对矛与盾的探索，使近代海军装备步入长足发展的新阶段。到19世纪70年代，各海军强国的新式军舰已达到较高的水平。蒸汽不仅被用作舰艇的驱动力，还被用来操纵舵系统、锚泊系统、装填弹药、抽水及升降舰载小艇等。大型铁甲舰的排水量已达到8000至9000吨，其推进功率也达到了6000至8000匹马力。舰炮也有了较大的改进，后装线膛炮取代了滑膛炮，射程远且命中精度高；装甲防护的旋转炮塔取代了舷装炮传统单一的统治地位，不仅使炮位得到良好的防护，而且用增大口径来加强火炮的威力，并使火炮形成了一定的设计扇面，使舰炮的攻击力得到成倍的提升。

　　随着蒸汽动力舰队的不断改进和日趋成熟，海军作战的战术思想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帆舰时代，舰载火炮全部都配置在两舷的若干层甲板上，在海战中，交战双方的舰队分别排列成单纵队，双方平行行驶，用两舷的舷炮对射来决定胜负，从而形成了稳定的战列线战术，并由此产生了一个著名的舰种——战列舰。这种战术，被英国皇家海军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在海战中凡有违背此项战术而擅自行动者，将被送交军事法庭惩治。19世纪初，英国海军统帅纳尔逊海军上将开始探索新的海战战术，他在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战中，用两个纵队横向拦截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以机动分割行动，打破了单纵队战列线战术的教条，创造了著名的海战战例。1886年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的利萨海战，奥军再次打破战列线战术的常规，以三列楔形队迎战意军的单纵队，以灵活多变的机动战术大获全胜，这是铁甲舰队间的第一次大规模交战，由于新式舰队不仅在排水量、防护能力、航速和操纵性能等方面，都比风帆舰队有了质的提高，而且旋转炮塔为舰队提供了灵活的火炮攻击力，使其在实施对舰攻击时，不比像帆舰舷炮战那样，受制于舰位及其在海战机动中造成的舰位变化，单舰的攻击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使作战舰艇编队完全整齐化一的行动变得不再重要。不过，战列线战术所采用的单纵队队形，却依然是机动战术所采用的最常见和最为简便实用、有效的作战队形。

　　1894年9月17日的中日甲午战争的黄海大海战，则为各国海军提供了蒸汽舰队采用机动战术达到成功战例。此次参战的中日两支海军舰队，实力相差不大，中方在舰艇吨位、装甲防护力、舰炮口径上略占优势；日方则在舰炮射速和军舰航速上占了上风。北洋舰队在此战中，想打破一般的单纵队侧舷交战的常例，但在行进中变阵失败，走出了一个散漫的单横队，中间突出，两翼后掠，阵线涣散，弱舰缺乏保护，且又规定各舰始终要以舰艏对敌，随旗舰运动，战场机动的原则被限制得十分死板。而日本舰队则根据其编队内舰只航速差异很大的特点，按航速分编出第一游击队和本队两支战术分队，对北洋舰队实施简捷有效灵活的穿插和分割包抄，显示了活用单纵队机动战术的效果，从而形成了蒸汽舰队机动战术的基本要领：全舰队的舰只酌情分编为若干支各由一定数量舰艇组成达到战术编队即战术群，对敌方舰队实施穿插分割，分而围歼之。

　　甲午黄海海战后，“通过划分兵力把战术上的机动性和获得胜利的可能性结合起来的战术得到各国海军军官热心的研究”。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对马海战，日本联合舰队进一步申扬这种战术，再次成功运用两个战术群，对俄国舰队实施穿插和分割包抄，获得歼灭俄舰20万吨的总战果。实践证明，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有效战术，对于获取海战的胜利，是十分重要的。

　　以往在论述黄海海战对后来海军发展的影响时，一些学者注意了速射炮的作用。其实，这场海战同时也显示了大口径主炮的重要性。日本为对付北洋舰队“定远”和“镇远”二舰，特地在“松岛”、“岩岛”、“桥立”三舰上配备了320毫米口径的主炮，但由于设计不成熟，每发射一发炮弹需要5分钟，在实战中的效果不佳。反之，“定远”和“镇远”二舰的12英寸(305毫米)口径主炮，却显示了很强的杀伤力，只是因为配备的炮弹太少，只能发射练习用的实心弹，才没有获得应有的战绩。在此之后，直到1910年前，各国海军，还是在军舰上更多地选装12英寸主炮。黄海海战还表明了装甲的重要作用。在海战中，日舰的密集炮火击沉了北洋舰队的4艘巡洋舰，“定远”和“镇远”舰的水线装甲及炮塔护甲上，也被击出蜂窝般的弹痕，但深度却没有超过4英寸以上者。铁甲舰的这种生存能力，刺激了一场大舰与巨炮的竞赛，从而形成了“大舰巨炮主义”主宰辽阔海洋世界的新时代。由于“定远”和“镇远”二舰装甲较厚，舰龄较老，航速较慢，而以日本“吉野”号快速巡洋舰为代表的高速军舰就显示出在海战中优越的机动性能。战后，各海军强国一方面努力提高铁甲舰的航速，另一方面也在军舰建造中划分出战列舰、快速装甲巡洋舰和小型巡洋舰三个类别，以协调和充实舰队的整体作战能力。由此可见，甲午海战的战场实践，为世界海军及其装备的发展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经验教训，进一步促成19世纪末各国海军作战舰艇的等级划分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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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问题啊

[船长]

ZT自中日甲午战争　

　　1894～1895年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干支为甲午，史称甲午战争。

　　战争起因及双方军事准备　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蓄谋已久。早在1868年(清同治七年)，日本明治天皇登基伊始，便极力鼓吹军国主义，以实行对外扩张为基本国策，并将侵略矛头首先指向其近邻朝鲜和中国。明治政府抓紧改革军制，推行近代军事教育和训练,积极扩军备战。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陆军建成6个野战师和1个近卫师,现役兵力12.3万人。甲午战争中,日本实际动员兵力达240616人,其中174017人在国外参战。战前日本海军拥有军舰32艘、鱼雷艇24艘，排水量共达6.2万余吨。还派遣大批特务，到中国和朝鲜搜集军事情报，绘制详细的军用地图。

　　清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有所察觉，北洋大臣李鸿章曾指出日本将为"中土之患"。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事件后,尤其是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加强海防建设,以京师门户北洋为设防重点，主要防御对象为日本。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编练成军，有舰艇25艘，官兵4000人。到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的大沽、威海卫(今山东威海)和旅顺(今属辽宁大连)三大基地建成。然清朝政治腐败，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80余万人，但体制不顺,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于6月3日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清军首批部队于6月8日抵朝。早在6月2日，日本内阁就作出入侵朝鲜，进而直接与清军开战的决定。日方先以欺骗手段诱使清军入朝，继则以清军入朝为借口，大批调遣日军赴朝，迅速抢占从仁川至汉城一带各战略要地。同时设立战时大本营，作为指挥侵略战争的最高机构。7月19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据其外相陆奥宗光训令，强逼朝鲜政府废除中朝通商条约，并驱逐清军出境。23日，日军悍然攻占朝鲜王宫，成立以大院君李昰应为首的傀儡政府。25日,大鸟令大院君宣布废除中朝两国间的一切商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屯驻牙山的清军。当天,日本联合舰队发动丰岛海战,在丰岛附近海域对中国运兵船及护航舰只发动突然袭击。日本陆军第5师之混成第9旅也于29日向由牙山移驻成欢的清军叶志超部发动进攻,清军败退平壤。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同一天，明治天皇也发布宣战诏书。

　　双方战略方针日本战时大本营在挑起这场战争之前，制定了海陆军统筹兼顾的"作战大方针"。其战略目标是在中国直隶(约今河北)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打败清军，压迫清政府屈服。认为能否达此目标,关键在于海军作战之胜负。为此,提出了两期作战计划：首先派陆军一部进入朝鲜，以牵制清军；海军则寻机与中国海军主力决战,迅速夺取黄海制海权。尔后作战则视海军胜败情况而定：如海军取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便由渤海湾登陆，实施直隶平原决战；如海上决战胜负未分,则以舰队控制朝鲜海峡,协助陆军主力占领整个朝鲜；如舰队决战失败，制海权归于中国，则以陆军主力实行本土防御，海军守卫本土沿海。并以争取实现第一案为基本战略方针。

　　清军方面,战前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

　　由于统治集团主战、主和意见分歧，相互掣肘，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更无统筹全局的战略指导。始寄希望于俄、英等国的"调停"，继则在海陆战端已启的情况下仓促宣战，并命令北洋大臣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沿江、沿海"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六)实际上是实行海守陆攻的作战方针。据此，清廷决定增调陆军赴朝，先在平壤集中，然后南下驱逐在朝日军；以海军各舰队分守各自防区海口，北洋舰队集结于黄海北部，扼守渤海海峡，确保京畿门户安全，并策应在朝清军。

　　战争进程　整个战争持续近9个月，依据战场转换及双方作战态势的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清军陆军自平壤败退鸭绿江，日海军夺得黄海制海权　8月上旬,总兵卫汝贵、马玉崑、左宝贵和副都统丰升阿等四部援朝清军万余人先后抵达平壤。其时占据汉城之日军为混成第9旅，共8000余人。

　　8月中旬,日本大本营根据海军主力决战时间难以预料，并以年内已无法实行直隶平原决战，乃修改其"作战大方针"第一期作战计划，除已派第5师余部赴朝外，又增遣第3师参战，两师合编为第1集团军。将陆军在朝鲜的牵制作战改为攻势作战,由第1集团军执行平壤之战,相机进攻奉天(今沈阳)的任务。同时,决定组建第2集团军，待机攻占辽东半岛，为尔后直隶平原决战建立前进基地。

　　9月初，日军第5师和第3师一部由汉城等地出发,分四路向平壤推进，对平壤清军取包围之势。新近由成欢败退的提督叶志超奉命总统平壤各部清军，因其战守无策,各部心志不齐。9月15日，日军分三路总攻平壤，战斗至为激烈。午后，玄武门失守。入夜后，叶志超等弃城而逃，至26日全部退至鸭绿江以北中国境内。

　　在陆军争夺朝鲜半岛的同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亦前出至黄海西部,甚至闯到威海卫和旅顺军港挑战,企图寻机与北洋舰队进行主力决战。北洋舰队在丰岛海战后拘于"保船制敌"之令，主要巡弋于威海、旅顺之间，将黄海制海权让给日本海军。9月上旬，清廷鉴于平壤将有大战，拟由海路迅速运兵赴援，北洋舰队奉命护航。9月17日，北洋舰队在完成护航任务后正准备由大东沟口外返航，突与搜索前进的日联合舰队遭遇，随即爆发了著名的黄海海战。战斗历时5个多小时，北洋舰队沉毁5舰，伤4舰，日本联合舰队伤5舰。

　　日军在第一阶段作战中，适时调整作战计划，海陆同时出击。平壤之战不但击败在朝清军，且一举将战线推进至鸭绿江边，直接威胁中国本土。清军由于平壤迅速败退,不仅使"海守陆攻"的总计划归于失败,且来不及在鸭绿江一线组织坚固防线，以致在第二阶段作战中仍然陷于被动。在海战方面，北洋舰队实力被严重削弱，日本联合舰队达到了控制黄海制海权的目的，使尔后的战局能朝着其二期作战计划的第一案方向发展。

　　第二阶段，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并在花园口登陆　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后，日本为实施"作战大方针"中直隶平原决战的计划，决定以陆军第2集团军向中国辽东半岛进行登陆作战,突破渤海湾门户。陆军第1集团军则向鸭绿江清军防线发起攻击,造成对清朝祖宗陵寝之地奉天的巨大压力，掩护第2集团军的登陆作战。清廷则采纳李鸿章之议，实行"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七十八)的平分兵力方针。在实际兵力部署方面，由于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失误，以及过分眷顾祖宗陵寝，集重兵于鸭绿江一线和奉天、辽阳之间。同时，为保卫北京，又令各省抽调兵力，驻守山海关至秦皇岛之间,以及天津、大沽、通州(今北京通县)等地。致使地处渤海门户正面的辽东半岛兵力不足，又多系临时填防部队，加之黄海制海权已被日军所得，失去海军掩护，防御极其空虚。

　　鸭绿江江防之战开始于10月24日。驻守鸭绿江北岸的清军共82营约3万人，四川提督宋庆为诸军总统。防线分中、东、西三段,以九连城一带为主防御阵地。兵力成一线部署，各部之间缺乏协同，纵深内又无强大预备队。日军第1集团军先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突破成功，继于虎山附近的鸭绿江上搭浮桥抢渡并攻占虎山。其他各部清军闻虎山失陷，不战而逃。26日，日军未遇抵抗即占领九连城和安东(今丹东)。清军鸭绿江防线崩溃。

　　在日军第1集团军进攻鸭绿江清军防线的同一天,大山岩上将指挥日军第2集团军2.5万人在日舰的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的花园口登陆。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十余天，清军竟坐视不问。11月6日，日军攻占金州(今属大连)。7日，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发现清军早已溃散，唾手而得大连湾。17日，日军开始向旅顺口进逼。驻守旅顺口地区清军7名统领互不统属,1.4万余名官兵军心涣散。18日，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只有总兵徐邦道指挥拱卫军奋勇抗击。22日，日军陷旅顺口，并血洗全城。

　　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清军节节败退，不可收拾。

　　清廷内部的主和主张渐占上风。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了重要的前方基地。从此，渤海湾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于威海卫港内，战局更加急转直下。

　　第三阶段，清军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全面溃败　日军攻占旅顺后,大本营鉴于渤海湾冬季封冻,登陆困难，决定暂时搁置直隶平原决战方案，代之以进攻威海卫，消灭北洋舰队，为尔后直隶平原登陆决战进一步提供安全保证的新计划。为此，以陆军第2集团军为基础组建"山东作战军"，大山岩上将任司令长官，共2.5万余人。又令联合舰队协同山东作战军作战，并以陆军第1集团军在辽东战场进行佯攻，继续吸引清军主力。

　　清廷对日军主攻方向再次判断失误,以为日军第1、第2集团军将并力攻取奉天,以主力打通锦州走廊，进逼山海关，然后与从渤海湾登陆之部队会攻北京。因此以重兵驻守奉天、辽阳及天津至山海关一线，关内外总兵力达10万以上，而于日军的主攻方向山东半岛则仅部署官兵3万余人，其中驻守荣成(今旧荣成)的仅1400余人。至于北洋舰队，则根据李鸿章"水陆相依"的防御方针，龟缩于威海卫港内。

　　1895年1月20日,日"山东作战军"在荣成龙须岛登陆，占荣成。随即分南北两路向威海南帮炮台进行抄袭。30日，南帮炮台陷落。2月1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此后，日军水陆配合，攻击刘公岛和港内北洋舰队。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等先后自杀殉国。17日，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覆灭(见威海卫之战)。

　　辽东之战持续时间较长。自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之后，连占凤凰城(今辽宁凤城)、岫岩、海城等地。清政府调任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赋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并任命湖南巡抚吴大澂和宋庆为帮办，以期挽回颓势。1895年1月17日起，清军先后数次大规模反攻海城,皆遭挫败(见海城之战)。2月28日，日军从海城分路出击，3月4日占牛庄(今海城西北),7日取营口，9日陷田庄台(今大洼南)。10天之内，清军百余营6万余人便从辽东全线溃退。

　　战争结局和影响　早在日军占领辽东半岛后,清廷便开始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请和。威海卫失陷后，清廷求和之心更切，遂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字,甲午战争结束。日军未经直隶平原决战便达到了预期的侵略目的。

　　此后，中国人民为反对《中日马关条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台湾军民在刘永福等领导下自发组织起来，抵抗日军割占台湾，使日本侵略者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见台湾军民抗日之战)。

　　甲午战争对远东战略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既占台湾,又获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其资本主义经济以此为契机更加迅速发展起来，并进一步扩军备战，开始成为远东的主要战争策源地。而日本的崛起又改变了远东地区英、俄对立和争霸的原有格局。列强在远东的角逐日趋激烈，预示着一个更加动荡不安的时代的到来。

　　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使半殖民地化速度进一步加快，民族危机愈益深重，同时也促使中华民族日益觉醒，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迅速高涨。清政府也在更加艰难的处境下，开始变革军事制度，中国近代军事改革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

[船长]

黄海海战(1894)　

　　中日甲午战争中，双方海军主力在黄海北部海域进行的战役规模的海战。亦称大东沟海战。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7月,日本海陆军分别挑起丰岛海战和成欢之战。8月1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宣战。此后，战事便在陆上和海上两个战场全面展开。随着日本陆军在朝鲜的作战战场北移平壤，日本联合舰队亦相应进泊仁川至大同江口一带。企图切断中国同朝鲜之间的海上联系,并寻机同中国海军主力决战,歼击北洋海军，夺取黄海制海权，为实施大本营制定的在直隶(约今河北)平原进行陆军主力决战的作战计划创造条件。

　　9月16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奉命率领由战斗舰艇18艘组成的护航舰队，护送陆军4000人由大连乘运输船至鸭绿江口大东沟登陆，赴援平壤。17日，在陆军登陆后，舰队准备返航。同日，伊东祐亨司令长官率日本联合舰队本队(由"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西京丸"、"赤城"8舰编成,"松岛"为联合舰队旗舰)和第一游击队(由"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4舰编成，司令官为坪井航三，"吉野"为第一游击队旗舰),共战舰12艘，由朝鲜西海岸小乳纛角(长山串)出航，环绕黄海北部游弋。日联合舰队先驶抵海洋岛，继向东北方向前进。

　　同日11时许，双方均发现对方舰队。日联合舰队随即准备发起攻击；北洋舰队亦启航迎敌。丁汝昌向各舰下达命令,重申按预定之三条要求行动:姊妹舰或对舰，务合而勿离，互相援助；以舰首对敌；诸舰随旗舰运动。在迎战时,其全队列成"夹缝雁行阵"(横队)：装甲舰"定远"、"镇远"居中；左翼依次为巡洋舰"靖远"、"致远"、"广甲"和"济远"；右翼依次为巡洋舰"来远"、"经远"、"超勇"和"扬威"。由于各舰航速不一，在列阵过程中实际形成了"定远"、"镇远"突前的不规则的横队。巡洋舰"平远"、"广丙"号及鱼雷艇2艘，位于大东沟港口，未列入迎战队列。炮舰"镇中"、"镇南"及另鱼雷艇2艘，进入大东沟口护卫陆军上陆,未加入战斗。日联合舰队在接战时列成纵队:第一游击队4舰依次居前，本队6舰依次居后，"西京丸"和"赤城"2舰依次列于本队后尾左侧(非战斗侧)。当北洋舰队进至距鸭绿江口西12海里时,双方相距6.4海里，日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稍向左转向,企图攻击北洋舰队右翼。12时50分,双方在大鹿岛(大洋河口外)西南接近至3.2海里时，开始战斗。日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向北洋舰队右翼实施猛烈攻击，"超勇"和"扬威"二舰被击中起火，先后沉没。"超勇"管带黄建勋、"扬威"管带林履中及两舰官兵大部阵亡。日舰"吉野"亦被击伤。

　　战斗开始后,"定远"舰飞桥塌毁,正在飞桥上指挥战斗的丁汝昌摔伤。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代替指挥。随后，"定远"舰信号设备被炮火击毁，北洋舰队遂失去统一指挥。"定远"、"来远"、"靖远"等舰集中火力攻击日联合舰队本队后尾之"比睿"和"赤城"等舰，将其击伤，并击毙"赤城"舰舰长坂元八郎太。伊东祐亨采取机动战术对北洋舰队实施夹击，令第一游击队向右后旋回，拟自率本队向左后旋回；但坪井航三误率第一游击队向左后旋回，伊东祐亨乃临机率本队向右后旋回。北洋舰队队形被穿插兜击，顿时混乱。"平远"、"广丙"和2艘鱼雷艇赶到现场，立即对已被击伤的日舰"西京丸"实施追击，但被日第一游击队所阻。为救援"比睿"、"赤城"，日第一游击队第二次向左后旋回机动,并对"经远"舰实施攻击；此时,向右后回旋攻击的日联合舰队本队绕至北洋舰队背后，形成对北洋舰队夹击态势。已受重伤且弹尽的"致远"舰正遇日第一游击队，管带邓世昌指挥已侧倾的"致远"舰向日舰"吉野"猛冲，以求与敌舰同归于尽，不幸被日舰击中鱼雷发射管，舰身爆裂，邓世昌及全舰官兵250余人壮烈殉国。日舰"高千穗"、"吉野"重新加入夹击"经远"舰，"经远"舰奋勇苦战，管带林永升、大副陈策阵亡，随后该舰被击沉，全舰官兵200余人英勇殉难。"来远"、"靖远"两舰在夹击日舰"比睿"、"赤城"时受伤。"来远"舰弹药舱爆炸，机舱充满浓烟，三管轮张斌元俯身舱底操纵轮机，大副张哲、炮官谢葆璋指挥官兵奋力灭火。15时30分,日舰继续夹击"定远"、"镇远","定远"、"镇远"等舰奋起还击，重创日舰"松岛"，毙伤其100余人,伊东祐亨被迫移"桥立"舰为旗舰。在"靖远"帮带大副刘冠雄建议下，管带叶祖珪自动代理舰队指挥,集合各舰。伊东祐亨见天色已晚，数舰已伤,且顾虑遭鱼雷艇攻击，遂率队向东南方向撤出战斗。北洋舰队稍事追击后,亦收队回旅顺(今属辽宁大连)。在战斗进行中，"济远"、"广甲"两舰逃离战场，"广甲"舰至三山岛搁浅，后于23日被日舰击毁。

　　此战历时5个多小时,日方因战法灵活,指挥得力,充分发挥第一游击队航速高、舰炮射速快等优势,始终掌握住战场主动权，故损失较小,只被击伤"松岛"、"吉野"、"比睿"、"西京丸"和"赤城"等5舰,官兵死伤290余人。中方由于接战队形不利于机动和发扬火力,加之一度中断指挥,故损失重大,"经远"、"致远"、"超勇"、"扬威"和"广甲"等5舰先后沉毁，"定远"、"镇远"、"来远"和"靖远"等4舰受伤，官兵伤亡约1000人。此后,黄海制海权落入日联合舰队之手，对甲午战争的后期战局具有决定性影响。

[船长]

平壤之战(1894)

　　中日甲午战争中，中日双方陆军在朝鲜平壤进行的一次重要作战。

　　丰岛海战后，中日两国政府于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8月1日同时宣战。

　　清政府为增援先期入朝清军，先后调遣总兵卫汝贵部盛军、马玉崑部毅军、左宝贵部奉军和副都统丰升阿部奉天、吉林练军入朝。8月上旬，各部抵达平壤，加上从成欢败退下来的直隶提督叶志超部芦榆防军，总兵力达1.3万人，拥有野炮4门、山炮2门、快炮6门。叶志超奉命总统诸部。平壤为朝鲜平安道首府，位于大同江西岸，是朝鲜北部水陆交通枢纽。日军在成欢获胜后，为彻底击败在朝清军，陆军第1集团军分兵四路，北攻平壤。日军总兵力为1.6万人，拥有各种火炮约30门。9月14日，日军完成对平壤的包围。次日晨,从三个方向发起攻击。少将大岛义昌率混成第9旅向驻守平壤城东南、大同江沿岸的盛军、毅军阵地进攻；少将立见尚文率朔宁支队、上校佐藤正率元山支队向玄武门外牡丹台左宝贵部奉军堡垒进攻，为主攻方向；中将野津道贯率第5师主力进攻大同江北、平壤城西北方向叶志超部芦榆防军阵地。激烈的战斗持续到午间，日军第5师主力因遭清军顽强反击，伤亡较大，遂停止进攻。防守大同江沿岸的卫汝贵、马玉崑所部清军，互相配合，英勇作战，在船桥里附近击退日军混成第9旅的多次进攻，毙伤日军430余名。混成第9旅旅长大岛义昌少将亦被击伤。城北战事更为激烈，奉军在牡丹台山地与日军激战，山顶数垒先后失守，遂退守玄武门。日军居高临下，集中炮火轰击玄武门，左宝贵中炮身亡，玄武门失守，清军退至内城。叶志超乃率部乘雨夜弃城沿义州大道北逃。途中遭日军伏击，人马自相践踏，伤亡甚众，至26日，残部北渡鸭绿江退入中国境内。

　　平壤之战日军死伤705人，清军阵亡2000余人，被俘683人，以清军的惨败而告结束。日军在占领朝鲜后，不久便把战火烧到中国境内。

[船长]

威海卫之战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在山东半岛抗击日本陆海军侵犯威海卫(今山东威海)的战役。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11月下旬，日军侵占旅顺(今属辽宁大连)后，其大本营鉴于渤海湾即将进入冰封期，不便于登陆作战,遂决定暂缓执行直隶(约今河北)平原作战计划，而将战略进攻方向转至山东半岛,海陆配合攻占威海卫,企图歼灭北洋海军。为此,陆军在其第2集团军基础上组成"山东作战军",下辖第3、第4旅和原属第6师的第11旅,共计2.5万余人。清廷因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错误，集重兵于奉天(今沈阳)、辽阳和京津一带，山东半岛防御薄弱。

　　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东北部，遥对旅顺、大连，建有拱卫渤海门户的北洋海军基地。北洋海军各舰艇于旅顺失陷前即撤返威海港，尚有大小舰艇27艘；港区陆上筑有炮台23座，安炮160余门，守军19营；烟台、酒馆(今牟平东)、荣成(今旧荣成)等处另有驻军41营。此时慈禧太后起用恭亲王奕訢，令其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共筹和议。当得知日军企图后，始作迎战准备。李鸿章令北洋舰队水陆相依，陆军固守大小炮台，舰船依托岸上炮台进行防御。

　　日军为避开从威海港正面进攻,决定在荣成登陆,由陆路抄袭威海卫之背。1月20日晨，日"山东作战军"在联合舰队护送和支持下,于荣成湾龙须岛登陆,占荣成。21～23日，清廷命北洋海军乘间出击，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守港待援，未予执行。25日，日军分兵两路进攻威海卫。26日，总兵孙万龄率部2000余人阻击南路日军于桥头以东,但北路日军已进至鲍家村、崮山后。28日，山东巡抚李秉衡令戴宗骞率所部北岸炮台守军协同孙部夹击北路日军，戴军未进，孙部孤军力战后退却。南路日军占桥头，逼近温泉，于30日晨同北路日军夹攻南岸炮台。守军奋勇抗击，丁汝昌率"靖远"等5舰在港内以舰炮火力支援。日军多有死伤，少将旅长大寺安纯被击毙。战至13时，南岸炮台失守。2月1日,日军向威海卫以西迂回攻击孙万龄部,孙率部抗击，但因部将阎得胜临阵脱逃，被迫撤退酒馆。日军遂占威海卫城。同日夜，丁汝昌令敢死队登北岸破毁炮台，以免资敌。2日凌晨，日军占北岸炮台。坐困威海港的北洋舰队遂陷于日军海陆包围之中。从4日起，南岸炮台日军和联合舰队连日轰击北洋舰队各舰及日岛、刘公岛炮台；并在夜间以鱼雷艇小队连续突入港内实施袭击，装甲舰"定远"，巡洋舰"来远"、"靖远"，练习舰"威远"，布雷船"宝筏"等，先后被击沉、击毁。7日，北洋海军鱼雷艇11艘擅自从北口突围逃跑，遭日舰追击,或搁浅,或被掳。洋员瑞乃尔等劝逼丁汝昌投降,丁严正拒绝,仍坚持战至船没人尽。9～11日，右翼总兵刘步蟾、提督丁汝昌、护理左翼总兵杨用霖等先后自杀殉职。陆将戴宗骞、张文宣亦自尽。洋员马格禄等怂恿威海营务处候选道牛昶昞于12日假丁汝昌名义向日联合舰队投降。17日，日军占领刘公岛，威海卫海军基地完全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灭。

　　此役，日军从侧后登陆，成功地对威海卫实施水陆夹击。清军由于兵力单薄，陆海军缺乏协同，北洋舰队困守港内，终遭全歼。

[船长]

甲午战争

第一章 厉兵秣马

日本原来是一个封建领主割据、闭关自守的岛国，１８５３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敲开了日本国门。随着西方影响的加强，１８６８年的明治维新使日本逐渐崛起，开始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 明治天皇在其施政纲领《五笔誓文》和《宸翰》(御笔信)中，明确提出了日本对外扩张的总方针：“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１８７１年１２月，琉球船民因风漂流到台湾，其中５４人被台湾土著（即“原住民”）杀害，其余由清政府护送回国。当时的琉球是清朝附属国，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事件就此平息，日本政府也不知道。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国换约，从清政府邸报中看到此事，于是一面向本国报告，一面到总理衙门交涉，试探清政府对琉球、台湾的态度。总理衙门回答说：“二岛（指琉球、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这本来说得很好了，偏又画蛇添足地说：“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下叫日本抓住个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说台湾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国领土，借口进攻台湾。

１８７４年５月，日军在台湾琅桥登陆，开始了对台湾的进攻。对日本来说，这次行动相当冒险，不仅当时中日国力悬殊，国际舆论也不支持。战争至８月，日军增至３６００人，但在台湾军民抗击下，日本军死伤甚众，士气低落。此时日本看到胜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到北京，争取体面地结束战争。

９月日本公使来华后，先是虚声恫吓，后来又表示结束战争的“诚意”，说日本出兵台湾费尽财力，中国也不能让日本军队空手而归，应当支付一些兵费然后日本撤兵，这样双方面子上都过得去。清政府觉得在战争中处于优势，以赔钱来结束战争说不过去，而又不想为“化外生番”费太多精力，也想息事宁人，就表示可以考虑对在台湾“被害之人”酌情“抚恤”，等于承认了赔款的原则。在１０月３１日签订的《北京专约》中，琉球人遇害竟然写成了“日本国民遇害”，日军进攻台湾也写成了“保民义举”，中国以“抚恤”名义，赔偿白银五十万。一位外国作家写道：“这次对日赔款，能和而不能战，为中国向世界宣布衰落之开始。”《北京专约》为日本兼并琉球提供了根据，１８７９年４月，日本占领琉球，更名冲绳县。

日本在摆弄完台湾后，又开始摆弄朝鲜。当时的朝鲜仍处于封闭自守的封建王朝控制下，生产力落后，国内政局飘摇，靠清王朝的支持苟安一时。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加强发展在朝鲜的势力，并通过外交手段，力争使朝鲜脱离清政府控制，成为“独立国”。１８８２年，日本策动朝鲜国王之父李罡应发动壬午兵变，自封国太公。清政府立刻派遣李鸿章淮军吴长庆部出兵朝鲜，镇压了兵变，拘捕了李罡应并将其解往北京，不仅如此，淮军还留下三营兵马长驻朝鲜。 １８８４年１２月４日，日本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际，驻朝公使竹添再次策动亲日的“开化党”发动政变，劫持了国王，建立了亲日政府。原政府连忙请求清军支援，于是，袁世凯以保护朝鲜政府为名，率兵二千声讨乱党，１２月６日攻入王宫。竹添寡不敌众，自焚使馆，连夜潜逃。动乱中开化党首相、大臣及三十多日本人被杀。

日本政府接竹添急报，立即派外务大臣率大批军队入朝，清政府也派了钦差大臣带了陆军和军舰到朝鲜。对峙中日本感到军事准备不足，因此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转而运用外交手段。当时日本不少人主张趁中法战争之机迅速发动对华战争，但以伊藤博文为首的一派人，考虑到日本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不足，主张“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积蓄力量。

１８８５年春，日本派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到中国谈判朝鲜问题。谈判中伊藤每每以回国相要挟，后来李鸿章拍案大怒道：“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尽管这样，纠缠多日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仍规定朝鲜如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有同等派兵权，为九年后日本大规模进兵朝鲜、发动战争提供了依据。

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总领朝鲜事务，加紧控制朝鲜。而日本则加强经济渗透，并且加紧扩军备战，等待时机。

以后的九年，表面上风浪不兴，但形势正在悄然变化中……

日本一直注意着中国。１８８０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进呈的清军调查报告指出，清政府正在改革军制，如果仿效欧洲，则平时可征兵４２５万，战时可达８５０万人之多。所以他认为“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１８９０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６０％来发展海、陆军，１８９３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在１８９０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七艘，共二万七千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五艘，共一万七千多吨。１８９２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１８８５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六万三千名常备兵和二十三万预备兵的陆军，和排水量七万二千吨的海军，超过了北洋海军。

而在此期间的清政府，看到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在一系列的军事对抗中，已经不象鸦片战争时那样，洋人几艘炮舰就应付不了，所以不免有些飘飘然。又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意识到西方人并无意吞并国土，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就更加放松了军备意识。虽然说最近几年东邻日本的一些动作，使人隐约感到将来会是个麻烦。

北洋海军自１８８８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行动迟缓。１８９１年以后，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这倒不是因为军火工业实现了国产化——钱被慈禧拿去修颐和园了。慈禧说，光绪１８７５年登极时年幼，我不得不垂帘听政，到１８８６年改为“训政”，１８８９年“归政”。我什么都不过问了，修修花园养老还不行么？与明治天皇相比，对照何其鲜明！

下一章：风云乍起

（观沧海军事网自稿，文/代康）

[船长]

第二章 风云乍起

１８９４年，农历甲午之年，机会终于来了。朝鲜的封建王朝，积弱多年，国家日益贫困，内乱不断。是年２月，“东学道”在南部的全罗道发动了农民起义，星火燎原，势不可当。朝鲜政府几次商议从中国借兵，但顾虑到日本若借机出兵，局面会难以收拾，所以议而不决。到了６月１日，东学道攻克全罗道的首府全洲，军锋直逼汉城，京城震动。至６月３日，朝鲜政府终于下决心请求袁世凯出兵。袁世凯接到电文，立即向李鸿章请示派兵。

按照《天津条约》，中国向朝鲜派兵，则日本也可借口出兵。袁世凯对此不是不知道。 但他天真地认为，即使日本以护卫使馆出兵，也不过数百名士兵而已，不至于引起大麻烦。

其实，日本一直密切关注着朝鲜局势的发展。到了６月２日，日本判断韩王必将向中国求助，连忙派人向袁世凯打探，并表示“我政府必无它意”，极力怂恿袁世凯出兵。当天夜里，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内阁会议上提出，虽然尚不清楚清政府是否派兵，但应作好迅速出兵的准备。会议据此作了出兵的决定，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也被蒙蔽，在给清政府的电报中认为，日本议会正在争执不休，绝无对外生事的可能性。清政府因 而下了出兵的决心。李鸿章当即命令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派济远、扬威二舰开赴仁川口，与先期到达的平远合为一小队，以观形势。

６月３日，袁世凯正式通知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朝鲜已正式向清政府请求派兵，６月４ 日，日本外相向正在本国度假的驻朝公使大鸟发出训令，要求他一旦确认清政府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应立即出兵。６月５日，日本议会通过了关于日本出兵朝鲜致中国的照会，同一天 成立了战时大本营。６月６日，汪凤藻根据《天津条约》照会陆奥宗光，告知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按照“我朝保护属邦旧例”，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带兵赴朝鲜剿匪，“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６月７日，日本驻中国代理公使照会总理衙门，声明根据《天津条约》，日本将出兵朝鲜。同日，日本外务省照复汪凤藻：“查贵国照会中有‘保护属邦’之语，但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之属邦。”为“属邦”二字，双方激烈辩论。对此，李鸿章态度很坚决，电告汪凤藻：“文内‘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故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

清军分三批渡海，共计２４６５人，自６月６日下午６时起，至６月２５日全部到达朝 鲜牙山。同时又派了北洋水师的超勇舰前往保护，恐其力量单薄，又令在仁川港的扬威舰赴牙山，留济远、平远二舰泊仁川港。（注：牙山在朝鲜西海岸，仁川港向约南一百公里。仁川港则是汉城的门户。）

６月７日，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急电李鸿章，告知大鸟带兵乘军舰八重山赴韩。袁世凯也电告李鸿章：“大鸟来，虑生事”。６月８日，日军开始出动，６月１０日起，日本运兵 船络绎到达朝鲜。大和、筑紫、赤城三舰亦泊仁川港，并派出汽艇探测牙山。至１６日，日本海军共出动了松岛、吉野、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高雄、赤城共八舰，载陆军约 ４０００人、陆战队５００人入朝，兵力达到赴朝清军的二倍。

６月８日，日本驻韩代理公使正式通知朝鲜，日本将派兵。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当即强烈要求日本停止登陆，谈判历经两个多小时，赵秉稷说得舌敝唇焦，一再要求日军停止登 陆，日方则断然拒绝，声称：“贵督办虽千言万语重复其不必要，而我政府既认定其为必 要，则不能听从尊说。”当天下午，赵秉稷再次正式照会日本公使，要求停止派兵，结果再 次遭到拒绝。６月１０日，大鸟率兵入京，朝鲜政府得知后，又赶忙派代表前往劝阻，也被 大鸟拒绝。当天午后，大鸟带领海军陆战队４２０人，野炮４门进入汉城。

与此同时，朝鲜政府见东学党人势大，全州久攻不克，便由清剿改为招抚。太原总兵聂士成的清军先头部队９１０人到达牙山后，也派出一百余人带着翻译前往全州招抚。东学党人也得知了中、日出兵的消息，于是提出十二项停战条件。朝鲜政府见日本大军入境，知道大麻烦临头，希望早日平定东学党之乱，好让中日两国撤兵。６月１１日朝鲜政府接受了东学党人的条件，签署了停战协定。１２日，东学党人退出了全州。（注：东学党人后来并未解散，到了１１月下旬，日军大举进攻，月余平定。）

朝鲜东学党之乱解救了伊藤内阁。当时由于日本经济危机，伊藤内阁岌岌可危，正出于要么内阁总辞职，要么解散议会的境地。伊藤博文已决意采取后一手段。清军出动的消息传来，内阁的紧急对策赢得了天皇和议会的认可，国内政治危机因而缓解。

６月１１日，大鸟致电外相陆奥，说朝鲜局势已趋平静，出于外交考虑已失去派兵的理由，并于１２日主动拜访袁世凯，开始谈判撤兵。同时，朝鲜政府先后照会了日本和中国，要求撤军。在各方外交压力下，撤军谈判开始比较顺利。

但日本政府怎肯轻易放弃这样的机会？１３日陆奥复电，指示大鸟设法拖延撤军，等到政府想出对策。因此在１５日继续谈判时，大鸟提出暂缓撤兵的两点理由：第一，派出大批兵力，如果什么也没干就回国，不仅极不体面，而且政府在国内难以交代；第二，不信任中国，害怕受到欺骗。

在此同时，伊藤与陆奥终于商议出了一个对策。１６日陆奥约见汪凤藻，提出两点方 案：第一，由中日两国共同出兵镇压叛乱；第二，叛乱平定后，中日两国共同协助朝鲜内政 改革。这意味着在今后朝鲜政府中，日本将与中国取得平等的参政地位。汪凤藻当场拒绝， 认为中日都不应该干涉朝鲜事务。李鸿章也指示袁世凯“任他多方恫喝，当据理驳辩勿 怖”。１７日李鸿章又在会见日本驻天津领事时表示“国际事务，本皆依条约及国际公法之 规定外无他。日本与朝鲜缔约时，视朝鲜为独立国家。但此次陆奥氏提出之有关议案，实难 以理解其有丝毫道理”，因此“绝不能同意陆奥大臣之设想”，如日本“欲强遂之，除诉武力外无他”。

李鸿章在与总理衙门商量后，６月２１日电令汪凤藻照复日本：“一、韩乱告平，已不烦中国兵伐剿，两国会剿之说，自无庸议；二、善后办法，用意虽美，只可由朝鲜自行厘革。中国尚不干预其内政，日本素认朝鲜自主，尤无干预其内政之权；三、乱定撤兵，乙酉年两国所定条约俱在，此时无可更议。”

此时的日本，已不象九年前那样，用几句强硬的外交词令就能吓回去的了。进入朝鲜的日本海、陆军已占了压倒优势，因此日本也毫不示弱。６月２１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继续向朝鲜派出第二批部队，并单独促成朝鲜政府的内政改革。２２日，日本照复汪凤藻，强硬地表示：为了保护日本在朝鲜的利益，防止该国日后的变乱，“我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这个照会被日本人称为“对中国的第一次绝交书”。同日陆奥电告大鸟：“中日两国之冲突，终于达到不可避免之时刻。”第二天又命令大鸟“立即向朝鲜政府提出改革建议， 不必顾及朝鲜政府之听从否。”

大鸟接到训令后，决定首先向朝鲜政府出示６月６日中国给日本照会的抄件，问朝鲜是否承认“保护属邦”四字：若朝鲜回答其为主权国家，则迫其接受清兵入境是侵犯朝鲜主权的说法，朝鲜有义务及时将其驱逐出去。若朝鲜无力自行驱逐，则日本愿以武力相助；若朝鲜承认是中国的“属邦”时，则可指责其违背了日韩友好条约的规定（因为条约中日本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应当为十几年来的欺骗行为向日本谢罪；又若朝鲜声称虽然自古以来被称 为中国“属邦”，但内政、外交完全自主时，日本则可提出：平定内乱属于内政，指责清兵借“保护邦属”派兵是干涉朝鲜内政。不愧是资深外交家。

这个照会于６月２８日向朝鲜政府发出，限２９日前答覆。朝鲜一时不知所措，到了２９日杳无音信。３０日，日本代表上门催促，朝鲜外务督办无奈回答说：“朝鲜从来就是自主的国家，清国对我作何等称呼，系清国自己所决定，与我国无关。清兵驻在我国内，是应当时我国之邀请而来，故不能予以驱逐。”情急之中，竟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难题。日本代表一时语塞，只得先回去报告了。

接到日本政府的“第一次绝交书”后，清政府最高层中主战空气逐渐高涨。光绪皇帝主战最力，政府核心人物户部尚书翁同和、礼部尚书李鸿藻都主张开战。６月２５日，光绪皇帝谕李鸿章加紧备战。６月２９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向李鸿章请战：“各舰齐作整备，候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７月１日，光绪再次谕李鸿章备战。

当时，日本在外交上尚有顾虑：出兵理由不充分，对开战后列强的态度也没有完全弄清楚。７月初，大鸟听到风传清兵准备进军汉城后，非常惊慌，准备如果对方不听劝告就以武力制止。陆奥外相连忙回电说：“不可使用武力。目前英国正在两国间进行斡旋，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可使用武力。”

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已处于绝对优势，不希望别国来分沾；俄国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法、土耳其联军打败，向西南的扩张宣告失败，因此把希望都寄托在东方，从１８９１年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矛头对准中日朝。正是看到英、俄两国都非常关心中日纠纷，以李鸿章、慈禧为代表的一派人，主张利用各国的矛盾，通过外交手段来牵制日本，即“以夷制夷”的方针。

但是，也是出于上述考虑，李鸿章失掉了一个争取主动的机会。６月底至７月初，叶志超、袁世凯等人先后建议适当进军，施加军事压力。如前所述，日本当时并未在外交上做好准备，增加军事压力可以给和谈创造机会。但李鸿章没有采纳，他认为军事行动会使日本找到借口。到了７月１０日，驻朝清军又建议撤兵回国，以在政治上争取主动，而李鸿章又没有采取行动。

６月２２日两国互致态度强硬的照会以后，中日的和谈基本上陷入僵局。在此期间，李鸿章先后于６月２０日、７月１日向俄、英两国请求出面调停，两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都向日本提出过警告，但日本早有心理准备，向两国保证中日冲突不会影响他们的利益，又看准了两国又各有自己的小算盘，因而软硬兼施，说如果对方硬要干涉的话，“日本将不惜举国化为焦土拚死抵抗”。这样，两国对调停就没有了积极性。特别是俄国，刚在新疆吃了苦头，感到有必要利用日本削弱清朝的力量，不然日后自己弄起来中国也费劲。

日本加紧外交攻势。在“属邦”问题上碰壁后，７月３日大鸟向朝鲜外务督办正式提出内政改革纲领，企图干预朝鲜内政，并使日本在朝鲜享有与中国“略同”的宗主地位。朝鲜政府不敢明确向日本提出反对，不得已成立个“改革调查委员会”，企图敷衍了事。大鸟在７月１０日又向朝鲜“改革调查委员会”提出具体实施方案，限期明确答复，并准备了如方案被拒绝时应采取的手段。

朝鲜政府受逼不过，７月１４日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复函大鸟说，日本的提案违背日朝之间自主平等的和平原则，如果接受，则各国必定“纷纷恣意提出要求，则有伤朝鲜自主之体面”，还望日本撤兵为盼。

与此同时，在英国主持下，中日之间的谈判表面上也在进行。７月７日、９日，总理衙门与日本代表小村寿太郎举行了两次会晤，中国坚持两国同时撤军再谈朝鲜问题。小村认为 这表明清政府缺乏诚意，愤然离席。陆奥外相得知消息，高兴地说：“该仲裁之失败，令我国在将来之行动上渐得自由，宁可为喜。”与伊藤商量后，陆奥指示小村在７月１４日向清政府提出照会：“近闻驻京英国大臣顾念睦谊，甚愿日清两国言归于好，出力调停等语。但清国政府仍惟主撤兵之言，其于我政府之意毫无可依之情形。推以上所开，总而言之，清国政府有意滋事也。则非好事而何乎？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

这个照会被陆奥称为“第二次绝交书”。

当时，李鸿章仍对和平抱有一线希望，并担心“我去兵愈多，彼必愈不肯减退”，所以 在行动上犹疑不决。在李鸿章按兵不动的同时，日本的陆军源源而至，到６月底已达到一万人。对此，英国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代理赫德评论说：“日本是根本没有什么正义可言的， 除非借口代别人打抱不平而自己捡便宜也可以算作正义。正义完全在中国方面。但我不相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象我不相信单靠一根筷子可以吃饭一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根筷子——实力。但是，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日本发出“第二次绝交书”的第二天，也就是７月１５日，光绪皇帝颁旨命户部尚书翁同禾、礼户部尚书李鸿藻与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商朝鲜问题的对策。在１６日的会议中，翁同禾、李鸿藻主张继续增加军队，而奕（匡力）等持观望态度，所以会议没有结果。光绪知道后大为震怒，严责上次办理失当，此番须加整顿，宣示主战之意，“并传懿旨亦主战”（指慈禧）。根据皇帝的旨意，当天军机处电寄李鸿章一道谕旨：

“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 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李鸿章接到圣旨后，开始准备增兵。同日复奏增兵计划：总兵卫汝贵率盛军马步六千人向平壤进发，马玉昆统毅军二千，由海道进军义州，与盛京将军左宝贵商量派马步八个营进 平壤，会合各军，增援汉城。与叶志超商量是否由海路移师平壤，以集中兵力。若叶同意， 则派丁汝昌带一部分海军战舰到朝鲜海面策应。

在此关键时刻，７月１６日，英国和日本间拖延了五年之久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在伦敦正式签订。这个条约废除了英国以往在日本的特权，承认日本的平等地位。这使日本摆脱了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这件事明确地表明了英国对日本的支持。英国外相在签字仪式上说：“这个条约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了清国大军还更为有利。”虽然英国担心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会影响其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但因为当时在远东，英、俄是最大的竞争对手，两国都不愿把日本逼到对方一边。所以，尽管他们开始都告诫日本，到后来反而争着讨好起日本来。

日本政府因此倍受鼓舞。第二天，战时大本营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通过了向中国开战的决议。１９日，海军舰队改编为战时编制：合并常备舰队、西海舰队及其它舰只，编入联 合舰队，任命海军中将伊东佑亨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命其控制朝鲜西岸海面。改编后的联合舰队配制如下：

常备舰队：松岛、浪速、吉野、千代田、严岛、桥立、高千穗、秋津洲、比睿、扶桑； 通讯舰：八重山；附属舰：筑紫、爱宕、摩耶、鸟海、天城；鱼雷艇：山鹰、七号艇、十二号艇、十三号艇、二十二号艇、二十三号艇；西海舰队：金刚、天龙、大岛、大和、磐城、葛城、高雄、赤城、武藏；军港警备：横须贺港：筑波、干珠；吴港：凤翔、海门、馆山； 佐世保港：满珠。

海军大臣又提出，若发现清国舰队或是增援部队时，日本舰队立即开战，在外交上有无困难，陆奥果断地答称：“作为外交上的程序，没有什么问题。”大本营又根据未来海战的胜负，制定了三条作战大方针：第一，如海战获胜，夺得制海权，陆军则长驱直入，进攻北 京；第二，如海战胜负未决，则陆军进占平壤，海军则维持朝鲜海峡的制海权；第三，若海 战失败，则撤退朝鲜陆军，并以海军防守日本沿海。至此，日本在军事上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也是在７月１９日，日本政府通过英国驻日公使转告清政府，如果中国派兵增援驻朝军队，应视为对日本表示敌意的行动。

７月１９日，大鸟接到陆奥的电训，立即于当天向朝鲜政府提出四项强烈要求：

一、由日本自己动手架设汉城至釜山间军用电话线；二、根据日朝条约，朝鲜立即为日军建造兵营；三、驻牙山清军师出无名，应迅速令其撤退；四、废除中朝之间一切与朝鲜独立相抵触的条约和协定。

当天夜里，清政府驻朝鲜通商交涉大臣袁世凯见大局已不可挽回，悄然回国。后事留给驻汉城代办唐绍仪。

第二天，大鸟再次向朝鲜政府提出通牒，限令“２２日止予以确复，倘贵政府拖延示复，则本公使自有所决意从事”。到了半夜里，大鸟再次发出照会，说中朝间一切条约均与日本国的平等地位冲突，必须加以废除。可怜朝鲜政府接到通牒，惊恐不知所措。拖延到２２日，勉强复照推说：“清兵久在境内，实因我国请援而来，南匪稍平之后，已屡请其撤回 而未即退，亦如贵兵之今尚住留也。方更要唐代办转请中国政府从速退兵。”大鸟接到复照，大发雷霆，立即发出最后通牒，说“贵政府如不予以满意之回答，则为保护我权利，或须用兵也未可知”。同时与大岛旅团长约定，于２３日调日军入汉城，并决定无论朝鲜政府如何回答或是不回答，都要举事。

７月２３日凌晨，日军按计划进入汉城，一路鸣枪放炮。大鸟亲率一个联队包围了王宫。守卫王宫的朝鲜士兵寡不敌众，被日军攻破。日军掳走国王，成立了亲日政府。

７月２５日，朝鲜亲日政府宣布废除以前同清政府缔结的一切条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在朝清军。至此，日本终于具备了开战的所有条件。

下一章：不宣而战

[船长]

第三章 不宣而战

７月１６日李鸿章提出的增兵计划，在取得了各方协调之后开始实施。不过驻朝清军因叶志超怕海路不安全，陆路又怕兵力单薄，通不过驻汉城的日军防线，所以一直停留在牙山一线，而没有收缩回平壤。

朝鲜陆路多山，道路崎岖，进兵迟缓；而从北洋军队的大本营天津出发，由海路进军则非常快捷。所以，增援的路线采用了两条海路：一是由天津渡海，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登陆，再由陆路驰援平壤；另一路由天津登船，到牙山登陆，增援叶志超部。第一条路较为靠近本土，路程也短，所以比较安全；而第二条路，要经过日军重兵驻扎的仁川一带，虽然中日尚未开战，但也不可不防，所以决定租用英国商船运兵，并派军舰护航。

７月２１日，总兵卫汝贵率盛军六个营、提督马玉昆率毅军二千名，由大沽口乘船，到鸭绿江口的大东沟，登陆后直奔平壤。

同时，选派总兵江自康所部及天津练军共二千五百人，增援牙山叶志超部。雇用英轮高升、爱仁、飞鲸三船运兵，并从威海的北洋水师基地派济远、广乙二舰护航。考虑到牙山只有驳船３０只，每船一次只能渡兵３０人，进港７０里才能上岸，这样往返需要两天时间，如果三船同时到达牙山，则需要多日登陆，其间停留在海上的运兵船容易受到袭击，因此决定三船分批由塘沽出发：爱仁２１日下午开，飞鲸２２日傍晚开，高升２３日早晨开。三船载兵情况如下：

爱仁，载兵１０００名，长夫等１５０人，二十八生的大炮二门。飞鲸，载兵４００名，马夫、长夫、营帐等近３００人，马４７匹，另载四个营的粮饷、炮械、帐房等物资。高升，载兵９３５名，营哨官１６人，营务处、文案、军械、管帐、长夫等１６５人，另载山炮４门、七生的半炮４门。

２２日早晨，丁汝昌命济远、广乙、威远三舰由威海出发，护卫爱仁等运兵船到牙山。舰队以副将方伯谦为队长。本来，丁汝昌还准备率海军大队随后接应，但李鸿章来电否定了这个计划，所以海军大队没有出海。２３日，舰队抵达牙山。２４日早晨４时爱仁进港，６时驳船到达，军队开始登陆。７时许，仅用了一个小时，两营士兵及弹药器械全部登岸。８时，爱仁出牙山口返航。同日下午２时，飞鲸来到。因为飞鲸载有大量锱重，卸货较慢。到下午５时半，舰队得到报告：日韩已经开战，日本大队军舰第二天就到。方伯谦见事情紧急，考虑到威远是木船，行动迟缓，不能承受炮火，万一开战，白白损失一船，就令威远于当天９：１５先行离开牙山。到第二天（７月２５日）早晨４时，大部分兵马器械已登陆， 方伯谦不敢再耽搁，率济远、广乙返航。因为区区二舰决不是日本主力舰队的对手。

清军运兵船的出发时间，早有日本细作报知本国。日本自１８７２年开始向中国派间谍，逐年增加活动。到战争前夕，日本对于中国的各方面情况已了如指掌。比如，日本估计当时中国各省防军、练军的步、骑兵为３４９，７００人，这与清政府１８９８年统计的各省练、防军为３６０，０００人相差无几。日本绘制的东北、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地图，精确到每个村、每条道路甚至水井。

７月２０日，日军大本营获得北洋军队将赴牙山的情报后，于７月２２日向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下达秘密作战命令，令其到朝鲜海面伺机袭击。当天上午１１时，伊东召集 舰长会议，会上决定编队如下：

第一游击队：吉野（常备舰队旗舰）、秋津洲、浪速；第二游击队：葛城（西海舰队旗舰）、天龙、高雄、大和；本队：第一小队：松岛（联合舰队旗舰）、千代田、高千穗；第二小队：桥立、筑紫、严岛；鱼雷舰队：母舰：比睿；鱼雷艇：山鹰、七号艇、十二号艇、 十三号艇、二十二号艇、二十三号艇；护卫舰：爱宕、摩耶。

７月２３日上午１１时，日本联合舰队从佐世保港出发。第一游击队先发，次为本队，再次为第二游击队、鱼雷舰队、护卫舰等。舰队离港时，海军大臣乘船亲自为舰队送行。他的船上高挂“发扬帝国海军荣誉”的信号旗，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答以“完全准备就绪”；联合舰队旗舰松岛答以“坚决发扬帝国海军荣誉”；第二游击队旗舰葛城答以“待我凯旋归 来”；护卫舰先头舰爱宕则答以“永远谨志不忘”。下午４：２０，舰队全部离港。

７月２５日早晨６时半，第一游击队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到达牙山湾外丰岛西南。是日，晴朗无云，遥见丰岛方向有两舰喷烟而来，随即判断为军舰，常备舰队司令坪井航三下达了准备战斗的命令，以１５节的速度向目标接近。７：２０，看清迎面而来的是北洋水军的济远和广乙，坪井航三随即下达战斗命令。

再说济远和广乙。在威海临行前，广乙管带（相当舰长）林国祥请示丁汝昌：“若日船首先开炮，我等当如何应敌？”丁汝昌根据李鸿章“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的指示精神，回答说：“两国既未言明开战，岂有冒昧从事之理？若果倭船首先开炮，尔等亦岂有束手待毙之理？纵兵回击可也。”２５日晨４时二舰起锚，鱼贯开出牙山口，７时，看见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驶来，清军将领推断日本必定求战，即命令站炮位，准备御敌。

当时中日双方参战军舰情况如下：

舰名 排水量 马力 速度（节） 火炮（门） 乘员（人） 制地 下水年代

济远 2300 2800 15.0 23 202 德 1883

广乙 1030 2400 15.0 9 110 闽局 1890

吉野 4225 15968 22.5 34 385 英 1892

浪速 3709 7328 18.0 20 357 英 1885

秋津洲 3150 8400 19.0 32 311 英 1892

　 双方参战军舰主要炮火：

济远：２１公分克虏伯大炮２门、１２１５公分克虏伯大炮１门

广乙：１２公分克虏伯大炮３ 门

吉野：１５公分速射炮４门、１０１２公分速射炮８门

浪速：２６公分克虏伯大炮２门、５１５公分速射炮６门

秋津洲：１５公分速射炮４门、５１２公分速射炮６门

日军的优势实在太明显了。 下面是关键部分。中日之战，始于丰岛海战，中日两国历史学者均持此说。问题是，谁先开的第一炮？日本海军司令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的记载是：“七时五十二分，彼我相距约三千米之距离，济远首先向我开炮。旗舰吉野立即应战，以左舷炮向济远轰击。”史书多用７：５２开战说。而《济远航海日志》记载：“［７时］４５分，倭三舰同放真弹子，轰击我船，我船即刻还炮。”

速射炮的发射速度为克虏伯炮的５－１０倍。日舰炮火极猛，济远、广乙在弹雨中仍苦战不已。８时２０分，济远发出的１５公分炮弹，击中吉野右舷，击毁几艘舢板，又击穿钢板，损坏其发电机，再转入机器间，但炮弹没有爆炸，吉野幸免于沉没。事后日军拆开炮弹，发现里面没装炸药。浪速左舷尾也被济远击中，海图室被炸毁。

由于广乙排水量小、火力弱，在浪速和秋津洲的合击下受伤严重，炮击四十多分钟后，死伤已达七八十人。见难以支撑，转舵向东走避。浪速在一片欢呼声中尾追，被广乙回击一炮，弹穿浪速左舷钢甲板，将锚机击碎。坪井航三见广乙舰体已毁，命停止追击，而以三舰合击济远，广乙得以逃脱，但后来却撞入朝鲜西海岸搁浅，后自凿锅炉焚毁。

８时半，广乙驶离济远，而济远也有５７人死伤，更受三舰合攻，势难抵挡，便全速向西驶避。日舰在后猛追，济远见敌舰渐近，挂出白旗，然犹疾驶不已。浪速追到３０００米处时，以舰首炮猛击。济远在白旗之下又加挂日本海军旗，浪速挂出信号：“立即停轮，否则炮击！”两舰相距只有２７００米了，济远不得已发出停轮信号。浪速正要驶近，忽见高升、操江从旁驶过，又去命令停船，济远乘机全速驶离。后面的吉野则去追济远，两船航速相差近８节。１２时半，吉野追近至２０００米时，以右舷炮猛击。在此紧要关头，济远以１５公分尾炮还击，连发四炮：第一炮命中舵楼，第二炮命中船头，第三炮未中，第四炮命中船身要害处。吉野受伤，舰头立时低俯，不敢停留，转头驶离。

前面提到，高升是第三艘英国运兵船，按照前述计划从塘沽起航，而操江是北洋舰队的运输船，从威海出发，装载文件、武器和饷银前往牙山。驶近丰岛时两船不期而遇，于是同行。当时局势已如此紧张，而北洋海军仍派一运输船单独出海，实在是冒险。

两船驶近丰岛时，正遇上济远驶离。吉野去追击济远，秋津洲责令操江停船，浪速则命令高升停船。操江是一旧式木船，舰龄已有二十年，航速只有８节，船上５门旧炮火力甚弱，所以改为运输船。船上官兵，管带王永发以下共８２人。王永发见前面高升被拦住，知道事情不好，连忙转舵西驶。下午２时许，秋津洲逼近，挂出停驶信号，并发出１２公分炮弹以示警告。王永发见情况紧急，慌乱间六神无主，准备自尽，被船上丹麦籍职员劝住。王永发便挂起白旗，又加挂日本国旗表示投降。操江后被解往佐世保港，船上官兵在战后遣返回国，船上２０万两饷银、２０门大炮、步枪３０００支和大批弹药悉数为日方所得。

广乙搁浅，操江被俘，济远带伤驶回威海卫修整不题，再说高升。上午９时，浪速看见一悬挂英国旗的英国船驶来，断定船内必定有中国军队，于是命令停船，英国船长被迫停驶。１０点左右，浪速派代表乘一小艇登船，检查商船的执照。英国船长出示执照并提请日本人注意是英国商船，但日本代表不予理会，反问英国船长：“高升要跟浪速去，同意吗？”英国船长答道：“如果命令跟着走，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抗议下服从。”于是日本代表回去后，浪速再次挂出信号：“立刻起锚或者斩断缆绳，随我前进！”英国船长正准备遵命，船上许多清军将士攘臂而起，全船骚动。船上清兵帮带高继善对大家说：“我辈同舟共命，不可为日兵辱！”他拔刀冲向船长大喝：“敢有降日本者，当污我刀！”大家齐声响应，一船鼎沸。因语言不通，高继善通过翻译告诉船长：“宁愿死，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 令！”船长则试图说服清军将士投降，于是船上展开了一场辩论：

船长：“抵抗是无用的，一颗炮弹就能在短时间内使船沉没。”帮带：“我们宁死不当俘虏！”船长：“请再考虑，投降实为上策。”帮带：“除非日本人我们同意退回大沽口， 否则拼死一战，决不投降！”船长：“倘使你们决计要打，外国船员必须离船。”

清兵不同意，把他看管起来，并看守了船上所有的吊艇，不准任何人离船。英国船长要求发信号请浪速再派人来，以便通知船上发生的情况。于是日本代表又乘小艇靠近高升轮。 翻译对日军代表说：“船长已失去自由，不能服从你们的命令，船上的士兵不许他这样做。”船长说：“请带信给舰长，说华人拒绝高升船当俘虏，坚持退回大沽口。”他还指出，高升是一艘英国商船，而且离开中国海港时尚未宣战；即使现在已经宣战，这个要求也是合理的。日本代表含糊其辞，驾艇回去了。

这时已经是１２时半，交涉已历经了三个小时。浪速挂出信号：“欧洲人立刻离船！”可是清兵不许放船，英国船长用信号告诉浪速：“不准我们离船，请再派一小船来。”浪速回答：“不能再派小船。”并向前开动，绕高升号一周，停在１５０米开外。下午１时，浪速突然发射一枚鱼雷，但没有命中，又用六门右舷炮轰击。十五六响后，高升开始下沉。船上官兵在炮火下用步枪还击，直至船身完全沉没。浪速对落水的士兵继续开炮射击。

高升沉没后，法舰利安门号从桅杆上救出４４人，德舰伊力达斯号救出１１８人，英舰播布斯号救出８７人；浪速在高升沉没后救起船长、大副和另外一名英国水手，同时俘获两名清军士兵；德国人、北洋水师总教习汉纳根自己游到了岸上；另有两名清军士兵游到附近孤岛上，四十余日后遇救。其余８７１名清军官兵及６２名中外船员全部遇难。

高升号被击沉的消息传出后，英国舆论大哗。英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严重抗议，指出在中日两国尚未宣战的情况下，无故击沉中立国商船，是粗暴地违反国际法。陆奥接到报告后，怕引起英国干涉，连忙下令调查，并向英国方面赔礼道歉，同时优待英国船长、船员以博得好感。８月８日，日本复照英国外交大臣说：“我能给予英国政府关于我国政府之忠实希望及保证：一旦证明日本海军军官之行动是违约的，日本政府将尽力给予一切赔偿。”后来，随着日本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英国考虑“不欲多事，得罪强者”，又从利用日本抵制俄国的大方针出发，不愿为了一艘小小的商船引起冲突，所以渐渐地不再坚持赔款和道歉。后来上海的英国海事仲裁也做出了有利于日本的判决，认为日本军舰有权击沉高升轮，于是英、日两国达成谅解。其实，早在７月２３日，英国见日本发动战争决心已定，无法挽回，就向日本政府提出如下要求：“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欲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其附近为战争的运动。”意思就是说，只要不在上海及附近发动战争，英国就不会干涉了。

丰岛海战打响的当天，日本陆军混成旅一部约四千人，也由汉城出发，进攻牙山清军。牙山清军本来只有二千多人，２４日援军登陆后，总兵力达到３８８０人。但牙山地势不利于防守，故分出一队二千人，由太原总兵聂士成率领，进驻东北２０公里处的成欢布防。 ２９日凌晨，南下日军在安城渡遭到前沿清军的伏击，伤亡颇重。但由于日军人数众多，激战二小时终于突破前沿，清晨５时开始进攻在成欢的主防线。日军看到聂士成将炮兵主力布置在左翼，而右翼阵地未配备大炮，兵力薄弱，于是以一队佯攻清军左翼，而集中八门大炮猛攻右翼。双方激战二小时，清军右翼失守。日军两路夹攻，聂士成终于不支，率众突围，向南与叶志超部会合。聂、叶合军后，考虑到牙山不利防守，乃主动退出，并准备在当夜偷袭日营。哪知日军早已料到清军在牙山驻守多日，大量锱重不可能走远，便命令戒备。果然当清军夜袭时，日军早有防备，清军受挫而败退，丢下大量武器弹药。聂、叶主力绕道朝鲜东海岸，行程两千多里，历时二十多天到达平壤，与左保贵、马玉昆、卫汝贵诸军会合。

成欢、牙山之战清军共伤亡二百多人，日军伤亡八十多人。战斗规模不大，但影响不小。因为此后朝鲜南部全部为日军控制，并切断了中国到达朝鲜西海岸的航道，日军可以专心北顾，解除了来自海上和南部的后顾之忧。陆奥宗光说：“牙山战捷的结果，汉城附近已无中国军队的踪影，朝鲜政府完全掌握在我帝国之手中等喜讯，立时传遍全国。从前那些应否以强硬手段迫使朝鲜改革，以及高谈我军先攻中国军队的得失等议论，已被全国城乡到处飘扬的太阳旗和庆祝帝国胜利的欢呼所淹没。”８月５日，进攻牙山的混成旅团返回汉城，大鸟圭介在汉城南郊扎凯旋门，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混成旅团经过凯旋门时，打出一面白旗，上写“成欢之战利品”和“清兵大败之证”两行大字。而叶志超却向李鸿章报捷，谎言清军以寡敌众，毙敌２０００余人。

下一章：激战平壤

[船长]

第四章 激战平壤

平壤之战，是甲午战争初期中日两国之间在朝鲜平壤地区进行的一次重要战斗。从中国方面来说，早在两个月前以经开始为这次战斗进行准备了。在清朝廷和李鸿章的严令下，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 丰开阿四路大军，３２营编制，共计１３５２６人，从７月２１日开始启程入朝。

７月底，日军已开抵大同江口，开始派出小队的探兵前往平壤。清军得知消息后，最先入朝盛军统帅卫汝贵见情况紧急，全队开拔已赶不上，便火速派遣前哨官带领亲兵马队先 行，于７月３１日抵达平壤。当日，日军破坏了电报局后匆忙撤走。盛军先头部队把大同江上小船都收至北岸，并与朝鲜兵连夜守城，鸣枪惊退偷袭的日军。

在得知日军围韩宫拘王及丰岛海战的消息后，７月２８日，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明确表示了与日本决裂的姿态，同时着手进行备战。在短短的几天内，他主要抓了四件事：第一，严催朝鲜北路进兵。清军终于抢先进驻平壤，并集结了一万多人的军队，在战略上意义重大；第二，国内禁止拍发密电。这样，日谍只能用明码传递情报，易被识破；第三，建议总理衙门严查间谍。此后，沿海各省都加强了防范，并破获了几起重大日谍案件；第四，采纳丁汝昌建议，在威海口增添挡雷铁链和木桩，以防日本鱼雷偷袭。

７月２９日，军机处令李鸿章转电汪凤藻：“日本击我兵船，业已绝好开衅。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应立即撤令回国。”３０日，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华公使馆、领事馆，指出日本首先挑战。当天，朝廷下谕撤回所有驻日使馆、领事署，同时经美国政府同意，委托美国政府代为保护居住于日本侨民的合法利益。３１日，总理衙门照会日本驻华临时代办小村寿太郎：“倭先开衅，致废修好之约，此后与彼无可商之事。殊为可惜！”并对其下了逐客令。

同一天，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向驻东京各国公使发出通告：“帝国政府为使日清之间之争议合理解决，并使彼此关系永远协调，虽曾使用各种光明正大之手段，迄今显然未奏其效。为解决此事，本大臣荣幸地通知阁下：帝国与清国现进入战争状态。”

８月１日，清政府正式下诏宣战。同一天，明治天皇睦仁也下诏对中国正式宣战。

８月３日，清朝总理衙门向各国公使馆致送保护各国商民教士的照会，称：“现与中国寻衅者只日本一国，此外有约各国悉皆交好如常。”日本政府也要求美国政府保护中国境内日本侨民的安全，４日，总理衙门复照美国公使，同意保护中国境内的日本公民免受凌辱。 随后，欧美各主要国家，除俄国外，都先后声明局外中立。

８月１日正式宣战后，中日两国都制定了相应的作战计划。清政府的作战计划可归结为两点：一、以北洋海军扼守渤海湾口，并掩护陆军进驻朝鲜；二、集结陆军于平壤，再南下进攻日本陆军。

８月５日，日本战时大本营制订出“作战大方针”，其大体要点是：

这次战争的目标，是最后在直隶（河北）平原同清军主力决战，打败清军，迫其投降。上述目标能否实现，关键在海军作战之胜负。预计到中国拥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吨位、兵力都超过日本，海战胜负难以预料，因此设计了三种作战方案：甲案，海战胜利，夺得制海权，立即由渤海湾输送陆军，在直隶平原寻求与清军主力决战；乙案，海战胜负不分，则派陆军击退在朝鲜之清军，实现扶植朝鲜独立之目的；丙案，海战失败，制海权被中国夺得，则尽可能增派陆军加强在朝鲜的防御，击退清军的进攻。

８月４日至９日，清军四路大军先后开进平壤。从牙山撤回的叶志超、聂士成部，也分别在 ８月２１日和２８日抵达平壤。至此，清军已集结了北洋陆军为主的部队一万五、六千人，人数上超过了日军。谎报战功的败军之将叶志超，竟于８月２５日被委任为驻平壤的清军部队的总指挥官。朝廷命诸军星夜前进，直抵汉城。但李鸿章看到陆军实力有限，进攻没有把握，便提出“先守定局，再图进取”，并要求再集兵三万，稳固后路，然后分兵南下。 朝廷同意增兵，但仍坚持进兵汉城。此时北洋陆军已调走一半，不能再抽，于是清政府下令奉（天）、晋、豫、鄂、湘诸军抽调军队入朝，但各省行动缓慢，至９月１３日，除总兵吕本元率马队两营驰抵义州外，其余没有一军渡过鸭绿江。这样，平壤诸军无法出击，只能据守了。［注：义州与丹东（当时称安东）隔鸭绿江相望。］

当清军在攻守之间踌躇时，日军也按照大本营的计划，加紧向朝鲜增援，目标是把清军驱逐于朝鲜境外。８月下旬，第五师团在朝鲜集结完毕，兵力再次超过清军。９月上旬，第三师团的一半兵力进入朝鲜，与第五师团组成第一军，由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任司令官，兵力达到１９，６００人。此时，日军重兵集结，而由于朝鲜老百姓对日军的抵制，日军的补给极其困难，不利于持久作战。同时考虑到抑制国内滋长的厌战情绪，以及避免给西方列国的干涉留下空间，都要求立即发动这次战役，而不能等到布署完毕的时候再进行。而且，清军也在不断增援，待其防御加强后进攻会更加困难。因此，先到汉城的第五师团长野津决定不 等第三师团开到，就以所部１６，０００人强攻平壤，并决定以９月１５日为期发动总攻，各部队必须按时到达指定位置。

９月８日，为了便于指挥作战，日本政府把大本营由东京移到广岛。１２日，日本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朋大将到达朝鲜仁川，指挥平壤战役。他对麾下将士训示道：“万一战局极端困难，也绝不为敌人所生擒，宁可清白一死，以示日本男儿之气节，保全日本男儿之名 誉。”１５日，天皇睦仁到达广岛，亲自指挥对华作战。

９月初，日军分四路向平壤运动，１２日以后陆续到达平壤，１５日完成了对平壤的包围。进攻平壤的日本陆军共计１６，０００多人，山炮４４门。

日军进军平壤，李鸿章不敢怠慢，急电叶志超及诸将加强防守。叶志超见后援迟迟不到，恐后路被日军自海上登陆所断，遂分兵数千驻扎在安州、肃州和义州。这样，驻守平壤城内外的清军只有约９，５００人，山炮、野炮和机关炮３８门。至９月１３日，防御部署基本就绪。

９月１２日，日军进攻牙山的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率领下，进至大同江边，试图渡江。清军发炮轰击，日军前卫被迫后退。于是日军分成左右两翼，配备大炮二十门。双方首先展开了激烈的炮战，１０时，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向清军堡垒发起冲锋，毅军、盛军士兵顽强抵御，大同江北岸的清军炮兵也发炮支援，日军被击退。１３日下午，双方又炮战许久，日军仍未能渡江。与此同时，其它三路日军也先后按计划到达指定位置，与清军防守阵地对峙。

１５日凌晨，日军对平壤按计划开始了总攻，战役首先由大岛率领的混成旅团在平壤南 战场展开。大岛因成欢之战的胜利，颇有些轻敌骄傲，急于建功。他在１４日许愿说“本旅团将以明日午前８时前后攻陷平壤，共握手于城中，以祝万岁”。凌晨４时许，当日军前队 进至大同江南岸、船桥里的清军桥头堡附近时，担任警卫的清兵鸣枪示警。于是，双方枪炮齐鸣，平壤之战打响了。

参加船桥里之战的日军，有两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联队，共３，６００人；清军是马玉昆指挥的毅军和卫汝贵指挥的盛军各一个营，共二千人。是时，日军集中兵力进攻船桥里的三个桥头堡，大小火炮不间断地猛烈轰击清军堡垒，大同江北岸的清军也连连发炮还击。 据桥本海关的《清日战争实记》记载：“大小炮弹连发如雨，炮声隆隆震天撼地，硝烟如云涌起，遮于面前。在如此激烈的炮击下，原以为敌兵会立即溃散。然而，我军前进一步，敌军亦前进一步，彼此步步相互接近。此时，除使炮击更加猛烈外，亦别无他顾。战争愈来愈 激烈，乾坤似将为之崩裂。……日军将领早即闻马玉昆骠悍之名，今日始知果不虚传。”

不久，东方渐白。卫汝贵从大同江北岸了望，见日军所在不占地利，于是亲率盛军传字正营二百人过江作战。日军缺乏隐蔽物而强行接近桥头堡，完全暴露在清军枪口下，伤亡甚众。同时，清军不断通过船桥向江南堡垒运送弹药，而日军则弹药殆尽，士气低落。清军在船桥里的反攻战，在马玉昆和卫汝贵的指挥下，一直进行到午后。下午２时半，大岛见弹 用尽，而且部队全天未进餐，便下令停止射击，撤离战场，清军也没有追击。

这次战斗，日军将校以下战死１４０名，伤２９０名，旅团长大岛少将也受了伤，无功而返。有诗叹曰：“此役不克旗下死，呜呼苦战船桥里。”［日本诗人衫浦梅谭］

同一天，平壤西战场的战斗在上午８时许开始打响。日军第五师团主力共５，４００余 人，由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指挥，在大同江上游渡江后，到达城西的普通江。盛军、芦榆防军依据堡垒，与之枪炮对射，日军受阻。清军见状，派出骑兵出城反攻，日军占据有利地形，炮、步兵配合射击，清兵纷纷落马。清军又组织第二次骑兵出击，仍然伤亡严重，两次冲击共战死１３０人，战马２７３头。清军见出战不利，便据堡垒固守，日军亦不敢渡江，两军休战，以待明日。

平壤北战场是日军进攻平壤的主攻方向，日军在此集结了总兵力的将近一半，包括两个支队，共７，８００人。按预定计划，两支队于１５日拂晓分成东西两路向玄武门外的清军展开了钳形攻势。守卫在平壤城玄武门外的清军，一是左宝贵率领的奉军三个营，守卫玄武门、牡丹台及城外堡垒，计１，５００人；一是江自康率领的仁字两营四哨，守卫在箕子陵 一带，计１，４００人。攻守双方的兵力相差２·７倍。日军集中两个支队主力，先进攻清 军城外的内外重三垒。而守卫的奉军兵力不到其五分之一。日军素闻左宝贵挠勇，知宝贵不 死，平壤不可得，于是弃江自康而专攻奉军。

清晨５时正，日军支队长下令发射进攻平壤城北的第一炮，清军堡垒寂静不应。日军进至堡垒附近低地时，清军的毛瑟十三连发枪突然齐射，飞弹如猛雨骤至。日军支队长正指挥间，忽有一弹飞来，击中前额。因射程太远，弹力已衰，幸免于丧命。日军势将不支时，山 炮阵地连放榴霰弹，不断命中清军阵地，清兵死伤众多。日军趁势攻入外重堡垒之东垒，双方展开肉搏，堡垒中五十余清兵全部战死阵地。７时半，日军终于占领此垒。

日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向奉军其余堡垒不断发起进攻。奉军虽顽强抵抗，但仅配备了３门野炮、１门速射炮，在日军的１２门山炮轰击下，寡不敌众。上午８时，清军的城外堡垒全部丢失。日军重新部署兵力，分三路进而攻击牡丹台。牡丹台虽然配备有野炮、速射炮 和七连发步枪，火力较强，但日军的炮兵集中火力猛轰，摧毁清军速射炮及掩蔽墙，清兵多杀伤。日军步兵乘势蚁附而上，牡丹台守军终于不支。８时半，日军攻上牡丹台后，把炮兵移到台上，对玄武门和全城构成了极大威胁。

左宝贵当时正在玄武门上督战，见牡丹台失守，知势不可挽，以死当之。他换上御赐朝服，亲燃大炮，连发３６颗。双方均拚死一战，“日军三突之，清兵三退之”。激战中，左宝贵两处中弹，犹裹伤指挥，后日军榴霰弹连至，炮中当胸而亡。后光绪皇帝作《御制祭 文》悼曰：“方当转战无前，大军云集；何意出师未捷，上将星沉。喑鸣之壮气不消，仓猝 而雄躯遽殉。”有诗叹曰：“本期痛饮黄龙府，不意难回落日戈。”［王蕲新：《为左忠壮 公书衣冠墓门坊》］

日军虽然攻占了牡丹台和玄武门，但仍被阻于内城之外，无力继续进攻，当天结束战斗。而在平壤西、南两处的进攻更是连连受挫。此日之战，日兵死１８９人，伤５１６人，清兵伤亡人数少于日军。日军所带的弹药、口粮都已用尽，在平壤城外冒雨露宿，处境极为艰难。

作为清军统帅的叶志超，在此关键时刻却没有看到这些有利因素，他只看到玄武门的失守和奉军统帅左宝贵的战死，因而丧失了抵抗信心。当晚，他召集各统领商议放弃平壤，撤军至鸭绿江设防。诸将中只有马玉昆提出反对，叶志超不听，于是下令部队撤离平壤。

当夜８时，清军开始撤退。叶志超传令放弃辎重，轻装持械，趁夜而退。当时，大雨倾盆，清兵冒雨蜂拥出城。日军在黑暗中听到人马奔腾，以为是清军劫寨，于是拦路截杀。清兵混乱中不分敌我，胡乱放枪开炮，误伤累累。经过整整一夜，清军全部退出平壤，在混乱中死伤人数达到二千多，远远超过了在战役中的损失。１６日拂晓，日军进入平壤，发现城内已没有清军一兵一卒，而被清军丢弃的武器、弹药、粮饷和其它物资无数，尽数为日军所得。

当初清政府听信叶志超谎报牙山战功，任命他为入朝诸军统帅，实乃一大失误。叶志超作为一个败军之将，一味消极防守，几次错过了趁敌未稳，主动出击的机会，最后主动撤出平壤，导致清军雨夜之溃。清军装备最精良的北洋陆军由此锐气顿失。日本历史学者说：“苦于粮食不足、担心清兵加强防御阵地的野津师团长，感到后援的第三师团一到，补给将 更加困难，于是决定在后援部队尚未到达时，便以第五师团进行强攻，这种作战是极其冒险的。如果连续激战两天以上，那么弹药和粮食将同时失去补给，只有放弃围攻，实行退 却。”

平壤失利的消息传出，清政府震动，下令严办。叶志超被械送京师，由刑部定斩监候。连在平壤战役中立有军功的卫汝贵，也因没有反对叶志超撤兵和在朝鲜纵兵抢掠而被斩决。平壤战役后，清军全部退至鸭绿江边，日军于是完全控制了朝鲜。

下一章：黄海搏杀

[船长]

第五章 黄海搏杀

早在几路日军逼近平壤的同时，日本海军按照大本营的作战大方针，也在极力寻求与北洋海军主力决战。在大同江外海面，日本海军集中了１２艘军舰，包括其全都精华，即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等八艘五千马力以上的主力舰和巡洋舰。

本来，李鸿章认为北洋海军快舰过少，不宜出外海与日本争夺制海权，因而采取保证近海防御的方针，以保持北洋舰队实力。后来，由于叶志超心怯，担心驻朝清军力量单薄，屡次电请李鸿章增兵，特别强调保护平壤的后路——安州。李鸿章见朝鲜局势越来越紧张，而各省的援军又遥遥无期，只得一面告诫叶志超“仍督同各军镇静严守，勿涉张皇”，一面调用驻守旅大的主力部队，刘盛休的铭军由海路增援安州，同时命丁汝昌率北洋舰队主力护航。

９月１５日上午，北洋舰队的主力，计军舰１０艘，附属舰８艘，在丁汝昌率领下到达大连湾，等候运兵船装载陆军及辎重。１６日凌晨１时，铭军的十个营共四千人分乘五艘运兵船，由北洋舰队护送，向鸭绿江口的大东沟进发。１６日中午，舰队抵达大东沟，到次日早晨，军队全都登陆。１７日上午８时，旗舰定远上挂出龙旗开始返航，同时进行上午常操。舰上的美籍海员马吉芬写道：“自午前九钟起，各舰犹施行战斗操练一小时，炮手并复习射击不辍。舰员中，水兵等尤为活泼，渴欲与敌决一快战，以雪广乙、高升之耻。士气旺 盛，莫可名状。”１０时半，操练结束，各舰准备午饭。

当北洋舰队演习常操的时候，日本联合舰队的１２艘军舰，也正在向大东沟方向搜索敌舰，并在航行中进行操练。１１时许，北洋舰队突然发现西南方向海面上有几簇黑烟，丁汝昌登上甲板了望，判定为日本舰队。于是立即命令各舰升火、实弹，准备战斗。霎时，战斗喇叭长鸣，响彻全舰队；各舰的烟囱都吐出浓烟，轮机兵将机室隔绝，进行强压通风，储蓄饱满火力和汽力，以备战斗行动。马吉芬写道：“中日启衅之后，我舰队员无不锐意备战。有鉴丰岛一役济远、广乙之覆辙，各舰皆将舢舨解除，意在表示军舰之命运即乘员之命运，舰存与存，舰亡与亡。此外，与战斗无益之木器、索具、玻璃等项，悉行除去无余。各舰皆涂以深灰色，沿舱面要部周围积置沙袋，高可三、四英尺。通气管及通风筒咸置之舱内，窗户与防水门概为锁闭。凡有乘员俱就战斗部署，战斗喇叭余响未尽，而战斗准备业已整然。”

１１时半，吉野先发现两缕黑烟，继而遥见三、四缕，于是判断为北洋舰队，发出信号“东北方向发现三艘以上敌舰”。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见到信号，立即传令改为鱼贯纵阵。于是，第一游击队居前，本队六舰继后，西京丸和赤城移至本队左侧，作为非战斗行列。双方舰队距离越来越近，在日本军舰上用望远镜已经能清楚地看到，中国军舰上“两臂裸露而呈浅黑色的壮士，一伙一伙地伫立在大炮旁，正准备着这场你死我活的决战”。伊东佑亨见北洋舰队阵势严整，怕士兵临战畏惧，特别下令准许“随意吸烟，以安定心神”。

此时，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右翼总兵刘步蟾、德国籍总教习汉纳根都登上旗舰定远号的舰桥，一面密切注视日舰动向，一面商讨对策。到了１２时２０分，迎面驶来的日舰逐渐接近，已经能清晰地分辨出１２艘军舰。丁汝昌见来势凶猛，觉得不可掉以轻心，为了发挥各舰舰首主炮的威力，他下令把阵形改为犄角雁行小队阵。此阵的要点是：每一小队中前舰为队长，其僚舰位于右后４５度线上，相距４００码，各小队间距１２００码。同时，丁汝昌还向各舰管带发出以下指令：㈠各小队姊妹舰协同行动，互相援助；㈡始终以舰首向敌，发挥重炮威力；㈢全队尽可能集中，随同旗舰运动。“因日舰船炮皆快，我军必须整队攻击，万不可离，免被敌人所算。”具体分队情况是：旗舰定远和镇远两艘巨舰居中，为第一队；致远、靖远为第二队在左；经远、来远为第三队居右；济远、广甲为第四队在左，超勇、扬威为第五队在右。由于两翼的第四、第五小队舰速较慢，所以变阵后的舰队形成一个半月形，向日舰的一字阵迎去。

日本海军根据舰速快、舷侧速射炮多的特点，一直视单纵阵为制胜法宝。此时日舰见到北洋舰队的阵形，决定避开定远和镇远两艘巨舰，以快速的第一游击队先攻击北洋舰队最薄弱的右翼。于是，行驶在一字阵前部的第一游击队由８节航速加速至１０节，并向右转舵，渐渐地与本队拉开了距离。这样，一字阵就断为前后两截。

北洋舰队仍保持８节的航速，并将半月形形展开，以便各舰首炮都能轰击敌舰。 中午１２时５０分，双方舰队接近至５３００米时，北洋舰队旗舰定远首先开炮。据高千穗舰记载：“定远的炮座吐出一团白烟，轰然一声巨响，其３０公分半的巨弹冲开烟雾，飞过日舰头顶，落在驶在最前面的吉野舰侧１００米处，海水顿时腾高数丈。”定远的第一炮，也是全队发动进攻的信号，“是为黄海海战第一炮声，盖此炮声唤起三军士气也。” ［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十秒钟后，镇远舰也发出炮弹，紧接着，北洋舰队各舰一齐发炮轰击。三分钟后，日本旗舰松岛也开始发炮还击。刹时间，双方各舰百炮一齐怒放，硝烟弥漫，海水沸腾。

开战之初，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下：

火炮（其中速射炮） 鱼雷发射管 总排水量 总兵力 平均航速

日舰 ２７３（１９２） ３６ ４０８４９ ３５００ １６．４

清舰 １８０（２７） ２７ ３４４９６ ２０００ １５．１

其中，日本第一游击队平均航速达１９．４节。另据英国海军年鉴统计，当时速射炮的发射速度是原后装炮的六倍，由此计算，日本舰队的火力实际上相当于北洋舰队的三倍。 依航行次序，日舰配备情况如下：

　

第一游击队：

舰名 舰长 排水量 速度（节） 主要火炮（门）鱼雷

吉野 河原要一 ４２２５ ２２．５ １５公分速射４５，１２公分速射８

高千穗 野村贞 ３７０９ １８．０ ２６公分２４，１５公分速射６

秋津洲 上村彦之丞 ３１５０ １９．０ １５公分速射４４，１２公分速射６

浪速 东乡平八郎 ３７０９ １８．０ ２６公分２４，１５公分速射６

本队第一群阵：

舰名 舰长 排水量 速度（节） 主要火炮（门）鱼雷

松岛 尾本知道 ４２７８ １６．０ ３２公分１４，１２公分速射１２

千代田 田内正敏 ２４３９ １９．０ １２公分速射１０３

严岛 横尾道立 ４２７８ １６．０ ３２公分１４，１２公分速射１１

本队第二群阵：

舰名 舰长 排水量 速度（节） 主要火炮（门）鱼雷

桥立 日高壮之承 ４２７８ １６．０ ３２公分１４，１２公分速射１２

比睿 樱井规矩之 ２２８４ １３．５ １７公分２２， 左右１５公分速射６

扶桑 新井有贯 ３７７７ １３．０ ２８公分４２， １５公分速射４

本队左侧：

舰名 舰长 排水量 速度（节） 主要火炮（门）鱼雷

西京丸 鹿野勇之进 ４１００ １５．０ １２公分速射４

赤城 坂元八郎太 ６２２ １０．３ １２公分速射４

北洋舰队的１２艘军舰配备情况如下：

舰名 舰长 排水量 速度（节） 主要火炮（门）鱼雷

定远 刘步蟾 ７３３５ １４．５ ３０．５公分４３，１５公分２

镇远 林泰曾 ７３３５ １４．５ ３０．５公分４３，１５公分２

经远 林永升 ２９００ １５．５ ２１公分２４，１５公分２

来远 丘宝仁 ２９００ １５．５ ２１公分２４，１５公分２

致远 邓世昌 ２３００ １８．０ ２１公分３４，１５公分２

靖远 叶祖珪 ２３００ １８．０ ２１公分３４，１５公分２

济远 方伯谦 ２３００ １５．０ ２１公分２４，１５公分１

平远 李和 ２１００ １１．０ ２６公分１１，１５公分２

超勇 黄建勋 １３５０ １５．０ ２５公分２

扬威 林履中 １３５０ １５．０ ２５公分２

广甲 吴敬荣 １２９６ １４．０ １５公分２

广丙 程璧光 １０３０ １５．０ １２公分３

另外六艘舰艇为炮舰镇南、镇中和鱼雷艇福龙、左一、右二、右三。

战斗开始不久，北洋舰队旗舰“定远”舰由于下水１２年，久已失修，舰桥被突然开火的大炮震塌，丁汝昌摔伤，信旗被毁。丁汝昌拒绝随从把自己投入内舱，坚持坐在甲板上督战。可是他只能鼓一舰士气，战斗刚开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指挥。日第一游击队４舰横越北洋舰队前方，利用航速优势绕攻北洋舰队右翼“超勇”、“扬威”，二舰相继被击中起火，退出战斗。日舰“吉野”也被北洋舰队击中起火，但很快被扑灭。１３时３０分左右，“超勇”沉没。

当日本第一游击队绕攻北洋舰队右翼时，本队也与北洋舰队主力交相攻击。日舰“比睿”、“赤城”、“扶桑”、“西京丸”“被北洋舰队截击。

“定远”、“来远”、“经远”重创“比睿”、“赤城”。“赤城”舰长坂元八郎太当场毙命。“西京丸”也受重伤。但是，日本舰队利用其航速快、便于机动的优点，第一游击队和本队互相配合，至１４时１５分左右，本队已绕至北洋舰队背后，与第一游击队形成夹击之势。北洋舰队腹背受敌，队形更加混乱。在混战中，北洋舰队一直冲杀在前的“致远”舰受到日“吉野”、“高千穗”等的集中轰击，多处受伤，船身倾斜。

伊东祐亨令第一游击队救援“赤城”、“比睿”。“吉野”冲在最前面，正遇上全身着火的“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对大副陈金揆说：“偻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邓世昌下令撞沉“吉野”。“致远”舰象一条火龙向“吉野”号右舷高速撞去。日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拼命逃窜，并向“致远”舰连连发射鱼雷，“致远”舰躲过一条泡沫飞溅的鱼雷后，不幸为另一条鱼雷所中，全舰官兵共２５２名壮烈战死。

“经远”继续迎战“吉野”，也中弹起火，管带林永升、大副陈策阵亡，随后舰也被敌鱼雷击沉，全舰２７０人除１６人获救外，全部殉难。“致远”沉没后，“济远”管带方伯谦、“广甲”管带吴敬荣，临阵脱逃（方伯谦等是否临阵脱逃，近年有不同看法）。“靖远”、“来远”因中弹过多，退出战斗，避至大鹿岛附近紧急修补损坏的机器。

在“致远”、“经远”等舰同第一游击队激战的同时，“定远”、“镇远”两舰正顽强抵抗着日舰本队的围攻，虽中弹甚多，几次起火，全体官兵仍然坚持奋战。英国顾问泰勒事后回忆；中国“军舰上的巨炮喷着火焰和硝烟，……水手们严肃、乐观，他们当中丝毫没有恐惧形迹。”下午３时３０分，“镇远”舰的３０．５公分大炮连续击中日本旗舰“松岛”号二次。“松岛”后甲板四号炮塔中弹后，火焰引发装药，发生了大爆炸。“松岛”船轴倾斜５度，冒起白烟，火灾大作。日军炮塔指挥官海军大尉志摩清直以下１００余人皆被击毙。死尸堆积，血流满船，“松岛”号不得不败走。

不久，“靖远”、“来远”抢修完毕，重新投入战斗。“靖远”帮带大副刘冠雄见“定远”号旗桅杆断裂，不能升旗指挥，建议管带叶祖珪代悬信旗集队，指挥各舰绕击日舰。这时，日舰“赤城”、“比睿”、“西京丸”被“定远”、“镇远”轰得不知去向，旗舰“松岛”已经瘫痪，“吉野”、“扶桑”也受了重伤，不能再战，又见北洋舰队重新集队，伊东祐亨便于１７时４０分左右下令撤出战场。

北洋舰队稍事追击，也收队返回旅顺。历时５个多小时的黄海海战到此结束。黄海海战历时５个多小时，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为近代世界海战史上所罕见。

海战的结果是北洋舰队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广甲”逃离战场后触礁，几天后被自毁）５艘军舰，死伤官兵千余人；日本舰队“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５舰受重伤（“西京丸”、“赤城”两舰被拖行后不久后沉没），死伤官兵６００余人。黄海海战以后，由于北洋舰队嗣后不敢再战，日本基本上掌握了黄海制海权。

下一章：大战辽东

[船长]

第六章 大战辽东

日军在占领了朝鲜以后，为了迫使清政府屈服，于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２４日兵分两路对中国发动进攻。第一路在山县有朋大将率领下，从朝鲜义州攻击清军的鸭绿江防线；第二路以陆军大将大山岩为司令官，由海路在辽东半岛东岸的花园口登陆，进犯大连和旅顺。

当时集结在鸭绿江沿岸的清军，计有宋庆的毅军、聂士成的芦榆防军、依克唐阿的镇边军、刘盛休的铭军、吕本元的盛军、丰升阿的奉军和倭恒额的齐字练军，近８０营，约２万人。这些军队分别由四川提督宋庆和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统率，以九连城为中心向左右沿鸭绿江布防。

１０月２４日，日军主力开始进攻九连城、虎山一线。当天夜间，日军在义州与虎山之间架设了两座浮桥。２５日拂晓，日军通过浮桥，开始直攻虎山。聂士成和马金叙率军奋勇抵抗，打退了日军的四次进攻。但因两面受敌，伤亡甚众。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为了掩护大队清军后撤，聂士成、马金叙一直坚持到午后才突围到凤凰城，虎山失守。２６日清晨，日军进攻九连城，宋庆感到兵力单薄，连夜撤往凤凰城。日军占领九连城，接着又占领安东（今丹东），清军鸭绿江防线不到两天时间就全线崩溃了。

日军占领鸭绿江沿岸后，兵分两路进攻奉天（今沈阳）。一路从凤凰城经辽阳（东路），另一路绕道岫岩、海城，出辽阳之西（西路）。东路先由宋庆率军防堵。１０月３０日，他放弃凤凰城，退守大高岭（又称摩天岭）。数日后，宋庆奉命回援旅顺，东路守军改由聂士成指挥。聂士成在当地人民的配合下，利用大高岭天险抗击日军，从正面阻止日军由东路进攻奉天。依克唐阿率部驻守赛马集，从侧面牵制凤凰城日军，支援了大高岭的正面防御。

在大高岭保卫战中，聂士成巧妙地使用疑兵计，使日军不敢贸然攻岭。经过十几昼夜的苦战，顶住了日军的进攻，牢牢地守住了大高岭阵地。阵地守住以后，聂士成就改变战术，组织兵力主动出击。

１１月２５日，聂士成率部与依克唐阿、寿山等配合作战，夹击草河口一带日军，歼敌４０余人，击毙日步兵大尉斋藤正起，打伤日军炮兵大尉池田纲平和炮兵中尉关谷豁等。２６日晚，聂士成又利用下雪天，密约盛军接应，亲率数百骑，突袭连山关，取得成功，收复了连山关。这是开战以来，清军第一次收复失地，得到清廷的嘉奖。

连山关大捷以后，东路战场的形势为之一变。日军转为守势，清军转为攻势。１２月５日，聂士成精选将士１０００余人进攻分水岭，并乘胜追击到草河口。１２月９日，聂士成部联合依克唐阿骑兵，在金家河大破日军，击毙敌人数十名，收复了草河口。

日军见东路难以得手，就加强西路的攻势。１１月１９日，日军自大孤山、凤凰城两路进攻岫岩，守将丰升阿、聂桂林率众逃往析木城。１２月１２日，日军进攻析木城，丰、聂又奔往海城。１３日，海城也被日军攻占。

在进攻鸭绿江防线的同一天，日军第二路也开始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１０月２６日占领花园口。２８日占领貔子窝。

１１月４日，日军开始进攻金州。驻守旅顺的总兵徐邦道自告奋勇率部前往御敌，５日与日军大战于石门子，因无后援，寡不敌众，败退旅顺。日军占领金州后，７日黎明兵分三路进攻大连。守将赵怀业贪生怕死，未战而逃往旅顺。９日，日军占领了大连。

１１月１８日，日军开始进攻旅顺。旅顺是北洋海军的基地之一，山水交错，形势奇险，易守难攻，守军也有３０余营，因诸将互相观望，又无统一指挥，只有徐邦道率部拚死迎敌，并于１９日在土城子一带重创日军。２１日，日军发动总攻，徐邦道部因伤亡过重，不得不突围北撤。２２日，旅顺失陷。清政府耗巨资经营了１５年的旅顺军港和当时东亚最大的船坞就这样被日军占领了。

１２月底，日军第二军８０００余人由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率领，从金州北犯盖平（今盖县），守将章高元率军英勇抵抗，营官杨寿山、李仁党力战阵亡，盖平陷落。

１２月２８日，清政府任命湘军宿将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节制山海关内外各军约８万人，准备收复辽沈门户海城。１８９５年１月１７日至２月１６日，清军３万人先后三次会攻海城，但都无功而返。２月２１日和２７日，清廷增调吴大澄、魏光焘所部参加第四、第五次反攻海城，兵力增至６万。在清军集中兵力围攻海城时，日军却用“围魏救赵”的办法，分兵进攻大高岭、辽阳和鞍山。清军中计，长顺和依克唐阿先后率军驰援辽阳。３月３日，日军又乘虚直扑清军后方牛庄，魏光焘等急由前线撤军回援牛庄。这样，海城之围不攻自解。

３月４日，日军第一军第三、第五师团合攻牛庄。魏光焘、李光久以１１营约５０００人的兵力抗击日军两个师团１．２万人进攻，虽顽强抵抗，并在巷战中重创日军，打死打伤日军近４００人，但清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经过一昼夜的激战，牛庄最后被日军占领。

３月６日，日军分路向营口进发，准备于7日拂晓向营口发起总攻。驻守营口的清军原来有５０余营，２万多人。３月５日晨，因吴大澄迭次告急，宋庆挥师赴田庄台应援，营口只留３０００余人分守炮台。

日军得知清军大队已撤向田庄台，立即向营口发起进攻。这时，蒋希夷竟率所部5营步队退往田庄台，使守城兵力减半。清军虽奋力抵抗，但势单力薄，挡不住日军进攻，营口失陷。

日军占领牛庄、营口后，立即向田庄台发动进攻。日军出动了三个师团近２万人，拥有９１门大炮。当时守卫田庄台的清军有６９营，２万余人，炮４０门。

３月９日，日军开始进攻田庄台。双方展开大炮射击，４５分钟后，清军炮火逐渐减弱。日军第三师团越过辽河，向清军正面阵地发起攻击，第一、第五师团也分别从西南和东北两个方向发起进攻，使清军三面受敌。清军虽奋力抗击，但未能挡住日军进攻，阵地被攻破，田庄台失陷。

田庄台既失，辽东半岛的主要城镇尽被日军占领，清军在辽东战场全部瓦解，辽东半岛之战遂告结束。

下一章：城下之盟

[船长]

第七章 城下之盟

日军在１９８４年１１月底攻占了旅顺口北洋海军基地之后，决心扩大侵略，完成大本营的预定目标——进军山海关，直逼直隶平原，寻求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威胁京、津，迫使清政府订立城下之盟。为此，日本大本营制定了一个新的扩大侵略的作战计划——“山东半岛作战计划”。

这个计划是根据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的建议制定的，目的是进攻山东半岛，占领威海卫，封锁直隶湾，消灭北洋海军。这样，既可迫使清政府订立城下之盟，又可避免列强为保护各自在华权益而对日本进行联合干涉。为此，日本大本营决定以大山岩指挥的第二军第二师团及在国内的第六师团编成“山东作战军”，由海路运输，在山东半岛登陆。

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１６日，日本大本营命令联合舰队担任运送陆军的护航任务。伊东祐亨接到命令后，于２３日派军舰到山东半岛荣成湾一带侦察登陆地点。

荣成湾是山东半岛成山角西南方的一个海湾，西距威海卫６７公里，湾口宽阔，能避强烈的西北风；湾为泥底，适于受锚；北岸有长约１０００多米的沙地，汽艇可驶至离岸3米处，舢板可直接靠岸；沿岸丘陵起伏，适于掩护陆军上岸。日军遂选择荣成湾内龙须岛附近为登陆点，并计划在１８９５年１月１９、２０、２２日由大连分三批运送陆军登陆。

１月１８日，伊东祐亨根据作战计划，派出吉野、秋津洲、浪速３艘巡洋舰到登州游弋，并进行炮击，制造日军准备进攻登州的假象，掩护日军在荣成湾登陆。同时，派高千穗舰到威海卫港外，监视北洋舰队行动。１９日中午，联合舰队主力护送第一批运送船１９艘，满载第二师团１．５万人由大连出发，于２０日中午到达荣成湾。由于滩多水浅，军舰不能靠岸，运兵及辎重上岸均靠驳力，第一批陆军登岸直到２１日才结束。第二批运送船载第六师团１万人于２１日到达，２２日登陆完毕。第三批运送船于２３日到达，当天登陆完毕。

日军共约３．５万人，马３８００匹。２５日，大山岩到达荣成，设立山东作战军司令部，开始准备向威海卫进犯。

关于日军在荣成湾登陆，准备进犯威海卫的消息，清政府事先虽未获得准确情报，但已有所闻，即电告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山东巡抚李秉衡，要求“饬令各军加意严防”。但李鸿章严令北洋水师不准出海，并将以前陆攻海守的战略悦变为陆海并守的消极防御。

１月２５日，日军主力在大山岩指挥下，从荣成出发，分南北两路向威海卫进犯。这时，驻守山东半岛的清军有４０余营，２万多人。若能调遣得当，完全有可能阻止或延迟日军的前进。但直接指挥山东防务的李秉衡，目光短浅，胸中无数，只派孙万林等少数军队前往迎战。

１月２５日晚７时，日军先头部队到达距威海卫２５公里的白马河东岸。驻守在河西岸的孙万林军趁敌军立脚未稳，迅速发起攻击，激战两小时，歼敌１００多人，清军只伤亡２人。日军不支，狼狈溃逃。后因阎德胜破坏作战计划，刘树德也找借口率军西去，只剩孙万林孤军作战。不久，日军大队赶到，孙万林寡不敌众，不得不撤出阵地，向羊亭集退走。

白马河前哨战是中日陆军在山东半岛的首次接仗，也是日军入侵山东半岛后遭受的第一次打击。这次战斗虽然只是清军的一次小胜，但它创造了中日甲午战争中以少胜多的战例。

白马河战役后，日军长驱直入，继续西犯。１月２９日，日军第二师团占领温泉汤，第六师团占领九家疃，开始对威海卫南帮炮台后路形成包围。

１月３０日拂晓，日军首先进攻威海卫南岸的制高点摩天岭。守卫在这里的清军仅一个营，在营官周家思指挥下，奋起抵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港内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来远等舰也驶至南岸助战。日军也乱放山炮应战。日军踩中清军预先埋设的地雷，死伤枕藉。日军在军官的驱赶下继续猛扑，守军虽顽强抵抗，但因兵力太少，一营人全部壮烈牺牲。日军虽然占领了摩天岭，但也付出了重大伤亡的代价。左翼队司令官大寺安纯少将也被来远舰所发炮弹击毙在摩天岭炮台上。

日军攻占摩天岭炮台后，用炮台的大炮掩护右翼队向杨枫岭进攻。杨枫岭守军一营，在副将陈万清指挥下，抗击数倍于己的敌人，自上午８时至１１时，激战３小时，打退了日军多次冲锋，予敌以重大杀伤。敌军冲不上去，就集中炮火疯狂轰击。炮台周围的树木被击中起火，弹药库也被击中，炮台上烈焰升腾，守军伤亡过半，被迫撤退，杨枫岭炮台被攻陷。

当日军右翼队进攻南帮炮台时，左翼队也向南帮陆路炮台南侧的虎山发起进攻，企图一举攻克虎山，再向北推进，切断南帮炮台清军退路，配合右翼队实行南北夹击。驻守虎山的两营清军奋勇杀敌，炮兵也配合轰击，使日军伤亡惨重。后来，清军由于指挥官刘树德贪生怕死，弃军逃跑而自行溃散，虎山失陷。日军攻占虎山后，向北推进到风林集，切断了由南帮炮台撤下来的七八百名清军的退路。在这紧急关头，海军提督丁汝昌亲自指挥靖远、镇南等４艘炮舰驶到南岸杨家滩附近，用排炮向日军轰击，日军不支，仓惶逃走。被围清军在陈万清率领下突围。

日军攻下南帮陆路炮台后，立即对龙庙咀、鹿角咀、皂埠咀3座海岸炮台进行海陆夹攻。日军首先进攻龙庙咀炮台，守台的４０名清军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

日军占领龙庙咀炮台后，立即利用炮台上的大炮向鹿角咀炮台轰击，炮台外的长墙被炮火摧毁，日军从缺口蜂涌而上。炮台守军没有近射武器，无法抵抗，炮台被攻占。日军又利用从杨枫岭、龙庙咀、鹿角咀等炮台上夺取的清军大炮，轮番猛轰皂埠咀炮台。为使炮台上的６门１５—２８公分口径的大炮不致被日军用来威胁刘公岛炮台和港内北洋舰队，丁汝昌派鱼雷艇载敢死队前往炮台毁炮。

１月３０日，日军第二师团进攻凤林集，被北洋舰队的排炮轰退。２月１日，日军慑于北洋舰队的炮火威力，不敢沿海岸线进攻威海卫城，而采取从西路迂回的战术。２日，日军探知威海卫城内清军已全部撤退，遂占领该城，并分兵进攻北帮炮台。由于守将戴宗骞贪生怕死，６营守军先后解散或溃散。丁汝昌只好下令炸毁药库。日军不战而占领了北帮炮台。

威海卫南北海岸炮台既失，日军便以全力进攻刘公岛、日岛炮台和港内的北洋舰队。面对日军的海陆夹击，北洋舰队和刘公岛、日岛守军，在丁汝昌的率领下，奋勇抵抗。双方炮战终日，日舰始终未能靠近港口。

２月４日和５日，伊东祐亨进行鱼雷艇夜袭，击沉北洋舰队的定远、来远、威远等舰，削弱了北洋舰队的实力。

２月７日，日舰以单纵阵向刘公岛、日岛发动进攻。岛上守军奋勇还击。这一天，守军苦战终日，虽然打退了日舰进攻，却被迫放弃了日岛炮台，损失了全部鱼雷艇，形势更加严峻了。

２月８日夜，日舰偷袭刘公岛东口，用炸药爆炸防材，使东口藩蓠尽撤，门户洞开。在日军围攻日急，援军绝望，军心不稳的情况下，刘步蟾、丁汝昌、张文宣、杨用霖等先后服药自杀。１２日，美员浩威盗用丁汝昌名义致书向日本乞降。

１７日上午，日军正式占领威海卫，将北洋舰队的舰船俘获，插上日本旗，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山东半岛之战结束。

山东半岛之战的失败，使京畿完全暴露在日军的刀锋下，直隶平原无险可守。清政府被迫于４月１７日同日本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中日讲和条约十一款》（即《马关条约》）。条约规定： 中国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乏之独立自主”； 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万万两，分八次交清；……。１９世纪未叶的最后一次陆海大战，最终以中国的失败画上了句号， 中国的国际地位从此一落千丈，国势颓微，财富大量流出，人民更深地陷入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日本则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和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平银；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 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割占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张的欲望。５０年后，中国再一次受到日本军队的蹂躏， 更是哀鸿遍野，疮痍满目。

东方有一片海， 海风吹破五千年的梦；
天外有一只船， 船一去飘来的都是泪！
再不忍见那片海， 再不忍看那只船， 却回头又向它走来，
却又回过头， 向——它——走——来！

——电视连续剧《北洋水师》主题歌

（全文完）